費孝通的遠見：鄉土社會的損蝕
撰文：張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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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重建》一書，在費孝通先生學術高峰期影響廣泛。該書由儲安平主持的觀察社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印數三千冊；當年九月再版，加印兩千冊；十二月三版，加印兩千冊。
當時內戰正凶，一本討論鄉村問題的學術類著作能在短期內有如此銷量，可見當年大陸讀者的趣味和關懷。
《鄉土重建》由儲安平主持的觀察社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作者和讀者心思相通，在書中寄託很深。從動機看，是要討論當年中國從貧弱凋敝到復興繁榮的根本思路。從目錄看，逐一討論如下話題——
「鄉村·市鎮·都會」；
「論城·市·鎮」；
「不是崩潰而是癱瘓」；
「基層行政的僵化」；
「再論雙軌政治」；
「損蝕沖洗下的鄉土」；
「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
「地主階層面臨考驗」；
「現代工業技術的下鄉」；
「分散在鄉村裡的小型工廠」；
「鄉土工業的新型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資本」；
「節約儲蓄的保證」；
「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結症」。
這些話題中，包含更多分支話題、從屬話題、延伸話題。諸多更具體的話題在目錄中看不到，需要讀內文，如——
「回不了家的鄉村子弟」；
「自治單位完整性的破壞」；
「鄉村靠不上都會」；
「傳統有機配合的脫栓」；
「怎麼會窮得沒有資本的？」；
「資本從哪裡來？」；
「提高農民生活程度的道路」；
「鄉土還是我們復興的基地」；
……
這本初版於整整七十年前的書，討論的中國問題既是當時的，也是當下的。白紙黑字，在在皆證。
七十年間，中國已生驚世之變，「鄉土重建」話題保鮮至今，其間大有意趣。意趣之一，便是政學兩界自彼迄今似乎一直都欠缺足夠的感應和反應。對鄉土元氣的衰竭、鄉村問題的嚴峻、復興之說的架空，都還不免懵懂。
2
欲懂《鄉土重建》，還是先看看鄉土社會的損蝕過程。
千百年農耕社會有個機制，叫葉落歸根，構成社會的有機循環。這一循環里，人們小心伺候土地，儘力保持土地肥力，以利作物生長，滿足生活之需。生活中的所有產物，即便棄物，也都加入循環過程，如落葉化作春泥。
一寸見方的布頭，百衲成枕。一縷縷農婦的青絲，能編織成木桶的背帶。
這是千百年里鄉土中國人的日常經驗。
費先生說：「任何一個到中國鄉村裡去觀察的人，都很容易看到農民們怎樣把土地里長出來的，經過了人類一度應用之後，很小心地又回到土裡去。人的生命並不從掠奪地力中得來，而只是這有機循環的一環。甚至當生命離開了軀殼，這臭皮囊還得入土為安，在什麼地方出生的，回到什麼地方去。」
天長日久，這一循環滋養出桑梓情誼，形成告老還鄉的傳統。華僑飄洋萬里，錙銖積蓄都寄回家，死後也要回鄉安葬。
費先生有位祖輩，中舉後奉派到雲南做官，因瘴氣死在任上。其弟為接其靈柩回鄉，放棄自己前途，耗時數年，歷經艱辛，終得如願。費先生說，此事在現代文化中會以為毫無必要，但在費氏族譜上大書特書，被評為歷代事業中最偉大的一項。
漫漫歷史中，出自鄉村的文人、官員，更多的是生前即回鄉——或卸任而還，或辭官而返，或遭貶黜而回，殊途同歸。更有一直晴耕雨讀、終老家鄉者，代不乏人。這一群體綿延相續，為鄉村社會保持著地方治理和發展所需人力資源。這類人物，即便躍登龍門，身價百倍，也始終牽掛鄉里，極少忘本。不惟不損蝕本鄉元氣，尤覺有更大責任，維護父老福祉，儲備後世所需。修路、造橋、辦學、息訟、敦倫……無不盡心竭力。
「常有一地有了一個成名的人物，所謂開了風氣，接著會有相當的時期，人才輩出的。循環作育，蔚為大觀。人才不脫離草根，使中國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來源充沛浩闊。」這是《鄉土重建》的一段文字。
費先生出生於這樣的環境，祖輩、父輩也都是這等人物，熟悉得很。他習慣用事實說話，提供實證。為此，他和恩師潘光旦先生作專題研究，統計、分析了915個清朝貢生、舉人和進士的出身，結果是：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鄉村，6.34％出自城鄉之間的市鎮。
人才密度更高的直隸、江蘇、浙江、山東、安徽、山西、河南七省中，後四省的鄉村百分比超過城市。費先生說：「即以必須很長文字訓練才能有機會中試的人才，竟有一半是從鄉間出來的。」
城鄉各半的這種比例，形成了費先生所言中國社會有機循環的一項重要機制，即無論身居城鄉，進入社會流動渠道和上升空間的機會大致均等。生為小農無妨，有教無類，只要刻苦耐勞，勤於求知，同樣有上升機會，這就避免了達者越達、窮者越窮的兩級分化，維持了社會的平衡。
鄉村培植出來的人能為鄉村所用，對鄉村治理至為重要。費先生的一位老師楊開道先生寫過一本《中國鄉約制度》，說「中國士大夫對於地方事業的負責可以說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中間階級為甚」。
《鄉土重建》的觀點曾引起廣泛討論，包括質疑。面對或持階級鬥爭學說及立場的意見，費先生說：「即使我們說這些人服務地方為的是保障他們自身的地主利益，是養雞取蛋的作用；我們也得承認這和殺雞取蛋是大大不同了。」
費孝通
