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啟濤:以精品回報時代 用明德引領風尚
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強調,新時代呼喚著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文藝創作、學術創新擁有無比廣闊的空間,要堅定文化自信、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總書記的一番話,為我們提出了嶄新的要求,指明了奮鬥的方向。
我是從事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學者,尤其側重於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以下簡稱《合集》),這個項目是響應總書記「一帶一路」倡議而申報獲批的項目,是目前絲綢之路西域段最大的文獻整理項目,我深感責任重大。我們知道,敦煌吐魯番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是全世界四大文明唯一匯流的地帶,近一百年來,在敦煌吐魯番發現了成千上萬卷文獻,這些文獻堪稱古代絲綢之路各個民族、各種文明的百科全書和精神圖譜,文獻的發現震驚了國際學術界,同時改變了中國學術史和世界學術史的面貌和走向,敦煌吐魯番學也由此成為一門國際顯學。但是,一百年來,特別是在舊中國貧窮落後的時代背景下,不少敦煌吐魯番文獻被西方考古學家劫掠到國外,永遠留存在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德國等國家的博物館或圖書館裡,加之西方學者長期掌握著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收藏話語權、整理與研究話語權,所以,國際學術界有學者發出「敦煌吐魯番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在國外」的聲音,而一部敦煌吐魯番學史,也是近代中國的學術傷心史。然而在今天,這一頁已經徹底翻過去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本土的學者奮起直追,在敦煌吐魯番學的不少領域已經趕上和超越了國際普遍水平。就拿我們正在從事的《吐魯番文獻合集》來說,《合集》共計20卷,分為《儒家經典卷》《契約卷》《語言文字卷》《史部典籍卷》《律令格式卷》《訴訟卷》《官文書卷》《磚志衣物疏卷》《書信卷》《經濟卷》《醫藥卷》《文學卷》《宗教卷》《諸子卷》《科技卷》《民族交流卷》《地理交通卷》《軍事卷》《社會文獻卷》《類書卷》,總字數3000萬字,這一項目匯聚海內外考古、歷史、文獻三方面的精銳力量,對全世界收藏的全部吐魯番文獻進行拉網式普查、整理和研究,力爭成為迄今為止收錄最全、識讀最准、斷代最細、綴合最佳、定名最精、錄文最優、斷句最好、校勘最善、注釋最詳、研究最透的傳世集大成之作,為海內外從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同仁提供吐魯番文獻的定本,全方位推動多學科的發展。2007年8月,《合集》第一卷《儒家經典卷》已經出版,並獲得全國優秀古籍整理一等獎。在以後各卷撰寫過程中,我們會始終牢記總書記倡導的精品意識,堅持文化自信,把《合集》做成一部具有中國氣派的里程碑學術著作。
在整理與研究絲綢之路文獻的同時,我們會始終牢記總書記的囑託——「用明德引領風尚」,「明德」,即光明之德,是我們這個民族傳播主旋律、弘揚正能量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在整理與研究絲路文化的過程中,反覆思考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傳承古代絲路文化,並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們一直堅持學以致用,以敦煌吐魯番學作為今天「一帶一路」建設的學術支撐、理論支撐和智庫支撐。由於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出生地——敦煌吐魯番地處古代絲綢之路的要衝,我國古代中央王朝在治理綿長廣袤的絲路沿線時,積累了一系列寶貴經驗,古代中央王朝軍民將中華文化傳播到絲路遠方,華夏文化與來自東西方的各種文化進行全面互動與深度交流,這些,都為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為此,我先後撰寫了《古代絲綢之路的災害與疾病治理及其對我國一帶一路的啟示》,主要從敦煌吐魯番文獻入手,結合傳世文獻,包括玄奘《大唐西域記》以及岑參等人的邊塞詩,將古代絲綢之路的災害分為八類,風災、蟲災、旱災、水災、雪災、暑災、旱災、匪災,闡述了古人對絲綢之路及其沿線災害治理的寶貴經驗,並指出對今天的啟示有六:一是建立強大的國防,為「一帶一路」保駕護航,確保「一帶一路」商貿暢通,人員安全和秩序穩定;二是充分發揮「一帶一路」沿線友好國家和民族的力量,群策群力,確保絲路平安;三是機動靈活,建立快速反映的國防和治安力量,確保絲路國防、交通和商貿安全;四是保障水利,統籌兼顧,科學規劃和完善水利設施管理制度,實現人水和諧;五是治理風沙,重視生態,防治荒漠擴大化;六是平等互利,實現共贏。我還總結古代絲路的疾病有八:傳染病、熱病、凍傷、眼病、肛腸疾病、肺病、風病、外傷。而古人對絲路疾病的防治對今天的啟示有四:一是培養大批醫藥人才,二是建立有效的疾病救護管理和服務機構,三是建立民族平等的疾病防治政策,四是海納百川的醫藥引進技術。我還全面研究了古代絲綢之路的教育狀況,考察了古代絲綢之路教育體系中所使用的教材,所聘請的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分析了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通過教育途徑在絲路的深遠傳播和影響,將古代絲綢之路的教育分為七個方面:經典教育、知識教育、普法教育、生活教育、道德教育、藝術教育、趣味教育,並揭示以上傳統做法對今天的教育所具有的重要啟發意義。同時,我還對古代絲綢之路的法制文獻進行了全面研究,將其分為法典文獻、執法文獻、控辯文獻三類,並基於傳統的法學研究注重成文法規的條文,而忽視判詞、習慣以及各種民間契約、規範等「活的法律」的做法,單獨對敦煌吐魯番的社條和契約進行了全面研究,在對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進行系統整理的同時,挖掘了中國古代的法治理念和優良傳統,展示了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法制文化,對當今中國的法制建設和「一帶一路」建設所具有的重要參考價值。
我們生逢盛世,美好的時代為我們提供了學術研究的機會,搭建了攀登學術高峰的平台。正是處於美好的新時代,我們有責任用學術精品回報這個時代,用中國傳統文化為時代培根鑄魂,為時代明德,讓絲路文化這樣的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其當代價值。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學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所所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語料庫建設」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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