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評委評世界級攝影大賽，解密大賽內幕

荷賽提名作品《I Just Simply Did What He Wanted》海報。來源 | WPP

嘗試多元，主創人員一半以上是女性

2月13日，人生第一次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在這個不大的城市裡呆了五天四夜，我的活動範圍不超過一公里，離開前連谷歌地圖都沒有打開過。這次看起來「不太成功」的旅行卻讓我收穫頗豐，因為在這裡，我有幸與四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媒體人一起，進行了今年「荷賽」多媒體類別的評選。

「荷賽」全稱「世界新聞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因為主辦方是位於荷蘭的「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World Press Photo Foundation），在中文世界裡被簡稱為「荷賽」。

從1957年第一屆到2010年第53屆，「荷賽」一直是單純針對新聞紀實領域內靜態圖片的評選，但從2011年開始，基金會另外發起了針對非靜態圖片作品的「世界新聞攝影多媒體大賽」（WorldPress Photo Multimedia Contest）；2016年，這個賽事更名為「世界新聞攝影數碼敘事大賽」（World Press Photo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est），又稱「荷賽多媒體類別」。

「荷賽」基金會一直努力與時俱進，不僅舉辦多媒體大賽，還在今年增設了「年度圖片故事」「年度在線視頻」「年度交互」三項年度大獎（過去只有一項「年度照片」），把多媒體放在了和靜態圖片齊頭並進的位置。

另一個變化是，交互作品不再評定一二三名，評委會根據三個提名作品的特質「量身打造」獎項名稱，它們最終會獲得價值平等的獎。交互作品的創作空間巨大，不同形式的作品很難分出高下；獎項名稱的「定製」也能引導行業去關注一些創作要素。不過這三個作品裡還是需要選出一個最優秀的額外授予「年度交互」大獎。

評委需要評的獎項有：兩個視頻類別（「長視頻」「短視頻」）的一二三名；交互類別的三個提名作品，並「定製」每個作品的獎項名稱；「年度在線視頻」和「年度交互」獎項。

五位評委分別來自中國、印度、美國、阿根廷和荷蘭。印度的Zahra Rasool是評委會主席。她目前在紐約工作，帶領半島（Al Jazeera）的VR工作室。美國的Zoeann Murphy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視頻記者，阿根廷的Gema JuarezAllen是獨立電影製片人，荷蘭的Sara Kolster是獨立交互產品設計師。

我自己目前也在紐約工作，負責線上雜誌《中參館》（ChinaFile）的圖片、視頻、數據可視化內容和一些創作基金的評選。本來組委會還邀請了另兩位來自美國和肯亞的評委，不過他們因為臨時意外沒能參加，反倒是讓荷賽實現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全女性評審團。

荷賽多年來一直被詬病獲獎作品不夠多元化、創作者太過集中於西方發達國家男性、國際選題多見固化思維視角，很多人認為荷賽過去偏重西方男性的評委組成鋪墊了這一現象。

在近幾年業界激烈的討論聲中，荷賽也在努力做出改進，今年的靜態圖片類和多媒體類的評委會主席都是女性，評委的地域背景也很注意平衡。評選過程中我們並不能查看作者的國籍或性別，在官方宣布提名時才知道創作團隊的具體信息。最後我們驚喜地發現，今年多媒體類選出來的九個作品分別來自九個不同的國家，而且所有主創人員里超過一半是女性。

評委團合影，左一是評委團秘書。攝影 | Frank van Beek, Hollandse Hoogte

評選流程持續三整天

今年多媒體大賽一共收到300份作品投稿，在我們進行評選之前，已經有一群業內專家線上將作品篩選至60個，每個類別剩20個。

整個評選流程持續三整天。

評委會來到阿姆斯特丹後，會對每個類別進行三輪評選。第一輪，是對作品的限時瀏覽：交互作品在合適的設備上（電腦、平板、手機、VR頭戴等）瀏覽5分鐘，長片視頻會統一在大屏幕上播放前5分鐘，短片視頻播放前3分鐘。限時瀏覽後，評委會打分，最後分數最高的前七位進入第二輪。

這個評選規則對視頻尤其挑戰，如果一個視頻在前幾分鐘沒有交代清楚意圖並吸引觀眾，基本就沒有希望進入下一輪了。這個設計十分迎合視頻在網路上的傳播規律。

第二輪時，評委會有15分鐘的時間來體驗每個晉級的交互作品，並且觀看每個晉級視頻的完整版。觀看前工作人員會念作品簡介，看完後會有5分鐘的討論。

這都是第一輪沒有的步驟。討論時，鍾愛此作品的評委可以盡情發表想法來感染其他評委以爭取支持，反感此作品的評委也可以發表批評。最後每個類別評分最高的三個作品被提名。這九個作品會在第三輪被討論、打分來分配具體排名和獎項。

