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社會進步之基石——訪英國思想史學家彼得·沃森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英國思想史學家，1943年生於伯明翰，1964年畢業於英國杜倫大學，曾為《泰晤士報》《紐約時報》《觀察家》等撰稿。1997年至2007年受聘為英國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學研究所研究人員。

沃森以恢宏的思想史作品聞名於西方世界，其代表作品包括《駭人之美：塑造現代思想的人物與觀念之歷史》（A Terrible Beauty: the People and Ideas that Shaped the Modern Mind，2000）、《20世紀思想史》（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2001）、《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2005,2009）、《德國天才：歐洲第三次文藝復興、第二次科技革命和20世紀》（The German Genius: Europe』s Third Renaissance,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2010）、《大分離：舊大陸與新大陸的歷史與人性》（The Great Divide: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2012）、《大融合：科學核心思想》（Convergence: The Idea at the Heart of Science，2017）等，曾獲英國推理作家協會非小說類金匕首獎。

2018年，英國思想史學家彼得·沃森所著《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一書中文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後，在中國國內引起廣泛反響。這部面向普通讀者的百科全書式巨著，縱覽自人類取火直至20世紀初的思想文化發展歷程，涵蓋人類從古到今重大思想成就。沃森所關注的不是帝王將相征服與統治的政治歷史，而是人類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思想演進歷程。

近日，圍繞人類思想史歷程及新技術可能帶來的未來思想變革，記者對沃森進行了專訪。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思想史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一書涉獵廣泛，體現出您淵博的學識，令人嘆為觀止。能否談談您創作這部著作的緣由？

沃森：實際上，《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是我寫的第二部思想史著作。第一部名為《駭人之美》（A Terrible Beauty），書名源於愛爾蘭詩人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關於愛爾蘭共和軍的詩句：「全變了，完全變了，一種駭人之美誕生 （All changed, changed utterly/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我認為，「駭人之美」可謂20世紀之總結。正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所言，20世紀在政治上是災難性的，但是誕生了非常豐富的思想。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發展路徑截然不同，這讓我很受震動。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關於20世紀政治史的著作比比皆是，因此我開始創作思想史著作。

在《駭人之美》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20世紀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有各種大屠殺，但是它在思想史上卻成績斐然，尤其是在科學方面。與此同時，20世紀在文學和藝術方面也有豐碩成果。

《駭人之美》頗為成功。我和我在倫敦的編輯商議，認為應該為這本書推出一本所謂的「前傳」，來探索人類在20世紀之前取得的思想成就，所以《思想史》的副標題是「從火到弗洛伊德」。之所以用弗洛伊德結尾，並不是因為弗洛伊德是任何思想歷程的終點，而是因為我已經寫過他之後的思想史了。

我覺得應該從更廣闊的視角審視歷史，而非局限於政治的視角。政治事件都有確切的日期：戰役、政權、選舉、政治人物的生卒等。而思想史幾乎沒有什麼可以這麼明確，因而在其發展中尋找規律我覺得更有趣味也更有成就感。

我們對於時間的理解是怎麼發展的？我們如何改進精確度？創辦大學的理念從何而來？現代主義如何發展起來，原因何在？一旦你擺脫政治的視角，這些都是趣味無窮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火本身並非思想，而您也將它寫入思想史，是因為火的發現帶來了思想飛躍嗎？

沃森：火本身並非思想或者觀念。遠古人很可能通過閃電第一次發現了火，而火確實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將他們自身與動物區別開來。人們能夠用火燒毀整片森林，開墾出肥沃的農田，因此也就帶來農耕思想。後來，火跟黏土的結合帶來了陶瓷，有了陶瓷也就有了烹飪。再後來，火跟水的結合帶來了蒸汽，而蒸汽正是工業革命的重要推動力。

我的觀點是，人們對於火的使用一直都是有其思想的。所以我在寫作中總是會找出歷史上重要的事物，它們要麼是思想的產物，要麼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我的這本書就一直試圖探討現實世界中的實體與思想觀念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進行思想史創作的過程中，有哪些思想讓您覺得特別有趣、震驚或者說具有顛覆性？

沃森：這個問題我以前沒怎麼思考過。我遇到的最有趣的思想之一是世界上精確度的發展及其對於生活的重要意義。世界真正開始變得準確是在13世紀，一方面是伴隨著透視法的發明，另一方面則伴隨著眼鏡、鐘錶和印刷術的發明。這每一項發明都革新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促使我們精益求精。

最具顛覆性的思想當屬科學/無神論。當然，二者並肩而行。在我們理解生命和歷史的偉大動力之前，有神論無處不在。從有神論到無神論的巨大變化，是歷史上最巨大的思想轉型。

靈魂、歐洲和實驗為三大重要思想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為何認為靈魂（Soul）、歐洲（Europe）和實驗（Experiment）是三大最重要的思想？

沃森：在我看來，人類在中世紀，尤其是從10世紀到13世紀，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型。在轉型之前，世界的中心位於東方，位於印度、中國和穆斯林世界，可是在這個轉型之後，歐洲就成了世界的中心。而我也是根據這種轉型，組織起這本書的基本結構。

我在書中用三個思想構成了三分法，第一個思想是靈魂，第二個思想是歐洲——是指作為思想的歐洲而不是作為地理位置的歐洲，第三個思想是實驗，以實驗為基礎的科學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觀念。

