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隱形和麻木：是枝裕和電影中的日本陰暗面
是枝裕和的辦公室堆滿各種紙張、書籍、照片、錄影帶和CD，這對於一個描繪日本家庭生活凌亂一面的電影導演而言再適合不過了。但真正能捕捉他情感觀點的，卻是房間四處擺放的弗蘭肯斯坦玩偶。
「我愛弗蘭肯斯坦，」是枝裕和恭敬地說，「他實在太憂鬱了。」
56歲的是枝裕擅長講述那些承受著最難以承受之悲的人物的故事，他的近作《小偷家族》(Shoplifters)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在日本也票房大賣。
去年五月贏得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小偷家族》是關於一群像家人一樣生活在一起的被拋棄的人。他們把一個小女孩從虐待她的父母手中救出來，將其帶到了他們的小偷小摸團伙里。在一段時間裡，他們衣衫襤褸的家族似乎比一些血親家庭還要真正心意相通。但——當心劇透——在影片結尾，倫理上的疑慮導致了毀滅性的決裂。
是枝裕和稱，他的電影是對當代日本隱晦的批評。它們指向孤立和社會隱形性問題，以及可能會伴隨事業成功而來的靈魂麻木。
在《小偷家族》之前，是枝裕和最具國際知名度的電影《無人知曉》(Nobody Knows)是關於東京一個小公寓房間里，四名被母親遺棄的孩子的故事。在獲得2013年戛納評委會大獎的《如父如子》(Like Father, Like Son)中，兩對父母得知，他們6歲的兒子出生時在醫院被調換了，從而引發暴露兩個家庭的階級區分、給他們帶來心理創傷的艱難決定。
「我不去描繪那些觀眾能輕易從中找到希望的人物或製作這樣的電影，」是枝裕和在他位於東京澀谷的工作室接受採訪時說。「有些人想要看到角色在電影推進過程中成長並變得強大。但我不想拍這樣的電影。」
「這簡直就是謊言，」他補充說。「我不想說謊。」
是枝裕和的看法與日本領導人明顯不一致。隨著日本經濟在幾十年停滯之後略有增長，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上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上發表演講，宣布了「期待已久的正回饋周期」，並大力宣揚日本是一個「由希望驅動的經濟體」。
如此樂觀的言論掩蓋了日本所面臨的人口挑戰，包括人口下降、迅速老齡化和不斷加劇的勞動力缺乏問題。它還忽視了很多日本人干著合同工或兼職工作、幾乎沒有晉陞空間，導致缺乏安全感的問題。略多於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而那些有全職工作的人則常常被迫長時間辛苦工作，以致於其中一些人過勞死。 在此背景下，是枝裕和診斷出這個社會的地方聯繫遭到削弱、民族主義正在抬頭，尤其是在安倍右傾政府的領導下。
因此，在獲得金棕櫚獎之後，日本教育大臣邀請他參加一個慶功會時，遭到這位導演的拒絕。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祝賀我，」是枝裕和說。「我認為政府和電影人走得太近是不對的。所以我想與政府保持距離。」
《小偷家族》拿了一部分的政府資助，一些人在社交媒體上抨擊這位導演反日或虛偽。「你拿了錢，然後說要與政府保持距離，」一位博主寫道。「這是個多麼方便的借口。」在推特上，保守派評論員竹田恆泰(Tsuneyasu Takeda)指責是枝裕和是一名「小偷導演」。
是枝裕和告訴日本日報《每日新聞》(Mainichi Shimbun)的記者，他對公共資金表示感謝，但認為這是來自納稅人的補貼，而非任何特定政府的撥款。
」如果你認為文化是超越國家的東西，」他說，「那麼你就會明白，文化撥款並不總與國家的利益相吻合。」
作為「二戰」期間在中國傀儡政府偽滿洲國日本關東軍服役的士兵的兒子，是枝裕和從小就適應了自己家庭中變幻莫測的階級。他的父親曾在西伯利亞當過蘇聯戰俘，後來從一份工作跳到另一份工作，這在戰後終身僱傭時代是一個反常的現象。
是枝裕和記得曾去看望過在東京郊區一家化工廠工作的父親。他本以為會看到他身穿白大褂，把試管里的各類化合物混合在一起。相反，他發現父親躺在工廠地板上，穿著布滿油漬的連衣褲。
「我能看出他在公司沒有得到良好對待或尊重，」是枝裕和說。他已婚，有一個在讀小學的女兒。「那真讓人震驚，回家後，我沒法實話告訴他我對他的感受。我替他感到難過。」
他的母親出身富裕家庭，結果卻因丈夫找不到或保不住工作而出去掙錢養孩子。她曾在回收工廠和蛋糕廠工作。是枝裕和說，他的兩位姐姐因感到難堪，曾告誡，不要談論母親的工作經歷。
她培養了兒子對電影的熱愛，放學後會跟他一起看電視上由她的最愛——費雯麗(Vivien Leigh)和瓊·芳登(Joan Fontaine)——主演的西方電影。
但最終支持是枝裕和追求藝術生涯的，卻是他的父親。母親當時敦促他找一份更穩定的工作。
在東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是枝裕和起初想要成為小說家。但他看了很多日本電視劇，考慮轉去做電影編劇。他常翹課去電影院，看羅西里尼(Rossellini)、費里尼(Fellini)、維斯康蒂(Visconti)這樣的義大利大師的電影。
「說起來有點難為情，」他說道，花白的胡茬上浮現出一絲微笑。
畢業後，他一開始是拍紀錄片；1995年，他以電影《幻之光》(Maborosi)轉向虛構類長片。該片講述一名女性從丈夫的自殺中恢復的故事。史蒂芬·霍爾登(Stephen Holden)在《紐約時報》撰文，稱其為「有著驚人視覺衝擊力和情感深度的生動詩篇」。
是枝裕和說，《小偷家族》的種子源自一篇關於日本第三大城市大阪的一家人因偷竊被審判的新聞報道。在拍完《如父如子》之後，他想要進一步探索非血親家庭這個主題。
他說，在日本，「人們仍然相當強調血緣和家庭紐帶」，這種固戀在他看來有些病態。
曾寫過是枝裕和電影評論的東京中央大學(Chuo University)社會學家山田昌弘(Masahiro Yamada)稱，《小偷家族》是對日本家庭認為只有血緣關係才可信賴這一傳統觀念的譴責。
「有很多家庭的成員之間沒有很好地溝通或互動，」山田昌弘說。「但影片中假裝一家人的家庭成員卻互相關照，勝過一些真實的家庭。」
是枝裕和的電影用它們自己的方式，呈現出些許樂觀，還有頑皮的幽默。但他對自己的國家還抱希望嗎？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9年2月8日。
Hisako Ueno對本文有報道貢獻。Makiko Inoue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翻譯：李建芳、Shuhua
題圖攝影：??Juan Naharro Gimenez/WireImage
《紐約時報》東京分部首席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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