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師從儒家的韓非，最後反而變成法家的代表

對中國古代思想影響最大的兩派，儒家和法家在很多方面可謂各執一詞，涇渭分明，二者似乎搭不上邊。比如，儒家說「性善」，法家說「性惡」；儒家提倡「以德治國」，法家提倡「以法治國」。二者的觀點總是針鋒相對。

但是，它們似乎又有點「淵源」：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韓非、李斯都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學生，尤其韓非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跟隨荀子（儒家）學習的韓非最後卻成了法家？

圖1 韓非（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戰國時期韓國都城新鄭人

「性惡」論：法家思想的邏輯起點

做為先秦時期儒家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觀點已經在荀子這裡發生了「變異」，其中最大的一點就是「性惡」論的提出。

與孟子只是在與他人的辯論中提到「性善」不同，荀子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性惡「。他在裡面直接提出了「人性之惡，其善者偽也」（《性惡》）的觀點。而且他認為，世界所有的醜惡和亂象都是由「性惡」導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之欲，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圖2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況，字卿

「性惡」論可謂是法家思想的邏輯起點——韓非所說的「法、術、勢」的基本假設都是「人性本惡」。基於這個觀點，法家認為，人是「需要管的」；而且由於「人性本惡」，所以用道德教化去使人向善也是徒勞的。再退一步講，就算人變得善良了，也不是道德提升的結果，而是人為的（即主觀上努力的結果，「偽也」）。

同樣的，對於「性惡」之人，不能使用「好言相勸」的方法，因為他的本性是惡的，道德感化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須用「刑名法術」。這就為法家的治國理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韓非子·心度》篇中說到，「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而這麼做的原因在於「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就是說，「好逸惡勞」是人的本性，要想克服這個問題，必須依靠嚴刑峻法。

圖3 《韓非子》是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韓非的著作總集

「隆禮重法」：由「儒」向「法」的轉變

春秋戰國時，儒家思想有一條明顯的「演變線」，就是越來越重視現實的功用：從孔子的「仁」到孟子的「義」，再到荀子的「禮」，儒家提倡的東西越來越具體、「可操作」，並且由此可窺見其與法家的思路越來越接近。其中，荀子對於「由禮向法」的轉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對於「禮」的起源，《荀子·禮論》中認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即「禮」的出現是為了調節人的本性中對利慾的追求。

而到後來，荀子發現，「禮」往往與人性發生衝突，或者說，由於人「性惡」，「禮」的運轉並非十全十美。這時候，他又提出了「法」，即此時他意識到需要一種強制性來保證「禮」的實施。所以，荀子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說法，並將二者並稱。

圖4 《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家學派最重要的著作

與學生韓非只強調「法、術、勢」不同，荀子雖以禮法並稱，但仍認為「禮」高於「法」。《荀子·強國》篇中有云：「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禮」可以成就王業，而「法」只能成就霸業。並且，如果「禮」能得到執行，「法」自然會被遵守：「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與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視「禮」，也意識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說，荀子已經將一隻腳邁進了法家的「門檻」，而他的學生韓非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成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圖5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

題外話：為什麼說「三晉」是法家思想的發源地？

說到法家，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其代表人物大都出自「三晉」地區或主要在這一帶活動。如韓非、申不害是韓國人，慎到是趙國人，李悝是魏人，而更為人熟知的商鞅在去秦國之前也主要在魏國活動。

那麼這裡面只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

三晉，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國的合成。因其國君原為晉國六卿，且於公元前453年聯手打敗原晉國執政智氏，並在日後瓜分了晉國，故合成為「三晉」。

從地理上看，「三晉」位於戰國七雄中的中間位置：西面是秦國，東面有燕、齊，南方則是楚國——可謂是在「夾縫中生存」。尤其是趙國，西邊要應對秦國不斷東擴的野心，北方又要抵禦少數民族的侵擾，所以這一地區的人可謂「生於憂患」。這種生存環境往往會使人特別重視現實的利害，即「活下去並活得好比什麼都重要」、「經世致用」比「高談闊論」更有市場。這就為法家思想的誕生和實施提供了很好的現實土壤。

圖6 戰國七雄

《戰國策·齊策》中記載的一個故事就很好地說明了「三晉」地區法家思想的深入人心。

齊國派人出使趙國，面見趙威后（趙惠文王之妻）。趙威后詢問使者有關齊國的三個「處士」的事情，他們分別是鍾離子（好施捨救濟）、葉陽子（經常幫助「鰥寡孤獨」者）和嬰兒子（孝敬父母）。可以說，他們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但趙威后並不是要讚賞他們，而是質問使者為什麼齊王沒有讓他們出來做官、輔助齊王。因為在她的眼中，一個人的價值就在於「助王」——只要你的行為有利於國君的統治，你就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表彰你的品德多高尚。

緊接著，趙威后又問起了另一個人的情況：「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說一個叫「於陵子仲」的人，既不臣服於齊王，也不治理自己的家業，更不與其他國家來往（標準的隱士作風）。

說到這裡，趙威后突然話鋒一轉：「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這是帶領人民去做對國君無用的人，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殺掉他呢？

圖7 趙威后是趙惠文王的王后，趙孝成王的母后

在趙威后眼中，只要是對國君無用的人，都應該殺掉，哪怕你只是個「隱士」。這與法家的思想如出一轍：在法家的理論中，個體沒有獨立於國家而存在的價值。如果你的行為威脅到了君王的統治，自然是要被殺掉的（如韓非所說的「五蠹」、「八奸」）；而如果你想做一個與世隔絕的人卻也是不得的（如趙威后的言論）。即一個人的存在價值完全取決於能否「助王」這一點。

自秦以降，歷朝歷代都採用「外儒內法」、「儒法並用」的思想治理國家。雖然兩者在許多觀點上都截然相反，但也並非毫無聯繫。這一點在荀子和韓非身上可以找到一些淵源，而這也是我們學習古代先賢思想的一個很好的啟發。

文:愛影

參考文獻：《士人與戰國格局》，《荀子》，《韓非子》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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