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雞塊為何成為現代社會的象徵？
炸雞塊為何成為現代社會的象徵？
在很多國家，雞肉已經是最受歡迎的蛋白質來源
在很多人眼裡，現代社會的象徵不是汽車也不是智能手機，而是美式快餐里的炸雞塊。在很多國家，雞肉已經是最受歡迎的蛋白質來源，到2020年，它將成為全球產量最高的肉類消費品。歷史將會記錄下人類在21世紀每年殺戮500億隻雞的習慣。
有趣的是，這一現象的形成並不是因為人類天生就喜歡吃雞，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得人類朝著這一方向發展而已。歷史上的每段文明都習慣區分「你們」和「我們」，但資本主義卻只在乎「自然」和「社會」。
以哥倫布為代表的探險家發現了歐洲以外的世界，這些尚未被工業洗禮的新大陸充滿了各種各樣富饒的自然資源——在資本家看來，這些資源全部都可以用來被轉換成利潤。
動物相應地也成為了自然資源中的一部分，開始大規模地成為人類的盤中餐。在二戰之後，肉類生產成規模地擴大。在1961年這一年，全球肉類和蛋類消費量比起1911年翻了一番，動物屠宰量則擴大了八倍，從80億隻變成了640億隻。
在現代社會，肉蛋類產品的生產效率令人震驚。得益於低價飼料的普及，肉雞養殖場可以在五周之內將一隻小雞養育成重達兩公斤的出欄雞。在1970年到2000年的這段時間，火雞出欄時間也縮減了一半。在20周的時間裡，一隻16公斤的火雞就可以準備好被抬上美國人的感恩節餐桌。其他的肉類生產也大多遵循同一套路。不過，肉類大規模生產的負面效應也開始顯現：全球14.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來自於畜牧養殖業。
肉雞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就變成炸雞塊，資本主義的大規橫生產模式在廉價勞動力的搭配下做到了。畜牧業工人的薪水通常很低：在美國，消費者每花費1美元在炸雞塊上，其中僅有兩美分會進到畜牧業工人的口袋裡。在肉雞生產線上的工作通常也是重複且極其枯燥的，長期下來，這種工作對工人的身心健康會產生損害。阿拉巴馬州的一些畜牧業工廠越來越難以招聘到願意做這類工作的人。
為了解決勞動力缺乏的問題，一些畜牧業工廠開始僱用囚犯，每小時只需支付他們大約25美分。在俄克拉荷馬，一些工廠主則看中了戒毒所的潛力，他們認為重複性的枯燥工作將有利於幫助癮君子脫離毒癮——最重要的是，僱用這些人的花費跟僱用囚犯一樣便宜。
從拉美而來的新移民現如今是美國農業最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來源。在上世紀80年代，肉類加工行業的資本方們受夠了工會工人日益壯大的勢力和談判權，他們乾脆直接用廉價的移民勞動力集體換掉了工會工人。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又引入了另一波來自墨西哥的移民，資本主義對廉價勞動力的渴求就這樣在全球化進程中持續得到滿足。美國和墨西哥之間連綿的國境線被美國極右翼政治勢力用來散播仇恨和恐懼，而資本主義卻毫不介意它所帶來的無窮無盡廉價勞動力的強大潛力。
今天的農產業生產和蘋果手機的組裝別無二致，一切都是以效率取勝。效率越高產出的產品數量就越高，產品的單價才會降低到幾乎人人都可以負擔的水平——現代社會，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每家每戶每天都能吃上肉的較高生活水平和農業的大規模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得益於低價飼料的普及，內雞養殖場可以在五周之內將一隻小雞養育成重達兩公斤的出欄雞
讓家家戶戶都能吃上肉（哪怕是炸雞塊這種不健康也算不上美味的肉）看起來像是社會生產力大步邁向繁榮的結果，但其背後的推動力仍然是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們對利潤的無盡追求。
在19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西方工業國家的無產階級都過著食不果腹的艱苦日子。工業革命造就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是以無產階級的血淚鋪就的。那一時期的大文豪狄更斯在其著作《霧都孤兒》里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主人翁奧利弗因為斗膽提出多要一勺稀粥而被趕出了孤兒院。無產階級在物質方面的極度匱乏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國際其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壯大。