我和Zahra Rasool觀看一個VR作品。攝影 | Frank van Beek, Hollandse Hoogte

打分的參考標準，視覺只佔一部分，更多看的是敘事的完整度——作品的拍攝手法、聲音、剪輯、交互設計等是不是對整個故事的講述有所幫助，以及，這個基礎上有沒有更亮眼的地方——比如作品發表後引發巨大的社會影響，某項技術的創新且合理的運用，視覺和聲音幾乎達到院線水準，或者調查做得非常深入等等。評委比較不喜歡為了應用一個技術而生搬硬套，或者拍一些強化刻板印象的故事。

前兩輪里，如果有評委強烈要求重新考慮被刷掉的某個作品，需要講解自己的理由，並且召集投票，只有獲得「絕大多數」通過——也就是五票中的四票——才可以進入下一輪。這些重新被考慮的作品進入第二輪時可以直接被添加，但是要進入第三輪必須替換出來另一個晉級作品。我們有為幾個作品爭取到第二輪，但是第二輪進第三輪（也就是前三）的結果很難被重新挑戰。

最激烈的討論發生在「年度在線視頻」和「年度交互」的選擇。由於大獎的當選需要「絕大多數」（四比一）通過，場面一度在三比二僵持不下。每次投票不通過後，會進行一輪討論；但如果投了三次票進行了三次討論還是無法達成「絕大多數」一致，最後就會按「大多數」（三比二）一致的意見來決定結果。

作品首先是紮實的報道，其次是形式

今年國內對「荷賽」最大的關注點似乎集中在沒有中國創作者或中國相關話題的作品獲獎。這確實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有些人認為這是國內攝影記者轉型造成的。但是轉型的不是只有國內的攝影記者，全世界都在轉型，這就是「荷賽」要開設多媒體類別的原因。

靜態圖片在如今的媒體生態下很難承載所有的報道需求。要在一個「影像報道」（Visual Journalism）比賽里脫穎而出，作品首先得是一個紮實的報道，而形式服務於內容。如果這份報道不是單純的靜態圖片，完全可以投多媒體。

事實上，國內也確實有一些創作者這麼做了，只是沒有獲獎。大家也許不是因為轉型與否而沒有獲獎，而是因為轉型得不夠徹底，或是新的技能還沒有掌握得很好。

優秀的多媒體作品很多時候是團隊作業。國內很多攝影記者「轉型」後還保持「獨狼」的工作模式，這樣做出來的作品很難和團隊製作相比。成功轉型的記者應該能夠把任何形式的影像報道都操作得遊刃有餘，根據故事來選擇團隊、媒介和敘事策略。很多「荷賽」圖片類的獲獎者也都帶領團隊在多媒體類別拿過獎。

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國際上比較關注的和中國相關的重要話題，很多國內外的媒體人創作空間很有限；還有一些老生常談甚至刻板印象的畫面和選題，評委也比較注意不去再選了。

五個評委和秘書每天圍坐在這個桌子上進行所有工作。攝影 | Frank van Beek, Hollandse Hoogte

如果是國際上不太熟悉的中國議題，則非常考驗創作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如何把一個故事從普世的入口講起，再落腳到中國環境的某個特殊性上突出其新聞價值。一般國內的創作者平時只需面對國內讀者，不太需要動這麼多心思，所以這些作品（尤其多媒體）直接搬到國際觀眾面前，會比較難以讓人理解其意義。

尋找積極視角，避免刻板印象

這也不是唯獨中國面臨的特殊困境，世界主流話語體系外的故事都有這樣的敘事挑戰。一個美國本土的故事只用花很小的力氣來介紹背景，但是其他地區的故事就沒法這樣操作。我們在評審過程中也有討論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這絕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所有主流媒體、國際賽事、基金都做出改變，僱用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編輯記者，邀請更多背景不同的評委。

綜觀今年所有的提名作品，我還是挺樂觀的，在選題和作者的多元性上已經有看得見的改善，「降落傘式拍攝」——西方發達國家的記者短暫飛到其他地區拍攝一個他的讀者所期待看到的故事——也越來越少。