費先生列舉數據、表達觀點時，數千年里形成的這一循環，已在近百年歷史中被打破。他概要描述這一過程說：「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離鄉背井，不回來了。一期又一期的損蝕沖洗，發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國社會的基層鄉土。」
鄉土損蝕始於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始於教育失當。由傳統進入現代，社會需要改造，改造需要新知識。新知識要從教育獲得，而偏偏教育上出了偏差。一方面，傳授的知識與社會實際需要脫節；另方面，灌輸的觀念，社會風氣的流變，使學生不願回去。
費先生在《損蝕下的鄉土》一文批評說：「現代的教育，從鄉土社會論，是懸空了的，不切實際的。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
他舉身邊事為例，說「今年暑假很多畢業生找不到職業，……有一位老師勸這些青年回鄉去，……他們幾乎一致地說：『我們已經回不了家了』。他們依舊擠在人浮於事的都市裡，甚至有靠朋友接濟過日子。」
3
《鄉土重建》是「觀察叢書」第九種，該叢書第二種是費先生的老師潘光旦先生的《政學罪言》。該書初版早於《鄉土重建》四個月，其中也有對鄉村教育問題的討論。
潘先生對問題的分析似又深一層。他先說起「維新以還，充滿著革命論與階段論的中國」導致教育觀念的演變，接著說教育導向的本末倒置——
「我們的教育早應以農村做中心，凡所設施，在在是應該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但是二三十年來普及教育的成績，似乎惟一的目的在教他們脫離農村，而加入都市生活；這種教育所給他們的是：多識幾個字，多提高些他們的經濟的慾望和消費的能力，……至於怎樣和土地及其動植物的環境，發生更不可須臾的關係，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更能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聞不問之列。」
最後，潘先生說到更嚴重的問題：「近代所謂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這種對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話總括起來說：教育沒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我以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是錯了的，錯了，應知懺悔。」
潘光旦
「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的毛病，恐怕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不惟延續，且有蔓延，於今為烈。事實俱在，無須多言。1989年2月28日，費先生與當時的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面談教育問題，費先生說：「教育工作第一步是培養怎麼做人，其次是做一個好公民。多年來，教育一開始就是重視階級鬥爭教育，搞得人與人之間不信任。我們對教育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教人做人。」「教育工作中，根本的東西丟了。……再下去就是方針問題。我們應該有危機感。教育的危機就是民族的危機。……應該敲警鐘。否則，混都混不下去。教育是要人去搞的，現在我們培養的人，能夠承擔二十一世紀的任務嗎？」
進入二十一世紀迄今已近二十年。當年費先生的「鄉土重建」話題又被記起，顯示出強烈的現實意義，且更迫切。客觀地看，不妨說，這確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葉乃至中葉的一項根本性的建設工作。
有人重拾當年話題，繼續討論「鄉土重建」。
有人拓展這一話題，討論「鄉土還能重建嗎？」似乎不敢指望歷史上曾經的「充沛浩闊」還能回歸鄉里。
該不該有點信心？不妨先回到費先生《鄉土重建》的文字中，溫故知新。老實說，這本書面世七十年來，是不是被真正該看的人足夠認真地看過，想過，還是個問題。
我的一位年輕朋友，來自四川鄉村，讀了大學名校，留在南京，投身醫療美容業，做得風生水起。每次回鄉，總覺村莊容貌較前又見凋零，心裡難過，想：我吃穿不愁，小康，富足，就這麼下去了？再過幾十年，華髮漸生，回首往事，沒有為家鄉父老做點事，情何以堪？他是民盟成員，知道前輩中有位費先生，一生寄情鄉土中國，服務於鄉土父兄，常年奔走於農民增加收入。讀了費先生，悟了安頓身心之道，他中止了個人財富積累，回到故土。當初跟著他進城生活的父母，安然返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幫助村裡修一條路，方便鄉親出行。
另一位年輕朋友，人在上海金融圈，心寄天壤間，也是民盟後生。讀了費先生，他說：費老把一生託付給他心心念念的土地與百姓，也託付給繼承與開拓這個時代的後來者。「我們後來人看費老，看前輩們的立志、言說和行為，都應該舍枝葉而就主幹，重細節而輕末枝，得其精要才好。費老是一部大書，如果我能通過文字體悟費老的精神，理解費老的深意，還能扎紮實實做一些事」。
他們要做的事，費先生九泉有知，會覺「吾道不孤」。有涓滴，可望浩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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