二戰之後，吸取了教訓的歐美資本家們決定通過提高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方式來避免社會動蕩。他們認為，如果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能夠在八小時工作制、一周五天的體系下，為全家人提供足夠的食物，那麼現有的體系便可以繼續維繫。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提高農業產量進而大幅度地降低食品價格成為比較現實的途徑。這一時間段里，無數種類的穀物被進行雜交試驗，以找到最能提高產量的新品種。西方國家的財團不僅在自家的田地里開展農業產業化革命，比如大規模使用化肥和農藥以及自動化灌溉系統等，還在發展中國家開展了所謂的「綠色革命」，試圖將全球農業融為一體。
比如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分別於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派遣農業專家到墨西哥和菲律賓設立農業研究中心，選育和推廣高產稻麥品種。種植改良後的品種，與現代農業科技的擴大利用相結合，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家從上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了農業產量大幅增加的現象。美國國際開發署官員威廉姆用「綠色革命」來描述這一成就。
廉價食品一直是維持訂單的心，圖為紐約一個99美分商店
這種努力成功了。在20世紀下半葉，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獲得了穩定的食物供應。消除了飢餓的威脅。在1950年到1980年的時間裡，全球糧食總產量和畝產量分別增長了兩倍多。印度的小麥畝產量在1960年和1980年間增長了87%。
與此同時。農產品作為全球化商品的定位也由此形成。上世紀60、70年代間，全球穀物出口額增長了將近三倍。可以說，資本家們力圖通過降低食品價格而穩定社會的策略奏效了。
然而這一策略卻只能說是讓壘球—部分的人口受益。印度的小麥畝產量雖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印度人民的小麥消費量卻並沒有相應地得到提高。在那些作為西方國家商品糧基地的發展中國家，飢餓現象仍然廣泛存在。不管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產量提高了多少，單價又相應地降低了多少，這些國家的國民總是無法負擔自己土地上產出的農產品。
儘管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階級在二戰過後過上了一段收入持續增長的舒服日子，但這種情況自20世紀80年代起發生了逆轉。以美國前總統里根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家推行了親商主義並限制工會權益，工人階級的工資收入水平開始停滯甚至下降。有趣的是，這段時間某些商品的物價反而沒有上升，而是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雞肉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得益於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開啟，墨西哥出產的廉價肉雞開始橫行美國市場。美國大豆產量的上升（大豆是生產雞飼料的廉價原料來源）也使得肉雞生產變得越來越大規模。
北美自由貿易區一開始是不包含農產品的，但墨西哥政府堅持要加入這一項，因為墨西哥決策者希望這能使得該國的小農經濟向集約化和工廠化轉變。這一希望得到了實現，墨西哥的農民大規模破產。往美國移民成為了選擇之一。
以炸雞塊為代表的現代大規模農業陷入了兩大困境：它剝削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利益。讓這些國家的人們持續停留在飢餓中；另一方面又催生了快餐文化，使得發達國家出現了越不健康的食物越廉價的趨勢，窮人的肥胖率開始飆升。
除此之外，它造成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同樣令人擔憂。這是因為大規模農業生產總是能源集中型的，需要大量的石油、淡水和電力來維持運轉。而家畜牲口數量的成倍增長也意味著它們每天對外排放的溫室氣體在增長。在21世紀，農業以及為農業服務的伐木業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佔到了總排放的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之多。
更可怕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越來越頻繁的極端天氣（包括乾旱和洪澇等）又會使得農作物減產，這意味著現代大規模農業的成果或許將到頭來變為一場空。科學家們預計，在下一個世紀，全球農作物因氣候變化而造成的減產將會達到最少5%，最多50%的水平。
作者：毅濤
來源：《看世界》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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