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約法》：民國憲政的起點

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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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歷史發展脈絡而言，1911年武昌起義是一場「計劃外革命」。按照清廷1906年「預備立憲」規劃，以及1908年發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中國的政治改革即便不會像預想的那樣順利，但也不致於發生根本性顛覆。然而，一切善良的期待都因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突然去世而改變。

欽定憲法大綱

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在武昌首義第二天發布的通電，比較細緻解釋了起義因緣：「清廷無道，自召滅亡。化龍知禍至之無日，曾聯合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國民意，籲請立憲，乃偽為九年之約，實無改革之誠。」湯化龍在這份發給各省諮議局的通電中細數清廷之誤之錯之罪：皇帝溥儀豎子黃口，攝政載灃愚謬昏庸：兵財大權，存亡所系，而竟擯棄漢人，悉授親貴；溥倫、載濤，童騃兒戲，分掌陸海軍部；載澤貪狠，管領度支，意在鉗制漢人。歸納如此罪責，湯化龍宣稱：清廷「強持專制，維新絕望，大陸將沉。吾皇神明之裔，豈能與之偕亡？楚雖三戶，誓必亡秦；非曰復仇，實求自救。」清廷在改革關鍵時刻，暴露出其自私本性，原本並不勢若水火的滿漢衝突被迅速激活，因而武昌起義帶有明顯的民族革命性質。

推翻清政府，重建漢人國家，是武昌起義前十幾年革命黨人的宣傳。清廷在那個時候如果能夠兌現承諾，重建一個憲政國家，民族主義，特別是復仇式的民族主義革命應能避免，只是清帝國命數已盡，溥儀、載灃、隆裕皇后的膽識、智慧，實在無力駕馭中國這艘大船；溥倫、載濤、載澤的能力、品性，也不足以與漢人同心合力，權力分享。

最初發動武昌起義的主導者無疑以推翻清廷為訴求，但是他們的聲望、資歷，都不足以出面擔綱。經過一個晚上的戰鬥，武昌全城光復，黨人集齊諮議局商組軍政府，推舉黎元洪為都督。擬電請上海黃興、宋教仁等從速來鄂，並請轉電孫中山，早日回國，主持大計。這幾份電文，均假黎元洪的名義發出。

黃興自是年春天黃花崗起義失敗，極度失望。想不到幾個月後，皇族內閣出台，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發布，各省相繼起而抗爭，尤其是四川保路運動，「風雲激發，人心益憤」，這讓黃興格外亢奮，「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復燃」，起而致信「同盟會中部總部」諸同志，密謀在清政府統治稍微薄弱的長江中游起事，進而將長江流域連貫一起，以期給清廷以巨大打擊。

宋教仁此時正在上海參與《民立報》筆政，密切關注國內政治動態，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他也迅即意識到在長江中下游發動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與譚人鳳、陳其美等組建同盟會中部總部，相機行動。

由於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武昌起義的消息還沒有傳來的時候，在上海的革命黨人陳其美等人就決定委派居正、譚人鳳秘密潛往武漢打探消息。據居正《辛亥札記》，他們二人至九江，「則見武漢下水輪避難者山積。九江岸上，兵士皆荷戟梭巡，形勢嚴重。據避難者口述，始知武昌已被我軍佔領」。 於是他們星夜兼程，13日一大早渡江至武昌，與黎元洪等軍政府領導人以及革命黨會面，交換意見。各方的普遍看法是，湖北的形勢不錯，獨立的目的已達，但是，「滿清尚未倒，各省尚未響應，我們革命不能算成功。」商量的結果，湖北方面敦促居正、譚人鳳迅速前往上海，敦請黃興、宋教仁快些來鄂。據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大眾聞黃興、宋教仁之名，極為仰慕，又聽說促各省響應，更為歡悅」。

黃興、宋教仁，均屬於「湖廣地區」的人才。湖北方面「仰慕」黃興的軍事才能，稍後，黃興的到來也確實對湖北的軍事行動多有幫助。至於宋教仁，更是廣為人知的憲政專家，湖北軍政府方面對其「仰慕」，顯然期待他在這些方面出謀劃策。

