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讀經典 | E·B·懷特：我熱愛自由，這種熱愛由來已久

自 由

文/ E·B·懷特

E·B·懷特被譽為「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隨筆作家」，但我們更熟悉的可能是他的童話三部曲《夏洛的網》《精靈鼠小弟》和《吹小號的天鵝》。

今天推送的《自由》即是懷特最著名的散文之一，於1940年7月首發《哈潑斯》雜誌發表。當時美國尚未加入反對納粹的戰爭，世界正處於納粹──蘇聯條約的時期，無論左派或右派都忽略了極權主義對民主的威脅。懷特此文發表之後立刻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時至今日仍被認為是了解美國精神的重要文本。

一起悅讀俱樂部2018年5月19日第376期的周末沙龍上和讀友共讀之後也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今天在一起回味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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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城的路上，我常常發現，人們會通過重新裁剪衣服來趕時髦。而上次進紐約市，我發現，人們在改衣服的同時，似乎也重新裁製了自己的思想──改小腰部的同時，收緊信念；縮短袖子的同時，裁掉決心；人們從歷史的最新一頁，抄來精美的設計，用款式新穎的知性套裝打扮自己。我覺得人們跟隨巴黎似乎跟得太久了。

我必須承認，我有些反胃。看到有人參照在國外取得成功的新暴政調整自己的思想，我總是感到噁心。因為，在我看來，由於其自身的根本局限性，法西斯主義似乎容不下任何折衷或合理性；此外，一些人居高臨下的姿態也讓我非常惱怒，他們認定我對自由的樸素信仰是不成熟的表現。如果說，認為人應該自由地生活，是一種幼稚的想法，我倒是非常樂意抑制自己的發育，讓世界上其他所有人去成長。

我可以給大家彙報一下我在紐約聽到的奇談怪論。有位男士對我說，他認為，也許納粹的理想比我們的憲法制度更加完美，「因為，你有沒有發現，紀錄片里那些年輕的德國士兵，有著多麼俊朗機靈的臉蛋啊！」他還補充說：「而我們美國的年輕人，只知道整天看電影──他們簡直是一塌糊塗。」這便是他對現實的總結，這便是他對新歐洲的解釋。他的一番話驚得我面容失色。如果說這代表了我們的智力之巔峰，那麼，穩步進軍的獨裁者，將會在我國海岸所向披靡。

還有人跟我說，我們關於人民政府的民主概念，已逐漸式微，不值一提了──「因為，英國已經變得腐朽不堪，那裡的工業城鎮一蹶不振」。只因為這一點，他便認定民主已經不可救藥；他一副洋洋自得的樣子，彷彿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善於對衰敗進行剖析，彷彿他對現狀的觀察，是最為「明察秋毫」。

還有一位先生對我說，對所有政府都一視同仁、嚴肅對待的人，都是容易受騙的傻瓜。他說，你應該能確信，除了腐敗還是腐敗，「克列孟梭（Clemenceau）在凡爾賽的所作所為」足以為證。他說，那場戰爭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只不過是又一次戰爭罷了。一番堂而皇之的論證之後，發泄完的他平靜下來。

還有一位，看到我隱隱有種熱血沸騰的跡象，便斥責我不該拋棄超脫的態度，批評我的觀點純屬懷疑論。他宣布，他是不會被任何胡言亂語所迷惑的，他寧願做一個天真的旁觀者。他說，這才是所有明智的人應該做的。（我注意到，他事後又打來電話，對自己的上述觀點作了補充說明，彷彿在乘計程車回家的路上，他也喪失了幾分天真。）

這只是我周圍流行的幾例街談巷議罷了──這類言語充滿失敗主義和幻滅感，有時還充滿著造作的天真。現如今，人們正在迅速地自相殘殺，並且用彌天大謊來互相欺騙。縈繞在我耳際的這類議論，一旦累積起來，其擾亂人心的效果非常可怕。它們比俯衝轟炸機和雷區更具殺傷力，因為它們所攻擊的，不只是個人的前沿陣地，還有他的防禦工事。在我看來，這些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從未為自由而奮鬥、從未理解自由的人；還有一種，則是叛徒。我本以為我能看到義憤，可最後看到的，卻是麻木不仁以及模稜兩可的默認，這態度猶如孩子吞下苦藥丸。有一位先生讓我看到了反猶情緒正在不斷增長，這位先生沒有懷著羞恥之心含淚注視殘忍的反猶現象，而是袖手旁觀，彷彿是在用精心打磨的透視鏡觀察著這一切。

