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政烺：從圖書管理員到中國古代史學大家

【核心提示】張政烺通過在史語所圖書室的數年工作，勤奮鑽研成為出色的選書員、熟知館藏的「取書手」、提供各種疑難解答的「活字典」，刻苦自學成為精通古書源流、文史掌故的版本目錄學專家的實例。

張政烺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他博聞強記，被學界讚譽為「活字典」和「精密的計算機」；可是，他這驚人的本領，卻是20世紀3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室，就任圖書管理員時醞積和練就的。

圖書室的好館員

早在北大歷史系讀書時，張政烺就憑藉《獵碣考釋初稿》和《平陵陳得立事歲陶考證》兩篇文章，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因對《封神演義》一書作者的考證又得到了胡適的讚賞；大學一畢業就被選人鐵面無情、要求嚴格的傅斯年相中，招選進了人才薈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出色的選書員

傅斯年早年曾在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留學七年，受過嚴格的西方現代科學及研究方法的訓練，崇尚實證主義史學，主張「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作為史料學的歷史學，其研究就要從材料出發，而且還要不斷地發現和擴張材料的範圍和領域。因此，對以往圖書資料和各種新出現、新發掘史料的廣泛收集，無疑成為了歷史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而這項工作是必須依靠圖書館的館藏建設來實現的。

因此，傅斯年非常重視史語所圖書室的建設、管理和人員的選拔與任用。他把自己在北大教書過程中，悉心考察、精心篩選的年輕有潛力，並能運用新、舊材料進行考證的張政烺招入史語所，並直接安排在從事圖書資料建設的圖書室，這是有著長遠學術戰略考慮的精心布局。他對史語所圖書資料的選購有著十分明確的規定和異常嚴格的要求。張政烺晚年對此是這樣記述的：

傅所長是一位博聞強記的學者，他對圖書工作要求很嚴格，單就購書而言，規定買書不能重複，即使書名不同，內容重複的也不能買，但又不能遺漏有用的資料。這一要求看似簡單，做起來卻相當困難，達到這一要求的前提是對所藏圖書心中有數。為達此目的，我儘快掌握所內藏書的種類和圖書的內容，督促自己在短期內多讀書，從歷史典籍、各家文集、筆記、天文歷算、農業、氣象、方誌到古代戲曲、小說、俗文學等，從傳統小學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璽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圖錄及各家論著等等，無所不讀。在南京的那一年裡，掌握了所內藏書的家底，也鍛煉了記憶力和辨析力，重點圖書的內容幾乎能背誦出來，自然在實現傅所長採購圖書的原則時就不會出現大的差誤。購書時我注意選擇那些經濟實用的好書，讓一定的經費發揮最大的作用。現在史語所有的中青年學者說，當年我挑選的書，對他們的科研工作有用的都有，沒用的都沒有。這樣的議論，反映出那時我們忠實執行傅斯年所長的治所方針，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學術研究型圖書館稱職的圖書採選員，只有了解學術、懂得圖書、熟悉館藏，才能把好圖書館藏書建設的源頭，為整個圖書館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正是在傅斯年所長的嚴格要求下，在張政烺的盡心努力下，史語所圖書室當之無愧地成為那時中國最好的學術研究型圖書館。

2、學者型的「取書手」

日常，張政烺總是一絲不苟，任勞任怨地做好圖書的管理工作。他的才名前輩同事們早有耳聞，他的勤勉前輩同事們都親眼得見，他的工作態度前輩同事們都身有所感。由於張政烺對史語所館藏圖書的數量、種類如數家珍，特點、內容了如指掌，所以，能快速、準確、明了地回答和解決前輩同事們借閱圖書、查找資料的疑難，致使，所里的前輩同事們在圖書室借還書時，都尊敬地稱呼他作助理研究員。張政烺這時總是嚴肅認真地糾正說：「我不是助理研究員,我是『取書手』。」