10月28日，黃興、宋教仁、田桐、李書城及日本人北一輝自上海至武昌，懾於黃興過往威名，前線將士軍心大振，士氣高漲。據黃中塏《辛壬聞見錄》，宋教仁素抱大志，留學國外，嫻於外國語文，通曉各國政治，抵達武昌後，入駐軍政府「招賢館」，曾當面對黃中塏說：「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憲國家，當憲法未成之先，雖有政府，不過臨時應急設施。而臨時政府不可無法令以資遵守，此種法令，法美先進國家皆曾經過，大抵名之曰臨時約法。今革命軍初興，諸事草創，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戰事為務，無暇注意及此。一旦臨時政府成立，倉卒莫就，必感困難。余不敏，日來閑居無事，草成約法草案若干條，擬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識者數人，枉過寓所共相討論。」 這就是著名的《鄂州約法》生成始末。

《鄂州約法》主要得益於宋教仁的貢獻，也是湖北軍政府集體智慧的結晶，特別是湯化龍的貢獻。

湯化龍原為湖北諮議局議長，是國會請願運動最重要的組織者之一。他對攝政王載灃接班後的政治逆轉非常不滿，以為清廷應該按照1906、1908年的政治承諾，讓中國儘快走上憲政軌道。攝政王倒行逆施讓湯化龍等立憲黨人非常失望，當武昌起義發生後，湯化龍毫不猶豫地與君主立憲揮別。

首義發生翌日晨，湯化龍最早站出來支持，並設法說服黎元洪就任軍政府都督。在黎元洪還沒有完全答應的情形下，湯化龍就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向外界作了明白宣布。這一點對後來中國的政治走向至關重要。

按照袁世凱、黎元洪等體制內改良主義者的看法，清廷自皇族內閣出台，確實屬於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是十年來政治改革的逆轉。但是，不論袁世凱，還是黎元洪，他們大約都沒有想到廢止、終結清朝的政治架構，另起爐灶，因為在這之前十年間，關於中國未來政治道路的爭論已經很多，也很徹底，比較讓人認同的看法，就是世界上普遍採用的君主立憲體制。這是黎元洪面對首義將士呼籲遲疑不決的原因，也是袁世凱重出江湖的價值底線。

但，湯化龍並不這樣想。在湯化龍等立憲黨人看來，歷史給滿洲人留下了足夠的時間、空間，但滿洲人實在辜負了歷史的期待，現在湖北新軍首舉義旗發難，阻止了滿洲人的倒行逆施，中國也就不應該繼續抱著君主立憲體制，應該畢其功於一役，將中國順勢引領至共和體制。

軍政府成立，黎元洪出任都督，消息傳出，漢口各國領事紛紛渡江入城請謁都督，名義上非正式酬酢往還，實際上希望通過正面接觸了解軍政府的內外政策。黎元洪此時還沒有下定最後決心，因而一再以各種理由推託，強調「地方湫隘，秩序未整，婉言辭拒弗見」。13日，法國領事來謁，軍政府接待人員循例辭謝。法領謂「地方狹隘，秩序未整，胥未足為革命病。各國革命誰非起自倉卒，如吾法國革命，旗幟不備，至有以女人衣裙代之者，至今且傳為美談。吾輩此來，蓋欽都督之為人，欲瞻風采耳。立談數語，於願已達，他非所望也。」這樣的理由無法讓人繼續拒絕，黎元洪與法領寒暄數語，法領欣然而去。

繼而美國領事亦至，適湯化龍亦在，遂與黎元洪一起會見美領事。美領問：「貴軍此次起義革命，吾輩極所欽佩，惟滿清政府所負各國外債，貴軍政府對之將如何？」湯化龍代答：「自本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以前一切外債軍政府皆繼承之，此後設有新發生債務，概不負責。」美領曰：「革命乃改進政府之手腕，民生疾苦不可不兼顧。今歲貴省水患浩大，災民遍地。設一旦饑民乘勢為亂，擾害地方，亦足妨礙革命之進行。貴軍政府對之將如何？」湯曰：「敝軍政府對此問題正在熟籌審慮之中，現擬推舉柯大臣專辦賑務，俾與革命事業同時並進。」第三個問題最難問答，美領問：「貴國此次革命，關係種族問題自不待言，於政體上有無影響？」黎元洪、湯化龍同答：「此次革命當然連帶政治問題。」又問：「擬采何種政體？」曰共和。美領隨問隨以小冊書之。問答畢，極表滿意。遂於懷中出英文日報一紙，乃漢口發行之英文《楚報》，謂上有論文一首，題為《滿州政府之不平，中國人民應革命論》。美國領事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

