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即將卸任的柏林國際電影節主席迪特·考斯里克（Dieter Kosslick）
考斯里克先生，再過幾天您所負責的最後一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就要開幕了。您是否還記得2002年您剛剛擔任電影節主席時的情形？
我能躊躇滿志地走馬上任，簡直是勇氣可嘉，因為我只有半年時間用來準備那年的電影節。而且我完全沒有概念應該怎麼組織。那時的情況和今天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當我第一次、也是履職前唯一一次去辦公地點的時候，居然有人在上午11點鐘問我：「你想來杯威士忌嗎？」
今天不再會出現這種情形了吧。此外，那時您還打算做哪些改變？
改變所有的一切。這裡應該更透明、官僚作風更少一些，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應該更加歡快有趣。還有，號角齊鳴的喧囂應該消失。
您是說那時的宣布柏林國際電影節開幕的音樂？
號角聲總是讓人想起古羅馬式古裝動作片。音樂和預告片都會事先為某種體驗渲染情緒。比如，烏利·M.舒伊佩爾（Uli M. Schueppel）和安吉莉卡·馬爾古爾（Angelika Margull）為我們創造了璀璨的流星雨，這部在兒童電影單元——「新生代」（Generation）中播放的片花連60秒鐘都不到，卻是常常被人們稱道的最優秀的電影短片。
您曾經為那屆電影節的開幕式做了特別的設計吧？
演員科琳娜·哈爾法赫（Corinna Harfouch）來自前東德，製片人米迦勒·巴爾豪斯（Michael Ballhaus）則是前西德人，我想請他們共同主持那天晚上的開幕式，從而象徵著柏林國際電影節一如既往地團結著整個德國。不過，米迦勒在鄰近開幕式的時候回絕了這個提議，於是，我們找漢斯·齊施勒（Hanns Zischler）接替了他。這樣一來，一切就變得更加手忙腳亂了，在當天現場上，聯邦總理施羅德（Schr?der）坐在前排，我坐在一大堆明星後面的第20排……萬事都不如意。主持人手裡拿著的秩序冊顛三倒四、頁碼錯亂，因此可憐的漢斯·齊施勒只能忙不迭地把那本冊子翻來翻去。而每次當科琳娜·哈爾法赫走向麥克風的時候，都會發出巨大的噪音，使得在場的人不得不捂住耳朵。後來，我們才發現那是她禮服上的金屬亮片導致的干擾。
於是，您坐不住了。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因此跨過一排排座位跑向舞台，然後用我在中學學到的英語即興說了45分鐘；那時，BAP樂團團長兼主唱沃爾夫岡·尼德肯（Wolfgang Niedecken）正站在舞台下方的樂池裡，等著與他的樂團一起登台，後來他告訴我：「在那三刻鐘的時間裡我不得不一直凝視著同行考斯里克的屁股。」
第二天您應該心情大好吧，因為一切都過去了。
我五點鐘左右才上床睡覺，不過八點多的時候，卻起不了床了。緊張使得我肌肉僵硬，於是我打電話請急救醫生來酒店。有人看到大夫走進了凱悅酒店（Hyatt），但我卻左等右等也沒見到他。一個小時後，這位救援醫生才來到了我的房間里，他向我道歉說，在大堂里，有一位前來參加柏林國際電影節的嘉賓暈倒在他面前了，他必須施與急救。他是這麼說的：「很抱歉，不過，先到先得。」
今天您可以笑著談論這些了。
您知道，從那之後，柏林國際電影節就將人們吸引在一起，在這裡人們都很開心。經過18年的超級緊張、各種挫敗和抑鬱之後，我依舊保持著開朗樂觀的好情緒，這真的非常重要。
您忍受著抑鬱？
並不是臨床學意義上的抑鬱症。不過，您應該試著想像一下，您整月都忙著到處遊說，以說服裘德·洛（Jude Law）、蕾妮·齊薇格（Renée Zellweger）和妮可·基德曼現身開幕式。
……說到2004年的影片《冷山》（Cold Mountain）……
……首映式開始前三小時，製片人出現在新聞發布會上，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柏林國際電影節和迪特·考斯里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慶典。」我馬上就意識到，他接下來會說，但他的明星們卻在不久前突然被「封殺」了……他談到，為了紅地毯上半個小時的亮相，他為他們各花了25萬美元……沒錯，這場新聞發布會已經不是令人抑鬱的挫折了，簡直是場災難。我開著大型豪華轎車來到了柏林電影宮（Berlinale-Palast），那裡聚集了成千上萬的影迷和攝影師，我下了車，向人們高喊：「萬歲，皇帝，那些赴死者向您致敬！（Morituri te salutant!）」這是即將參加決鬥的角鬥士向尼祿（Nero）發出的致意。幸運的是，類似的情況再也沒有出現。
