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魏晉風流——也談民國大師的名士風度

宗白華先生曾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世說新語》一書向後人展示了那個時代名士的生活場景，被人稱為魏晉風流。然而這樣的風流人物在後世大一統的局面下卻極少出現了。在我感嘆「名士風流已矣」的時候，不想在中國二十世紀的前三四十年中找到了一些。奇「人」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我喜不自勝，擷取幾則民國大師們的軼事與大家共同分享討論。

章太炎先生是一個國學大師，在國學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他因為反對袁世凱被袁世凱囚禁。在獄中，章先生說：「吾死之後，中夏文化亦亡矣。」這儼然不是一個近代嵇康嗎？《世說新語·雅量》記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章先生和嵇康都把自己在某一方面的造詣當成了絕學，除了他們是無人能傳授的，這種絕學會隨著他們的死亡而從此成為絕唱。在章先生之後，梁漱溟先生從日寇鐵蹄下的香港脫險，給別人寫的信中說：

「孔孟之學，現在晦澀不明，或許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系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並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後乃闡明其倫理學思想。此事惟我能做。……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乃是不會有的事！」

梁先生這段話和嵇康的話比起來，可謂是伯仲之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魏晉的人不僅語大，而且行為偏僻性乖張。《世說新語·任誕》記載了一則阮裕的故事：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在今人看來，和豬在一起飲酒，那是荒誕可笑的。但是，現代也有這樣類似的人物，他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哲學家金岳霖教授。在日軍侵華戰爭期間，金先生在西南聯大教書。他養了一隻大鬥雞，這隻雞經常同他一個桌子吃飯。他把鬥雞放在桌子上，雞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他也不介意。跑警報躲日本飛機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護雞的安全。有時時間緊了，他就抱著雞跑，其他東西都不顧了。金先生一生未婚，在他晚年，他也一直養雞，而且只養公雞，以雞為伴。在行為怪異方面，和阮裕比起來，金先生未必就差。

魏晉名士還有自覺清高、詆毀他人的特點。《世說新語·輕詆》記了一則支道林詆毀王徽之兄弟的事：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在現代，劉文典對沈從文的詆毀也是很厲害的。當他得知西南聯大聘請沈從文做教師，工資也開得不低時，氣憤不已地說：「陳寅恪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該拿四塊錢，可是我不會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在一次跑空襲警報時，沈從文也往山中跑，劉文典看到他，轉身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麼跑呢？」真不知這話沈先生聽了作何感想。但劉文典自覺清高、詆毀他人由此可見一斑。

魏晉名士也喜歡讚譽別人。《世說新語·賞譽》多記載對別人的讚賞的，其中有兩則如下：「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樑之用。』」都對別人給與了極高的評價。這在現代中國學界中也是有的。史學家傅斯年曾讚歎陳寅恪的學問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一人而已。」吳宓坦言：「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王戎給阮文業、傅斯年給陳寅恪這樣高的褒獎在今人看來可能是誇大其詞的，但是當時人卻不認為這有什麼失實。

亂世出英雄，亂世亦出名士。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理性提高，這樣的名士風流越來越少了。不過，能在二十世紀見到這些，我還是很欣慰的。至少，他們離我們還不太遠，他們給我們以真實感。看到他們，魏晉時代的名士風流我們也可大致想像得到了。

作者：石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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