湯化龍以「共和」回答美國領事，乃至國際社會對軍政府未來政治架構的詢問，這個回答顯然不完全是隨機應變，而是湯化龍等人在經歷了幾年政治改革波折後，對清廷的絕望。在湯化龍內心深處，也對共和似乎有了一定的構想，他不僅擔任咨議局議長，擔任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主席，而且以進士身份留學日本兩年，如宋教仁那樣專習法律、法政，在宋教仁抵達武昌之前，湯化龍在繁忙的事務之餘，仍與胡瑞霖等一起擬定了《都政府組織條例》，繼而，「正日夜究心以制約法為一大事」。

宋教仁到來之前，湯化龍是否如此認真思考制定約法，還可以討論。但是毫無疑問，宋教仁的到來，使約法的制定迅即成為現實。經過數日奮筆疾書，宋教仁草擬約法若干條，並邀約具有法律知識者數人進行討論。據黃中塏《辛壬聞見錄》，他個人極佩服宋教仁的「偉識」，欣然前往，參與討論，陳登山、湯化龍、胡瑞霖等皆在。「宋出其稿授余等傳觀，時在座者大抵皆有職務，無暇細心研究，相與讚賞而已。」 這就是鄂軍都督府11月14日發布的《鄂州臨時約法草案》。

黃中塏說各位沒有時間細心討論，可能只是囿於他自己的見聞。據《湯化龍行狀》，「四方豪傑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黃興克強、宋教仁遁初，見（湯化龍）皆交相愛重，而先生與遁初語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館之夜分人寂，對燈促膝，所談無非約法者。如此二十餘日，議論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國之長而力避偏枯拘攣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 這個說法或許更接近於事實，儘管湯化龍的討論並不一定都被宋教仁接受。

湯化龍以「共和」為未來中國政治架構的基本原則，這一點與宋教仁最近幾年的思考也相當吻合。

過去的研究，普遍將宋教仁視為革命黨人的領袖，是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這些判斷當然不錯。但是，同樣為革命黨人的領袖，每個人的思想見解並不一樣，所採取的路徑也有差別。

宋教仁和所有革命者一樣，都是為了中國富強、現代而走上革命道路，而他和那個時代幾乎所有革命者一樣，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因為清廷的不改革，或改革令人失望，不徹底。反過來說，一旦清廷踏上變革之路，宋教仁以及其他許多革命者，也願意放棄暴力的革命抗爭，回歸主流社會，參與變革。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宋教仁完成《間島問題》寫作後，並沒有用來批判清政府賣國、誤國、無能，沒有以此論證革命的理由，相反，宋教仁想方設法將這部作品轉給清政府，期待清政府用他的研究，運用政府力量，通過外交渠道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甚至還可以說，宋教仁也期望以此作為見面禮，重回主流社會，參與國內已經開始的政治變革。

對於宋教仁的《間島問題》，駐日公使李家駒、吉林邊務督辦陳昭常、外務部尚書袁世凱等，都格外重視。袁世凱、外務部遂電令駐日公使安排宋教仁回國。公使館將此意通知宋教仁，宋表示：「我系通緝有案之人，焉能回國？」「公使館據以告袁，袁複電允請西太后取消通緝，並賞四品京堂官職。宋乃就商於孫（中山）、黃（克強）及同盟會諸同志，得孫同意。宋方擬成行，忽收到由民報館轉來兩信，封面書『宋京卿啟』，或『宋京堂啟』，信中大意云：『你既然回國做官，請講點情面，將來我等回國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獲，請勿用刑訊。』宋閱後痛哭流涕，遂決計不回國。」 這是宋教仁沒有回國的主因，由此也可見，在宋教仁的意念中，革命、改良，並沒有勢若水火不共戴天的鴻溝，當改良沒有發生時，宋教仁積极參与革命；當改良發生了，而且朝廷也在認真去做了，就應該放棄革命，參與改良。