四年之後，柏林國際電影節將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音樂事件紀錄片作為開幕影片，而令滾石樂隊感到滿意是您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吧。
那也讓人大大地折騰了一番。在首演式前一天，我們才注意到，我們應該要求四季酒店（Four Seasons）的住宿管理團隊以合同的形式向客人保證，在酒店方圓兩公里的地方不會有施工噪音。而之前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一點。
可是，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當時正在宮殿廣場（Schlossplatz）上施工。
我們與施工經理交涉了很久，最後達成的妥協是：當滾石樂團在酒店裡的時候，他們就停工；滾石樂團外出的時候，施工繼續。我們讓自己的員工守在那裡，在大部隊出門的時候，他們馬上通知施工人員。為此，我們用三明治和飲料招待建築工人。感謝上帝，他們都是滾石樂隊的粉絲。影星們已經是了不得的大人物了，更何況音樂明星呢……
您又想到了什麼吧？
在2005年的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我們在影展中安排了關於威猛樂隊（WHAM）的喬治·邁克爾（George Michael）的紀錄片，影片講述了這位主唱歌手的演藝生平。那天的見面很有趣：在喬治·邁克爾走進貴賓休息廳的時候，那裡空無一人。我作為電影節負責人要去迎接他，於是我和紀錄片的德國聯合製片人 一起待在接待室最裡頭——就像是坐在狹長陡直的梯子的一端一樣。邁克爾穿過休息廳走了進來，聯合製作人對我耳語道：「先別說話。」這個時候，突然有四位男子也走進接待室，他們把兩隻一米長的箱子放到了地板上。喬治·邁克爾馬上跑到箱子旁邊，探頭望過去，然後猛地彎下腰，乾脆利索地把手伸到箱子里，掏出一副墨鏡戴了上去，並向我打招呼道：「嗨，迪特，我是喬治·邁克爾！」我也朝箱子里看去，那裡居然放了400副太陽鏡。當他帶上其中的一副時，他立即就有喬治·邁克爾該有的模樣了。
您在三年前完成了一件傑作。那時，您成功地邀請了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做評審團主席。為此您克服了哪些障礙？
完全不存在任何阻礙。早在羅伯特·奧特曼（Robert Altman）拍攝他的最後一部電影時，我與梅麗爾·斯特里普就已經認識了……
……2006年，在《牧場之家好作伴》（A Prairie Home Companion）殺青不久，這位導演就去世了……
……順便說一下，他是唯一一位我與之在紅地毯上喝伏特加壯膽的人。在他走上紅地毯之前，他站在門後面左邊的桌子旁，手上拿著兩隻特別的玻璃杯。
即便喝了烈酒，你也讓斯特里普「上了鉤」了？
不是在那個時候。她是幾年後帶著有關撒切爾（Thatcher）的影片來這裡的，並且憑藉那部電影獲得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終身成就獎（Goldenen Ehren-B?ren）。在我走向舞台時，我發現手上沒拿鮮花。於是，我從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女士手上「搶」來一束白色菊花，將它們獻給了梅麗爾。她有些好奇地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後來，她解釋說：「迪特從加油站采來美妙的花束送給我。」不久之後，我們就達成一致，她將儘早出任評審團主席。
作為紅地毯上的東道主，您是否能判斷出，您可以擁抱誰？
從一開始，我自發地擁抱每一個人。您應該知道，之前我已經認識許多電影圈的人了，因為自1983年以來，我開始負責電影基金，因此一直來往於漢堡（Hamburg）、北萊因－威斯特法倫州（Nordrhein-Westfalen）和布魯塞爾（Brüssel）。電影節就像家庭團聚一樣。
