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身家不清白的人"：張國燾在軍統的日子
作者：黃禹康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張國燾於1938年叛變投靠國民黨，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張國燾正式加入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任特種政治問題研究所主任，少將軍銜。在軍統局裡，這可是—個不小的官職。所以，不少原國民黨特務都對張國燾嫉妒得要命。因為當時在軍統局裡，只有戴笠和鄭介民是中將級，其他最多也只是少將。張國燾也確實十分得意，由於蔣介石還給了他一個軍委會中將委員的空頭銜，所以，他去軍委會開會時，便穿上軍服，掛上中將領章。但他也挺知趣，到軍統局工作時，特別是去見戴笠時，大都穿便服。據曾任軍統局七處處長的沈醉回憶說：「有一次，戴笠約了幾個處長去吃飯，也邀了他，我們都是掛少將領章，只有他一個人掛中將領章，他便感到有點尷尬，因為別人雖只掛少將，但權力都比他大，他只是限於研究範圍，所以大家在談日常工作時，他一言不發。」
張國燾在中共黨內近18年，對於中共的所有內情基本掌握。對此，沈醉回憶說：「戴笠企圖利用張國燾過去在中共的地位和關係，大搞對中共組織內部進行打入拉出的陰謀活動。最初對張國燾寄以極大的希望，滿以為只要他能賣一點力氣，便可以把共產黨搞垮；張國燾說要在陝甘寧邊區設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馬上照他的計劃辦理。真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這時張國燾不僅是戴笠宴客時座上最受歡迎的嘉賓，也是戴笠引為最得意的部屬。他每次請客準備邀請張國燾去參加時，往往先告訴他的朋友，並且用很驕傲的口吻先向朋友們介紹說：『明天你來吃飯時，便可以看到共產黨裡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戴笠雖然如此器重張國燾，但對張國燾是存有一定戒心的。據沈醉說：「軍統局一切重要會議不邀張參加，對他有點敬而遠之。可能防止他對軍統也來『研究』吧！軍統中許多科長一級的中等骨幹都沒有和張國燾往來過。有的只聞其名，未見其人。我由於負責總務工作，與各單位都得往來，除不過問各單位業務外，凡涉及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能過問。不過我當時對張國燾主持的那個研究室卻不感興趣，幾年中我才去過兩三次。」
軍統特務對張國燾處處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顧生活的勤雜人員，都是經過主管總務的沈醉一一挑選的。這些人既照顧他的生活，也「兼顧」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許張國燾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為了表示他對國民黨的忠誠，不使人有所懷疑，他在會客室與客人會面時，從不把門關上，有時還故意放大聲音說話，在自己家裡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儘管如此，他知道自己寄人籬下，只能處處加倍小心。
張國燾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使出渾身解數為戴笠賣命。上任伊始，張國燾首先抓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的組建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研究室基本上搭起了架子。研究室下設秘書室、聯絡組、研究組，另外還設一個招待所。秘書室設秘書1人、助理秘書1人。特研室的工作主要是用來對付共產黨的。特研室辦起來後，張國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一個訓練特務的學習班，名曰：「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訓練班的課程主要有蔣介石的言論集、中共問題、馬列主義之批判、情報學等等。