宋教仁沒有藉助於《間島問題》順利回國，沒有像劉師培夫婦那樣退出革命，參與正在進行的改良。這個無意中的結局成全了宋教仁的一世英名。

沒有回國介入政治變革的宋教仁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在此後幾年用很大力氣研究各國憲法、政體，研究中國未來所應採取的體制。對於清廷主導的預備立憲，宋教仁也有很多專業性評論，大致上說，他認為清廷主導的憲政改革可能在一開始就有問題：

朝廷編定憲法，皆模擬日本之欽定主義，以為日本皇統萬世一家，天下最有利安全之憲法，莫日本若也。

雖然，近日日本亦有幸德秋水等，謀以炸彈危其皇室，則又何以稱焉？

甚矣，日貨之不中用也。

很顯然，宋教仁不認為中國的國情與日本相仿，更不認為中國的憲政應該追隨日本的路徑，中國的憲法應該另起爐灶，可以參考日本，但決不能皆模擬日本。

宋教仁的預判，沒有多久就得到了驗證。1911年5月8日，中國原本應該在這一天進入一個全新的憲政時代，然而清廷帶給中國人的卻是一個皇族內閣。這不僅讓國人大跌眼鏡，而且引發此後持續的政治抗爭。宋教仁對於清廷立憲的失望，主要是憲政改革的主導者沒有弄清憲政的意義，不知道所謂憲政，就是憲法最大，一切政治設施都必須在憲法的框架里進行：

夫立憲之根本，孰有大於憲法者？立憲之精神，孰有大於立法機關之作用與責任政府之組織者？天下豈有虛懸一憲法於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責人民之服從，而猶謂之立憲者乎？又豈有立法機關之作用與政府之組織不合憲法政治之原則，而猶謂之立憲者乎？

宋教仁從資政院的功能、皇族內閣之不妥，判定「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現政府之所謂立憲，偽也，不過欲假之以實行專制者也；其所以設資政院，立內閣，非以立憲國之立法機關與責任政府視之者也，故其所以對付資政院之許可權與內閣之組織者，亦不得責以立憲之原則者也；其所謂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面，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者也」。宋教仁的結論就是一句話：「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

政府不可能引領中國走上憲政之路，這是因為清廷主政者不明白憲政改革的本質，不知道憲政改革的要義在於權力分享，在於約束君主、政府的行為。既然清廷主政者不明白這些道理，或者明白但根本不準備實行這些憲政原則，那麼在宋教仁的概念中，君主立憲已成過去，未來的憲政中國，一定要排除君主專制：「今後吾國政治變革，結局雖不可知，然君主專制政體，必不再許其存在，而趨於民權的立憲政體之途，則固事所必至者。」

基於這樣的認識，宋教仁將為新生政權起草一個「非君主」的憲法，已經沒有任何疑問。

宋教仁

經過差不多半個月討論、修改，鄂軍都督府總監察處11月14日發布議決《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及《官制草案》的特別通告。《鄂州臨時約法草案》簡稱《鄂州約法》，共7章60條。7章目錄為總綱、人民、都督、政務委員、議會、法司、補則。《鄂州約法》以人民為本位，人民享有現代憲政國家所擁有的全部權利。

至於國家的權力機關，《鄂州約法》的制度設計充分體現了三權分立的憲政原則。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續舉時得連任，但連任一次為限；總督代表政府總攬政務，統率軍隊，任命文武職員；政務委員依都督之任命執行政務；議會由人民於人民中選舉議員組織之，享有一般憲政國家議會的同等權利；法司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組織之；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宣告，不得免職。

《鄂州約法》是民國憲政的起點，是中國在排除了帝制，排除了君主立憲體制後第一份共和制憲法。這部憲法還不是那麼嚴密，也不是那麼詳盡，但其三權分立、人民至上的原則，無疑獲得了充分體現。這個約法成為民國憲政的原點，約法起草者宋教仁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議會迷」，從更廣大的歷史視野說，宋教仁可謂中國憲政之父，是現代國家的重要開啟者之一。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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