如果有您沒認出來的人怎麼辦？
站在我身後的人握有記錄每部電影詳情的卷宗。誰來自哪個劇組、他們吃什麼、對什麼過敏，而且卷宗里還附有他們的照片。比如， 詹妮弗·洛佩慈就受益於這樣的案卷，因為我們從中得知，她只吃某一種燕麥餅乾。為此，我們特地開車去策倫多夫（Zehlendorf）的一家綠色食品商店採購，我們擔心，否則的話，她會很快離開我們的電影節。我們的做法讓她特別高興，並且熱烈地表達了感謝之意。
那些文件夾里也記載著什麼人有口臭嗎？
現在我的檔案里一定有這樣的記錄，這是我在妮可·基德曼那兒給自己挖的坑。那是2003年，在我們推介影片《時時刻刻》（The Hours）的時候，基德曼在紅地毯上問我：「你還好吧？」我回答道：「我覺得，我有口臭。」說著我就踩到了她的長裙裙擺，然後，我們就成了朋友。
聽上去，請明星來參加柏林國際電影節好像也不是特別困難啊。
在我擔任主席第二年的時候，我希望邀請電影史上最美麗的女性之一——法國女演員阿努克·艾梅（Anouk Aimée）——來領取柏林國際電影節終身成就獎。但是，她深居簡出地生活在巴黎，只去一家特定的餐館，在那裡只坐在某張特定的桌子旁用餐，餐桌上的蠟燭也有特定的位置，這樣能夠為她的臉上打上恰如其分的光。某個星期二，18點整的時候，我正在萊比錫廣場（Leipziger Platz），我的手機響了起來，是阿努克·艾梅打來的，她說：「不行，不行，我覺得我不夠漂亮，沒法去柏林了。」「您美極了，我的書桌上就有一張您的照片。」我回答道。她停頓了一會兒說：「現在，你有一半對一半的機會——如果那張照片不能反映真實的我的話，我就不來了。是誰拍的那照片？」「出自布莉姬·拉孔柏（Brigitte Lacombe）之手。」「我來。她為我拍的照片是最好的。」
聽起來還是挺容易的。
這才剛剛開始。「我有兩個條件，」她說：「首先，我想住在阿德隆·凱賓斯基酒店（Adlon Kempinski）。其次，我希望能見到你們政府內閣里的一位年輕人，但是，我想不起來他叫什麼了。」我在腦海里把施羅德的內閣成員過了一遍，覺得她指的應該是約施卡·菲舍爾。然後，我們見縫插針努力促成了他們的會面。菲舍爾當時在以色列（Israel），他原本要從那裡直接去紐約，在聯合國代表大會（Uno-Vollversammlung）上發表他擔任外交部長的第一次演講。因為阿努克·艾梅的緣故，菲舍爾在柏林臨時停留。午夜時分，他們二人在阿德隆酒店見面，相談甚歡。順便說一句，那個夜晚，菲舍爾大大搶了我的先機。
這是怎麼回事？
在結束了與阿努克·艾梅的會面之後，他向我強調說，我們正處在伊拉克戰爭（Irakkrieg）前夜，您千萬不能在這個時候把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請來啊。
您真的打算把古巴最高國家領導人請到柏林國際電影節嗎？
我們把奧利佛·斯通（Oliver Stone）拍攝的關於卡斯特羅的紀錄片收入了影展。在我們策劃首映式的時候，情報機構的工作人員陪同古巴大使來到了我們這裡，想要了解一下這部影片的國際反響。我說：「您知道嗎，大使先生，如果卡斯特羅先生不能來參加電影節的話，那實在是太遺憾了，我的母親總是對我說，菲德爾是那麼令人著迷。」這位大使顯得非常有興趣，而我馬上又交給他一封簡訊，上面寫著：「司令官先生，如果您能有時間來這裡，就太好了。」不出所料，第二天，我就收到回復，說菲德爾會來。但是，唉，菲舍爾部長橫插一杠。我還收到菲德爾·卡斯特羅發來的長達兩頁的書信，上面有他用油氈筆簽的名，他在信中也熱情地問候了我的母親。今天，我可能會考慮得更周全些，但那個時候我只是一門心思想讓他來。
現在您能更敏銳地察覺問題了嗎？
不完全是，要視情況而定。比如伊朗（Iran）導演賈法·帕納西（Jafar Panahi）和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影片入圍了柏林國際電影節，但在請他們參加電影節這件事上總是障礙重重。第一次是他們的女翻譯不能在國外待一個星期。接著是他們每兩天就要跑一趟伊朗駐德國大使館。而第三次，我們只能在柏林電影宮為帕納西空留一個座位，因為他被禁止出境了。這一次，我們嘗試著將他的影片的全球首映通過手機秘密地轉播給身處伊朗大山裡的他。
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曾經參加過一次柏林國際電影節。後來，在2017年，有多名女性指控他性侵。他總將「我愛柏林」掛在嘴邊。事後看來，這是苦澀的讚美嗎？