張國燾親自擔任馬列主義之批判這門課，每周兩小時，內容主要是如何從思想上、理論上反共。他把共產黨最擅長的思想教育和理論教育方法搬到了為國民黨訓練特務的特訓班上，而且下了很大功夫備課，很賣力氣地講給學員聽。但效果如何呢？雷嘯岑在《我所知道的張國燾先生》一文中回憶說：「經過四小時講課後，學員們的反應態度很冷淡，總是不如對某位教師所講的愛聽；張國燾即將某教師發給學員的講義，詳加審閱，乃知其內容全系聲張武力剿共的那套理論，幼稚可笑，然很受學員們歡迎，張國燾深感失望。即不再前往授課了。」
特務們不僅不喜歡他的課，連他這個人也覺得討厭了。據張之楚說：「在特種工作人員訓練班第一期結業典禮的時候，典禮一畢，教官、學生以及軍統局有關負責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張國燾均在場。正當入席的時候，別的教官都互相關照，彼此打招呼入席，唯獨沒有一個人請張國燾入席。張國燾的處境極為尷尬，坐不是，站不是，不知所措。後來戴笠見了，才忙過來，請張國燾入席。」
張國燾主辦的訓練班為期半年，因為學生是從別的特務訓練班挑選來的，一般特務課程大都學過，不需要再去講授。第一期畢業後，戴笠又立刻讓他開辦第二期。當時，戴笠對訓練班的畢業生寄予極大希望，在分配他們去西北前，分批接見。接見時，戴笠一再鼓勵他們應竭盡全力去完成「領袖」賦予的「光榮任務」。但這些學生所學的知識到實踐中去，根本無法運用。有幾個張國燾認為最得意的學生，拿著他的親筆信，去找張國燾過去熟識的人，結果有去無回。戴笠一看訓練班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勉強辦到第二期結束，即宣布停辦。
在訓練班上丟了臉，張國燾愈發想在其他方面撿起來。於是，他便想出了在共產黨控制區設立策反站以瓦解共產黨的「高招」。戴笠接受了他的建議。錢花了，人派出去了，幾個月時間過去了，結果不但一個人沒有被策反過來，反而被派出去的人中卻有的一去不復返了。
戴笠本來以為得到了張國燾，對共產黨實行「拉出去、打進來」的策反手段，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不想竟是這樣的一個結果。他覺得無法向蔣介石交差，便在洛川建立了個所謂的「延安組」，擺了一部電台，以期找機會對延安進行滲透，也好敷衍一下蔣介石。
為了不讓戴笠對自己完全失望，張國燾又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主意，即在漢中建立一個特別偵察站，配合漢中軍統掌握的漢中統一檢查所，搞些半公開的活動，對去陝北或從陝北出來的革命人士、愛國青年進行檢查、扣押等；在榆林建立一個陝北站(也稱榆林站)，加強對邊區的封鎖。張國燾還建議在接近邊區的—些地方成立幾個策反站、組，並稱之為「小蝦釣大魚」戰術，但仍然毫無收穫。
張國燾自到軍統後百事不順，戴笠即由起初的對他的滿懷希望，一轉而為滿腔怨恨。張國燾的日子到此便更加難過，全然沒有了被戴笠捧為座上賓時的躊躇滿志。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這樣說：「張國燾再也不受歡迎，半年、幾個月都見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見到了，不是被當面諷刺幾句，就是被嚴厲地訓斥一番。有一次不如道是為了一個什麼問題，戴笠對張國燾答覆他的詢問不滿意，便暴跳如雷地拍著桌子罵張國燾。張國燾走出大門，表現出垂頭喪氣的樣子。我進去問戴笠：『什麼事又發氣。』他沒有正面答覆我，只余怒未消地說：『這傢伙(指張國燾)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為這樣可以對付得過去!』」