在如今這個時代，人們至少可以做到表明態度，擺明立場。在一個半世紀前，人們懷著狂喜、忠誠和激情去慶祝自由在美洲大陸的誕生，我對自由的信仰之情，與此相同。我正在迅速撰寫我的宣言，就彷彿為了去趕一班火車而匆匆刮著鬍子。國外所發生的事件，給人們一種迫在眉睫之感。而其實，我並不覺得時間有多緊迫。如果我的文字已經給讀者造成這種印象，我向各位表示歉意。我只是想在自己變得遲鈍之前告訴人們：我熱愛自由，這種熱愛由來已久，處在這種狀態中的感覺很美好；對於那些只因法西斯主義和獨裁者打贏了戰爭，便開始順應他們的人，我深表懷疑。這種順應散發著惡臭。我捏緊鼻子。

從記事時起，我就已經萌生出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生活的意識。我所指的，不只是行動的自由，更是生活中那種看上去無拘無束的特質。我在旅行時攜帶著關涉神聖密約的秘密文件。憑藉著直覺，我一直都能察覺到這份極端重要的密約，它由人們和自己所訂立，它讓人們完全屬於自己，將自己與萬事萬物視為等同，凡事皆依靠自己，但也能夠善用任何機會（比如他與一顆行星之間的偶然聯繫），他會像一隻獵狗般執著於自己的愛好。我最初和最熱烈的戀情，就發生在我和那被稱為自由的事物身上，它是媚惑無比的美女，危險、美麗而又莊重，她能為我們所有人提供生機與活力。

自由誕生於縈繞於心頭的神秘暗示（我相信每個孩童都領受到這種暗示）；那暗示關乎精神生活；也關乎人類心中的上帝；那暗示告訴我，大自然通過「我」來彰顯自身。這種難以捉摸的感覺是如此動人，如此令人難忘。它誕生於人生的早期階段：比如說，在夏夜裡，一個男孩坐在門前的台階上，心裡沒有什麼特別的念頭，突然，他彷彿全身沐浴在新的知覺中，第一次聽見了的蟋蟀有節奏的鳴叫，心中充溢了一種新奇的感覺，他把自己同自然界的夥伴昆蟲、青草和黑夜視為同類，在混沌中感覺到一個聲音在回答著那困擾眾生的問題──「『我』是什麼？」

又比方說，有個小女孩從她寵愛的小鳥的墓旁回到房間，她倚著窗檯，胳膊肘撐在窗台上，呼吸著陌生的死亡氣息，突然，她意識到，她自己也是這整個故事中的一部分。再比如說，孩子稍稍年長一些之後，第一次邂逅到一位了不起的老師，這位老師偶然的一句話或一種情緒，就喚醒了學生的內心，年輕人從此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力量，並以獨立的人格活在世上。

我認為，這種知覺一定是作為一種「與上帝同在」的感覺，在許多人身上不斷發展的，它是一種內心的爆發，其動因，是人的敏感性，以及神聖的存在感——認為人的存在不同於純粹動物性存在。這便是人與自由的初戀。

然而，一個人的自由狀態分為兩個方面：一種是本能的自由，人類作為動物在一顆行星上所體驗的自由；一種是實踐的自由，人類社會的特權成員所享有的自由。相對於前者來說，後者能夠更普遍地為人們所理解，受到的讚美更廣泛，面臨的挑戰更嚴峻，受到的討論也更熱烈。它代表的，是自由實用和外在的一面。