他確實認為，他的影片能在柏林國際電影節上佔有一席之地是件令他愉快的事情。我完全不清楚有關他性侵的事情，但是，在他的努力下，我們的確感受到必須展現某些影片的壓力；他一直都用類似的方式行事——就是斯大林（Stalin）式的恐嚇戰略。幾年前，我們在爭吵中結束了電話交談。由於他沒有把電話掛好，我聽到他向他的助手們發泄著對我的怒火：「我們應該殺了他！」從那以後，我就沒再同他說過話。
不過，您卻非常隨和。據說，每次電影節您會親手寫2500張問候卡片。
現在是由工作人員來寫，不過，我也會在裡面加上一些個人性的內容。歡迎問候確實相當美好：您設想一下，在二月份您來到了柏林，這裡下著雨，天色昏暗，看門人不知道您是誰，而您又住進了一間糟糕的房間，窗下就是垃圾桶。這個時候，卡片上的話語能給您很大的安慰：太好了，現在，你到這裡了。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一起度過了一個美妙的夜晚之後，我們很快又見面了。
您在聚會上一直待到早上5點嗎？
沒有，因為我很擔心自己會支持不住。第五波走紅地毯的活動會在晚上十點半左右結束，然後，只要喝上一杯長相思葡萄酒（Sauvignon Blanc）、吃掉雙份炸薯條就可以心滿意足地上床睡覺了。
「美食電影」（Kulinarisches Kino）系列是您為柏林國際電影節設立的。這似乎與您的人生經歷有直接的關係，您是在施瓦本（Schwaben）的一家麵包店裡長大的吧？
沒錯。我母親獨自一人撫養我長大，她會在每天早上6點鐘開始工作之前，把我交給麵包房的夥計。順便說一下，她本人烤的麵包相當好吃。她做的經典發酵麵包、李子蛋糕、蘋果粒蛋糕僅是聞一聞就讓人著迷。這些感性經歷對我影響至深。法國影片《麵包房的女人》（Die Frau des B?ckers）一直都是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
您對電影的熱愛有您母親的原因。她會在下午把您打發到電影院吧……
……那是在母親的朋友——庫爾特（Kurt）叔叔來訪的時候：每個星期天下午的一點鐘到五點鐘。我喜歡去伊斯普林根（Ispringen）的火車站電影院（Bahnhofs-Lichtspiele），那裡是一間典型的餐館大廳的樣子，有八張稍稍有些高的、寬大的單人沙發直接放在放映機前面。一場電影票價格是50芬尼，如果坐單人沙發則要80芬尼。雖然會聽到放映機嘎達嘎達的聲音，但是當彼得·克勞斯（Peter Kraus）開著跑車出現在銀幕上，而柏林律師的女兒在博登湖（Bodensee）愛上了可疑的大學生的時候，看起來棒極了。
不僅僅是電影藝術吸引您。
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被稱為電影之州，「銀湖（Silbersee）的森林居民」使德國電影史豐滿起來。而逃避主義影片不只是吸引那些曾經經歷過國家社會主義的老年人們，對我們也是如此，我們也想從天主教的管教和秩序中逃走。
您先是 「逃」到了慕尼黑，在那裡完成了政治學專業和教育學專業的大學學業後，成為廣告文案撰寫人。
我大概為廣播廣告寫了250個腳本，比如：「伊薩爾門廣場（Isartorplatz）的超大型皮草城（Rieger-Pelze）有三萬四千平方米展覽櫥窗，是歐洲最大的皮草城。超大型皮草城，超大型皮草城！噢啊啦啦」
當時，您在廣播里一定像獅子一樣吼叫。
前不久，在我乘計程車從伊薩爾門去拜斯騰（Besten）的時候，很高興發現計程車司機居然知道那句廣告詞。
後來您是怎麼從廣告公司跳槽到漢堡市議會，然後又被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政治家漢斯—烏爾里希·克勞澤（Hans-Ulrich Klose）僱傭為演講稿撰寫人的？
我們是1978年在慕尼黑的競選活動上認識的，一起在托格爾酒館（Torgelstuben）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我還記得，人們讓我帶走兩套餐具，因為我宿舍里的不夠用。我反對這樣做，然後克勞澤的新聞發言人說：「我們帶走這些餐具，不過先會做個記錄。這是必須學會的誠實正直的做法。」順便說一下，當時，我還差一門口試就可以獲得博士學位了。但我最終也沒有參加這門口試，而我面對的題目是：為什麼有人在完成博士畢業論文後卻要中斷博士學業？
在《法蘭克福彙報》（FAZ）著名的普魯斯特問卷調查（Proust-Fragebogen）中，您回答說，您犯的最大的錯誤是沒有生來富貴。如果有大筆財富，您會做別的事情嗎？