今年在評審的時候，我們尤其注意這一點，一個故事是否時在強化一個刻板印象？它是否為你帶來了對那個地區的新的認知？

我平時看作品也會很注意這一點，但是還是很容易被「套路」，比如有的作品找了一個積極的視角，我可能一下子就覺得是個好故事，但是沒意識到這個積極的視角也是建立在刻板印象的框架下。這個時候，聆聽當地人的意見就無比重要。如果一個比賽的評委、一個媒體的記者編輯組成很單一，就很難避免這個問題。

今年被提名的作品在質量上也非常上乘，沒有讓創意干擾質量、形式干擾內容。舉幾個例子：

《弗林特是個地方》（Flint is A Place）把美國一個小鎮弗林特用幾年時間從各方面來進行報道，不定期會把新的作品放到特定網站上；每個作品發布時都以不同的媒介形式和不同媒體平台合作傳播，從交互網頁到短視頻，從電視劇到電影，每個都製作精良，讓這個話題能夠長期停留在公眾視野里。

《最後一代人》（The Last Generation）把氣候變化這個抽象的議題具化到一個群島上的三個小朋友身上，可以說是非常聰明的策划了；這個網站的交互設計非常細膩，甚至每次換屏時音效的變化都有特別注意。

《來自阿勒頗的筆記》（Notes From Aleppo）最寶貴的是它的第一人稱視角。內容的創作者是來自敘利亞阿勒頗的記者Issa Touma，他之前因為戰亂離開了家。這個作品記錄了他返家的旅途，用親切的視角引導我們以另一種心態認識這個地方。

《消失期間》（In The Absence）講述的是2014年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製作團隊用三四年時間跟蹤了事件始末，採訪了事件各方，搜集了非常寶貴的錄音、視頻等素材，報道紮實，作品的畫面、聲音、剪輯和後期都非常精緻。

《不受保護》（Unprotected）揭示了一個影響深遠但非常缺乏客觀報道的現象——「白人救世主情結」（White Savior Complex），意思是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的人熱衷於在欠發達地區進行慈善活動，但缺乏對當地的理解而造成對當地民眾的傷害。

很多時候這些慈善行為只是圈層之間互相吹捧的談資，並不代表他們真的有多關心那裡的人。這個影片不僅是非常翔實的調查報道，並且在發表之後引起了機構和政府層面的行動。

主創人員得知獲得提名後的Instagram發帖，並分享了小女孩在幫助下開始進行心理治療的新進展。來源 | 網路

《「零容忍」政策遺留問題》（The Legacy of The 「Zero Tolerance」 Policy）用鏡頭告訴我們，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邊境政策對個體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影片中的主人公，6歲的瓜地馬拉女孩Adayanci，在美墨邊境被迫和父母分開三個月後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

她和家人被遣返後，製作團隊來到她的家，拍下了她在創傷中的破碎生活。最重要的是，這部影片發表後引來外界幫助她獲得了必要的心理治療資源。

搭建更包容的社區

2016-2019年「荷賽」靜態圖片類投稿人數分別是：5775，5034，4548，4738。2016-2019年「荷賽」多媒體類稿件數量分別是：369，282，308，300。2016-2018年Instagram上「荷賽」對應年數的標籤下帖數分別是：5668，7067，7118；2019年結果剛宣布不久，Instagram上標籤存在的時間比較短，無法和過往年數比較。

這些數字起起伏伏，趨勢也不太統一，很難從中得出「荷賽」近幾年熱度降低這樣的結論。這項比賽可能少了一些攝影師，但是吸引了一些新的其他媒介的創作者。可能讓一些過去獲得不少身份福利的記者謹慎了一些，但是歡迎了更多元的人群。

「荷賽」基金會還在近幾年開辦了很多新項目，包括更多展覽、線上雜誌、非洲地區攝影師資料庫和定期對全球優秀青年攝影師的選拔介紹等等。我想這每一個項目都有在觸及新的觀眾，「荷賽」也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刺激的比賽，而是在搭建一個更包容的社區。

當「荷賽」決定開始挑戰製造流行的規則時，就不可避免地在某種程度上站在了「流行」的對立面，我們也不應用「流行」的標準來評判它的價值。

最有價值的，還是從業者內心的熱度。希望那些還熱愛講述真實世界故事的人們，別停下自己的聲音。

（本文圖片由肖慕漪和WPP提供。）

撰文 | 肖慕漪 編輯 | 陳佳妮

運營 | 陳佳妮 校對 | 阿犁 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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