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共有兩萬多個進士，這些知識分子中為何從未出過科學家？

科舉制度自從創立以來，讓寒門子弟有了機會進入統治集團，也為國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這種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撥制度被其後的歷代王朝視為根本，奉行不移。可任何先進的制度如果不加以變革，時間久了就會出現種種弊端，甚至是誤國誤民。

表面來看科舉制度好像是唯才是舉。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對於皇帝來說，他們心中都有一個十分相似的用人標準，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忠」。漢、唐以來就有「使功不如使過」、「使智使勇，使愚使貪」的說法。到了清代則更甚，統治者不僅智、勇、貪、愚、過都使，甚至還使「短」。

還有一句古話說「不患貪而患不忠」。換句話說只要是死心塌地為朝廷效命，其他都是可以容忍、原諒的。清王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更加註重漢官的忠誠了。因此，清代對用人有一個奇怪的尺度：官員才能、操守是其次，但必須要對皇帝忠心。

在這種用人思路的指導下，通過科舉選撥出來的官員也就不再注重才學了，與教育、科學的距離也越走越遠。李時珍、郭守敬等科學家，他們的成功都不是科舉制度培養的。再如清末的華蘅芳、徐壽、徐建寅父子在各自領域內所達到的造詣，也不是科舉的產物，而是科舉之外成才的。

有清一代共有26000多名進士，按照如今的學位，我們無法簡單地套上碩士、博士的頭銜。但可以確認的是，這些人中從沒有出現過一個科學家，數以百計的狀元，也沒有人涉及到科學的範疇。以清代的科舉制而言，這完全是一種落後、愚民的政策。

科舉制度這一愚民政策，早在唐代就有人抨擊它，指責科舉入仕「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北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也說，科舉所選的人才，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乃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清代科舉出身的官員整體而言，大多不具備實踐能力。以進士出身選為知縣者來說，他們到了地方兩眼一抹黑，別說是錢、糧、刑、名等具體政務，就連《大清律例》等這些必備的知識也及其匱乏。他們所知的便是四書五經和儒家傳統學說，可以寫上一手漂亮的八股文章，卻無法審理一起簡單的民事案件。

從督撫到府、州、縣的各地方官員基本上都是如此，真正能有才幹的是少之又少。如此一來，地方政務的實際操縱者便是那些體制外的胥吏。說到底，就是這些胥吏在管理大清的地方政務。因此。嘉慶帝曾說「本朝與胥吏共天下」，他知道問題的所在，卻也無法改變這一既成事實。

清代從始至終以科舉取士，導致了人才凋零的局面。正像龔自珍說的，在朝廷上見不到能幹的宰相、能幹的尚書；在城外見不到能幹的將軍；學校里沒有有才能的讀書人；農村裡沒有有才能的百姓；店鋪里沒有能幹的工匠；街道上沒有能幹的商人；甚至沒有有才幹的小偷、市儈、強盜。偶然有出現才幹的人，也會有千百個庸夫俗子起來監視、束縛，然後慢慢地扼殺。

清末時已經走入衰世，棟樑乏才，百業乏才了。新式教育是近代經濟的產物，中國出現了近代機器工業後，新式學校在中國落了戶，兩相對照，更加顯示出科舉的落伍與不合時宜。兩者並存了幾十年的時間後，科舉制度最終才拖著長長的尾巴退出了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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