我會做和現在完完全全一樣的事情，只是更加放鬆一些。我讀大學的時候每個月只有122馬克的助學金（Baf?g），因此那個時候就必須不停地工作。我家裡比較窮。在漢堡當演講稿撰寫人，我每個月可以賺2800馬克，這可是筆大錢啊。作為在單戶小房子里長大的南德人，建房儲金契約比不動產抵押債券要有價值的多。這是寫在我的基因里的。
作為柏林國際電影節主席，您大概能賺30萬歐元。這讓您更踏實了嗎？
是這樣。
這份工作合同到五月底就到期了吧？
沒錯。
那6月1號您做什麼？
我現在還沒想好。不過，在5月30號我生日那天，我會開車再去一趟義大利的利古里亞（Ligurien）。我是用來拌面的香蒜醬的愛好者，所以我可能會去卡莫里（Camogli）的一家非常美味的餐廳，就在熱內亞（Genua）附近。
有人會計劃攀登珠穆朗瑪峰（Mount Everest），還有人打算到寺廟裡沉思冥想……
……可是那裡沒有畢德麥耶兒式（Biedermeier）沙發……我有很多想去做的事情。我想演奏樂器、繪畫、烹飪，還有個花園要侍弄。我也很想重返大學校園，不過不再有考試的壓力。
那麼，學習企業管理專業怎麼樣？
什麼？經濟學家們在過去的200年裡帶來了什麼？他們把這個世界引向墮落的深淵、引起了金融危機；恰恰就像樂施會（Oxfam）指出的那樣，他們使富人更富有，令窮人更貧窮。不，我還是覺得學習藝術史或文化學更好些。
告別讓您傷感嗎？
我想，在這裡我常常被誇讚。人們理解得沒錯，我確實希望，也許能參與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籌辦，不過，現在這樣也很好。
您會懷念紅地毯嗎？
大部分人都會這麼認為。只有極少數人清楚，站在紅地毯上的並不是我，不是迪特·考斯里克，而是一個被解構的化身，他非常恰如其分地扮演了盛典負責人的角色。我會想念影迷們。我會想念那對來自法爾肯澤（Falkensee）的夫婦，他們每年都為我帶來自製的果醬。還有那位韓國女士，幾年前，她請我將一封信轉交給泰倫斯·馬利克（Terrence Malick）導演。我也想念那些在波茨坦廣場連拱廊（Potsdamer Platz Arkaden）的售票窗口前過夜的觀眾們，以及我的那些令人愉快的同事們。如果這個夏天我陷入憂傷的話，就是因為這些人們。我想念所有出現在現場或身在場外的影迷們。
迪特·考斯里克小傳
70歲的迪特·考斯里克（Dieter Kosslick）在2019年的2月7日開啟了他的最後一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之旅。這是他負責的第18屆電影節，他為柏林國際電影節增添了更多的魅力，並且設立了一些新的單元，比如「透視德國電影」單元（Perspektive Deutsches Kino），或為新生力量開設的「柏林國際電影節天才訓練營」（Berlinale Talents）。先前在擔任北萊因－威斯特法倫州電影基金會負責人的時候，正是通過當時的工作，考斯里克已經將電影屆最優秀的人聯絡在一起了，他與影星和嶄露頭角的新星們以「你」相稱。《時代》雜誌（?Die Zeit「）曾經為他冠名「我們的紅地毯先生」。
迪特·考斯里克出生並成長於德國南部的普福爾茨海姆（Pforzheim）；之後在慕尼黑讀大學和博士。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他在漢堡市議院辦公廳工作。在這座漢薩城市（Hansestadt），他也開啟了他在電影領域的職業生涯。1983年，他擔任了漢堡電影局（Hamburger Filmbüro）的負責人。
柏林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戴著紅圍巾的男子。而在第一次去位於波茨坦廣場的新辦公室的時候，他卻——戴了一條綠圍巾。目前，他與妻子——製片人威爾瑪·哈爾澤奈特（Wilma Harzenetter）、以及兒子生活在漢薩區（Hansaviertel）。
作者: 克里斯蒂亞娜·派茨（Christiane Peitz） 伍爾夫·里匹茨（Ulf Lippitz）｜翻譯：董璐
德國報紙Der Tagesspiegels文化版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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