在圖書館中，圖書管理屬於繁瑣、簡單的體力勞動，圖書管理員又是學歷、職級、待遇最低的。在大學和研究單位，作為教學和科研的輔助，又是不可缺少、不能不設的崗位和人員。因此，圖書管理員們都很自卑。張政烺可以毫不避諱地宣稱自己是「取書手」，一是他本就「腹有詩書」，具有廣博的學識和很強的工作能力，所以能心胸坦然，不戀虛名；二是他深知圖書資料工作，對於文史類人文學科研究的基礎性價值；三是表明了張政烺對於一貫強調「近代史學是史料學」的傅斯年所長注重圖書資料工作和對他寄予厚望的心有靈犀了。

張政烺的實例充分說明，一個人無論工作好壞，職級高低，只要不自輕自賤，腳踏實地，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就能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業績來，就能贏得人們誠心的讚賞和由衷的尊敬。

3、艱辛運書建奇功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整個國家和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驗。剛剛工作一年的張政烺和整個史語所，同樣面臨著一場艱苦異常的大西遷考驗。他們先從南京南遷至湖南長沙，再西遷到四川重慶，又南遷至雲南昆明，再北遷到四川李庄。張政烺是如此描述其中的一段歷程和心境的：

史語所遷到長沙不久，南京淪陷，全所人員又轉移到昆明，而傅斯年所長命我和潘實君攜書入川。所里有中文圖書十二萬冊，西文圖書一萬冊。我們在長沙租用怡和公司一條船，沿湘江而下，穿越洞庭湖，達漢口，又西抵宜昌。在宜昌中轉換船耽擱時間較長，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把書運到重慶。這批書完好地運達目的地，存放在沙坪壩新蓋起的三間大房子里，為全所人員從昆明再遷四川南溪李庄開展科研工作，提前做好了準備。這是我到史語所後完成的最重要一件工作，當然是一大快事。

圖書管理員的第一要務，是要保護所管圖書的完好無損。張政烺作為史語所圖書室的圖書管理員，視自建所後前輩們和自己辛苦收集的圖書，比自己的生命還珍貴和重要。所以，在歷經顛沛流離，克服重重困難，完好地將13萬冊館藏圖書運達目的地，保障了科研開展後，他對自己的成就感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版本目錄學名家

中國歷史研究依據的都是我國古代的圖書文獻。所以，張政烺深知要真正做好史語所圖書文獻的採選和管理，必須掌握我國古書的版本目錄學知識，於是，他刻苦自學版本目錄學相關知識。1937年初，受傅所長委託，赴南潯嘉業堂購買《明實錄》，他充分利用這次的絕好時機，沿途參觀、考察。對此番經歷他記述說：

在南京時，傅斯年所長正組織史語所有關人員核校《明實錄》，而所內的版本不完善，他讓那廉君和我於1937年2月至3月到南潯嘉業堂購買《明實錄》。這正是一次飽覽善本書的好機會。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是江南大藏書家之一。他所藏圖書雖無丁氏持靜齋、范氏天一閣、東倉書庫那樣多的古佚書，但卻不乏宋、明、清中葉以前經史子集的佳品，還有各種年譜、金石著作等。順路還參觀了嘉業堂之外的藏書所和刻書局，看到善本書不可勝數，了解到某些刻古書的脈絡，開闊了眼界，鞏固和增強了我對古書版本及其流傳的知識和辨別能力。有了這次實踐，再細細品味所內藏書，基本理清某些書的版本源流。

版本目錄學的自修，南潯沿途的實地考察，再參以對史語所內藏書的細細品味，理論知識、實物印證，再加上二者的綜合融匯，張政烺迅速步入了版本目錄學的堂奧。他發表了《〈王逸集〉牙籤考證》、撰寫了《讀〈相台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兩篇論文，充分顯示出張政烺在史語所積累的版本目錄學知識的廣泛和研究的精深。

張政烺通過在史語所圖書室的數年工作，勤奮鑽研成為出色的選書員、熟知館藏的「取書手」、提供各種疑難解答的「活字典」，刻苦自學成為精通古書源流、文史掌故的版本目錄學專家的實例，充分說明只有通過不斷學習，才能夠做好學術研究型圖書館的藏書建設和諮詢服務。張政烺作為從學術研究型圖書館中磨鍊成才的傑出代表，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效法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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