如今，似乎只有美國才能提供自由權、特權和自由的手段。這片國土仍歡迎公民們寫劇本、寫書、畫畫，他們還可以通過集會討論問題，既可以表達贊同也可以表達異議，可以在公共場所搭起臨時演講台，可以在學校選擇任何科目而無須經過審查，可以開庭審理任何案件，可以譜寫音樂，可以與鄰居談論政治而不用擔心秘密警察的竊聽，可以交換商品也交流思想，可以在需要嘲笑政府的時候嘲笑它一番，可以在報紙上讀到關於真實事件的真實新聞，而不是國家僱傭的傳聲筒所編造的假新聞。這是事實，每個人都應該予以深思。

就行星層面來說，自由就是，感覺自己屬於地球。就社會層面來說，自由就是，在一種民主的結構中感到輕鬆自在。

雖然阿道夫·希特勒是個不受束縛、發育成熟的個體，但我們無法在他身上發現這兩種感覺。在讀了他的書之後，可以推測出，他對地球的感情，不是對共享的渴望，而是極端的佔有慾。他對人類的感情，不是希望與之和平共處，而是希望他們被一個具有超凡才智的人擺布，並被其標準化──在他這裡，人們的生存，並不意味著個性的充分發展，而是意味著讓他們的個性服從於共同的種族命運。當你在希特勒的文字中看到他對全人類的那種蔑視時，你就不會再認為他對日耳曼民族命運有多麼專註了。 「我已學會，」他寫道，「……看透人們那極為原始的觀點和論點。」對希特勒來說，普通人就是被人隨意利用和領導的原始人。他頻繁地把人民稱為綿羊、笨蛋、魯莽的白痴──而他恰恰要讓這些人絕對忠誠，他許諾說，要給這些人最終的獎賞。

在美國，我們的社會建立在對個人的信任上，而不是對個人的輕蔑上，因此，生活的自由原則能夠得以倖存。我相信，該原則必須、也必將存在下去。理解自由，是所有決心追求自由的人都應該學會的；而熱愛自由，則是眾多美國人與生俱來的秉性。對我來說，與自由共處一室，共處一個半球，仍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情。

《我的奮鬥》一書的作者，一生中最早發現的真理之一（對他而言也是最有價值的）就是：在群情高漲的時刻,激發大眾投入高尚或可恥行動的，不是書面語，而是口語。與口語不同，書面語是人們私下研究的對象，研究者不是根據周圍其他人的想法，而是根據每個人自己的理性標準，對其進行冷靜的評判。「我知道，」希特勒寫道，「與書面文字相比，通過演說爭取到的人，要得多……」隨後，他又輕蔑地補充道：「讓我們告訴所有的文人和政客，特別是今日的文人和政客：世界上最大的變革，從來都不是由鵝毛筆引起的！不，筆杆子一向用來從理論上激發這些變革。」

幸運的是，我沒有試圖改變世界──有人正為我改變世界，而且速度驚人。但是我知道，人類的自由精神一直存在於本性中；它不斷再生，從未被火或血抹殺過。我寫下以上這番話，僅僅是為了（借用希特勒的說法）從理論上激發這種精神。我本人是個手握鵝毛筆的文人，我沒有誤解「爭取民眾」的意思；但這些天，我為這枝筆而感到無比自豪，因為通過歷史，這枝筆已經證明，它是給人們接種的注射器，它使自由的胚芽永遠在人的體內循環，這樣一來，任何國度、任何時候，都會有傷寒瑪麗（Typhoid Mary）式的種子攜帶者存在了，他們只需通過接觸或榜樣作用，便能感染別人。所有的專制暴君都害怕這類人──暴君們焚書坑儒，暴露出內心的恐懼。今天，一個作家在懷著極大的滿足感進行寫作，因為他知道他將是第一個掉腦袋的人──甚至比政客們的腦袋掉得還早。對我來說，這樣更好，因為如果塵世的命運拒絕給我自由，我就會變成行屍走肉，如果被法西斯主義統治，我情願做一個沒有腦袋的人。因為在那種環境中，腦袋將沒有任何用處，我一點也不想承受如此沉重的累贅！

張文武 譯，選自《美國理想之書》，安徽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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