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誌》這本書有多厲害，曹操又有多麼求賢若渴，一起來看看

判斷一本書有多厲害，可以看它能提供多少種理解的維度，提供的維度越多，它的內涵就越豐富。今天這本《人物誌》就是本多維度的書：從歷史角度說，它反映了三國時期特殊的政治文化特徵；從哲學角度來看，它在古籍劃分中，一直被列為諸子百家中的名家；但現代學術研究認為，這是本漢末學術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對於現代管理學來說，它對人才分類、心理行為特徵的描述，有很多可參考借鑒之處；另外，從古代文學的視角看，這也是漢末六朝時期一部很有價值的散文作品。

那麼這本書出現在三國時期，有什麼特殊原因？

《資治通鑒》說「何世無才？患人不能知之耳」，就是說，按照概率，任何時代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才，就看能不能被發現。不過，這後面有個問題：不同時代，對挖掘人才的熱情是不一樣的，所需要的人才種類也不同。太平年代，也用不著那麼多的特殊人才。

而在中國歷史上，論起君主們對人才的識別和挖掘能力，可能沒有超過三國時期的了。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三國鼎立能維持那麼長時間，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國都善於使用人才。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最後的結果就是，三方面誰也吃不掉誰。這本《人物誌》，就是對三國時期人才學的一次總結。

既然它出現在魏國，咱們就來看漢末到曹魏這條時間線。

我們知道，漢朝推行的是察舉制，也就是地方長官考察舉薦當地人才，再由中央考核任命的制度。後來，察舉制又增加了考試程序。說到漢代的孝廉，你可能聽過那首童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意思是說，東漢末年的地方推舉的官員，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德行。當然，也不能據此就說整個察舉制一無是處的，在西漢中期，它完成了行政權力從軍功貴族向士人的過渡，促進了人才在階層和地域之間的流動。只是，到了漢末時期，由於知識壟斷引起的權力壟斷，用人制度變得腐化了。尤其在地方割據的情況下，由中央主持的選拔，更是沒法真正使用了。

說起用資源的視角來看待人力，曹操可以說是先驅了。他年輕時和袁紹一起起兵時，有過一番對話，袁紹問曹操「如果失利的話，應該退守哪裡？」曹操多聰明啊，這種問題才不搶答呢，就讓袁紹先說。袁紹說「我南面據守黃河，北面依靠燕代之地，再加上戎狄的兵力，就能南進爭奪天下。」他後來的根據地，確實是這北方四州。而曹操的回答很冠冕堂皇，他說，「我運用天下有才智的人，用先王之道駕馭他們，據守哪裡都可以。」這其實也是心裡話：在諸侯割據時期，人才資源的優先順序，比政治、地理、物質資源都高。

曹操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三次下令求賢。在現實操作里，他雖然早就脫離了以儒家道德來選人的原則。但能明確發表出來，壓力是很大的。

在建安十四年，也就是209年，曹操剛剛平定北方，就下令說：「各位一定要幫我明察舉薦出身低微的有才之士，只要有才就舉薦，使我能夠重用他們。」 四年以後，曹操晉封魏公，可以修建魏國社稷和宗廟了，於是又下令說：「有德之士未必能上進；上進之士未必有德。陳平難道有德嗎？蘇秦難道守信嗎？各級官府要仔細考慮，弄清這一點，有才能的人才不會遺漏。」「刑罰關乎人命，如果主管的官員不稱職，我非常害怕。」

你可能看出來了，曹操每次都是權力剛剛鞏固，就發表有爭議的人才觀點——我們也就知道他的人才需求是多迫切，多執著了。

曹操自己，也給這套唯才是舉理念留下了案例。他早年曾向朝廷舉薦魏種作孝廉。當兗州出現叛亂時，他說「只有魏種不會反叛我」，沒想到立刻就打了臉，魏種居然叛逃了，氣得曹操發誓說絕不饒恕。可真把魏種捉回來，曹操還是繼續重用，他說這是「唯其才也」。就是說，不沖別的，實在是這個人有才能啊。

按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曹操一直對如何糾正察舉制度有明確思路，對官員選任工作高度重視，而且親身實踐了很長時間。現在，就等著像劉劭這樣的人才，把這套實用主義法則，和主流政治思想加以調和，形成理論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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