從那以後，張國燾的日子不好過了。負責事務工作的沈醉，一切都是看戴笠的臉色行事，他得意的人，沈醉便去恭維，要什麼給什麼，他不得意的人，沈醉也來個不愛搭理。張國燾自然也不例外。原來軍統對他生活上有許多特殊的照顧，以後便慢慢降低或取消了。過去張國燾有一輛專用小轎車，沈醉也以汽油進口越來越困難為由，將其專車取消，改為有事出門需要用車隨叫隨到。不過，這「隨叫」就不一定能「隨到」了。有一次，軍統剛從國外搞回來幾輛新的小汽車，沈醉便去試試這些車的性能。當陪在他身邊的汽車大隊長和中隊長等人正在向他介紹新汽車的優點時，一個值班員跑了過來向中隊長報告：「張主任來電話要車。」沈醉便問了一聲：「哪個張主任？」值班員回答：「報告，是張國燾主任。」沈醉馬上說：「派一輛三輪車給他，就說今天小汽車都辦事出去了!」站在沈醉身旁的汽車大隊的幾個負責人都笑了起來，知道沈醉在整張國燾。
當沈醉把幾輛新車試了一遍，從一輛新車的駕駛室走出來的時候，張國燾被雨淋得周身濕透，坐著三輪車進到汽車間來。張國燾一跳下車，就氣呼呼地直奔那個中隊長的辦公室，指著中隊長大聲斥責：「有這麼多小車為什麼不派，而派一輛破三輪車給我？」
沈醉從外面進來時，中隊長正在向張國燾一個勁地賠禮、解釋。張國燾仍然余怒未消。沈醉便歪著頭，故意用一種瞧不起的神態，陰陽怪氣地說了一句：「不要怪他嘛！是我叫他派的嘛！」張國燾一看沈醉這副模樣，更加氣得暴跳如雷。原來平日沈醉見著他，總是開口一個「張先生」，閉口一個「張主任」，今天居然用這種蔑視的態度對待他！他指著外邊放的幾輛新車質問沈醉：「你管汽車，自己就用這樣的好車，我有公事出去，你卻故意叫人派一輛這樣的破車給我，你說得過去嗎？」沈醉在軍統中一向以「年輕資格老」的所謂「正統分子」自居，對像張國燾這樣「半路出家」的「外來客」，從來是不放在眼裡的。過去因為戴笠看重張國燾，他才對張國燾表面客氣，現在張國燾失寵了，他就再也不把張國燾放在眼裡了。今天見張國燾敢質問自己，氣就不打一處來，只見他用力一拍桌子，沖著張國燾大聲說：「張主席！請收起你的那一套吧，這裡不是延安！要識相一點！」張國燾聞聽此言，立即滿面通紅，眼淚幾乎掉下來，沈醉還想再挖苦幾句，在一旁的人忙連勸帶推地把張國燾拉出去，讓他坐一輛新車走了。張國燾一路上沒說一句話，一向傲慢的他，終於深刻地體會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痛苦。
訓練班的坍台，策反站的失敗，導致戴笠對張國燾的冷落，戴笠手下的人也對他另眼相看。張國燾在沉重的壓力之下，並不認為自己在反共方面已經黔驢技窮。為了擺脫窘境，他又挖空心思地出了另一個主意。武漢淪陷後，陳獨秀遷到了四川江津，張國燾便在陳獨秀身上打起了主意。他向蔣介石建議，由國民黨知名人士訪問陳獨秀，請他談談對抗日戰爭的看法，將其中有利於國民黨的言論，編輯成冊，公開出版發行，來對付延安的宣傳，其效果肯定要比國民黨御用文人的反共文章好得多。蔣介石欣然接受了張國燾的建議，派戴笠和胡宗南去見陳獨秀。
為了說服陳獨秀這個前共產黨人接受他們的建議，並取得其好感，戴笠和胡宗南臨行前著實做了一番準備。他們找到1938年3月傅汝霖、段錫朋等在《大公報》上為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日本偵探」、每月領300元津貼的事件而發表的辯護啟事等有關材料，去見陳獨秀。
在四川江津，陳獨秀接待了這兩位不速之客，也談了一些自己對時局的看法。當得知國民黨想讓他公開發表言論時，陳獨秀坦率地表示：「本人孤陋寡聞，唯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兩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戴、胡二人遂掃興而歸。從此，張國燾在戴笠眼中已一文不值，備受責難和冷落。張國燾的處境得到了同鄉蔡孟堅的同情，他開始為張國燾另謀出路。不久，蔡孟堅將張國燾介紹給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的機要秘書甘家馨。甘家馨與張國燾也是同鄉，對張國燾的處境頗為同情，便將張國燾引薦給朱家驊。朱家驊安排張國燾擔任了組織部「反共設計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
張國燾無功受祿，特務們甚不服氣，對他那一套從思想和理論上反共的「高論」往往嗤之以鼻。不久，張國燾即成了事實上的光桿司令。他不得不向蔡孟堅抱怨：「無計可施，無公可辦，每日去坐一二小時，頗感無聊。」想到自己在國民黨內所受的嘲諷、冷落、排擠，張國燾不無辛酸地對友人說：「我在國民黨人眼中，我是一個身家不清白的人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