首先來說一下靈魂這個思想。我之所以沒有用「神」，而用「靈魂」的思想來處理人類早期的歷史，有我自己獨特的原因。我認為「靈魂」的思想比「神」更普遍。而當宗教在西方沒落之後，靈魂的觀念依舊能夠存續下來。關於靈魂的思想，我們經歷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之前，人類更關注外部世界的神，會把太陽、月亮、樹木或石頭當作神靈，但是在靈魂的思想產生之後，人類的信仰發生了向內的轉向，我們更關注我們的內心如何能夠指引我們的行動，這種轉型使得靈魂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思想。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各大文明都經歷了重要的思想發展，中國諸子百家、古希臘先哲和以色列先知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對於這樣一個時期，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曾試圖提供一種解釋，他認為各大文明的同時繁榮和人們從農村遷徙到城市有關。城市生活比農村生活更複雜，需要有複雜的制度來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種種原因導致人們越來越觀照自身，完成一種向內在的轉向，柏拉圖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人類歷史上，類似的轉型有很多，我們可以做一個梳理。首先是在天主教時期之前，向神父懺悔的做法並沒有那麼普遍，這和教會對於良心的關注有密切關係。懺悔用一種比較私密的方式，取代了之前能夠被所有人都看到的祈禱。而在新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號召人們不再需要通過教會或者神父的中介來維繫每個人與上帝的關係，認為只要訴諸自己的內心，就可以和上帝產生聯繫。

接下來就是到了浪漫主義時代，人們更加關注所謂內在的自我，所有浪漫主義的思想家都希望人們向內觀看、觀照自我，也因此能夠看到一個更加準確的內心。再之後就到了精神分析的發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認為，在人的內心深處存在著一個另類的自我，人們通過對於這一另類自我的發現，能夠更好地了解人類各種各樣的行為。總而言之，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由外轉向內、觀照人類思想的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歷史上，東方一度領先於西方。

沃森：在中世紀時，很多穆斯林都覺得歐洲是一個很落後的地方，印度、中國或者穆斯林地區都比歐洲更先進。在10—13世紀，歐洲發生了一個激進的轉型，誕生了一系列思想，比如世俗世界、人文主義、普遍主義、透視法以及個人主義等。這一切都深刻地影響了之後1000年或者幾百年的人類歷史。

與此同時，東方也逐漸落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黑死病的爆發。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Janet Abu-Lughod，1928—2013）認為，黑死病給亞洲和歐洲帶來了不同的後果。黑死病起源於亞洲，並徹底破壞了發展完善的貿易體系。儘管黑死病也給歐洲帶來了極其負面的影響，但負面程度不及亞洲。在像英國這樣的島國，黑死病的影響力要小得多，也就沒有給社會帶來顛覆性的破壞，而這一現象也促進了歐洲的崛起。在這之後世界文明的中心漸漸向西方轉移，西方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

與此同時，伊斯蘭世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許多學者離開了巴格達，把很多手稿帶到了義大利，這些手稿包含之前很多世界文明的成果。他們把這些阿拉伯文的文獻翻譯成了拉丁文。通過這些手稿，歐洲重新發現了希臘的傳統，重新發現了亞里士多德，尤其是重新發現了希臘的科學。正是歐洲對於希臘科學的重新發現，導致了現代文明尤其是實驗觀念的興起。

在我看來，實驗對於西方社會的影響不僅僅是在科學領域，它對民主也是有助力的。

試圖回答「李約瑟難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書中說，中國早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實驗和觀察的傳統。但是，為何沒能像歐洲那樣獲得繁榮發展？您對著名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難題」有何見解？為什麼現代科學誕生於西方而非中國？

沃森：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除了李約瑟之外，席文（Nathan Sivin）、羅界（G.E.R Lloyd）和托比·胡弗（Toby Huff）等其他西方學者也使人們注意到東西方學者之間在地位和立場上的差異。

李約瑟是一位具有爭議的學者。為了釐清這個問題，西方舉辦過專門的研討會，有人支持他，有人則反對他。無論他的問題是否成立，他確實激發我們去研究在那個特定時段到底有何事發生。

目前，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基本觀點：李約瑟及其劍橋同事羅界認為，東方學者和西方學者的組織形式是有區別的。還有一種觀點來自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她認為東方早在西方領先之前就進入了衰落的階段。

李約瑟和羅界認為，中國古代的學者是皇帝的僱員，從屬於一個高級的社會階層，他們並不需要產出任何新穎的東西，就能夠有很好的仕途。與之相比，歐洲學者則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互相之間更容易批評、競爭，這就帶來了更為令人激動的學術研究，也由此改變了我們的思想。

我想，對於「李約瑟難題」的答案，在於科學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這涉及發現、存儲和使用知識的整個過程。正如之前所言，科學本質上具有顛覆性，因此，科學家在某種程度上總是會對已建立的權力構成威脅。在西方，大學爭取獨立，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古代中國，王朝制度沒有培養出獨立於權力結構的社會層面的學者，因此，在我看來，其從未發展出獨立且具顛覆性的思想這一傳統。

多重因素導致歐洲崛起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上述原因是歐洲崛起、東方落後的關鍵所在嗎？

沃森：除了上述理由外，我認為一個非常偶然性的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美洲的發現。在我看來，美洲的發現既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必然。

我們都知道，哥倫布試圖發現的實際上是印度，而且找到美洲後還自以為那就是印度。不過我們也無須否認，美洲的發現確實給歐洲帶來了大量白銀，對歐洲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美洲發現之後，地中海成了連接美洲和亞洲的樞紐。

如果有人認為發現美洲只是一種偶然，我可能會想要爭論一下。在我看來，這一發現之中存在著某種必然性。有理論認為，中國人早在15世紀就發現了美洲的西海岸，卻並沒有據此而發現美洲。對於思想和發明來說，構想和發明本身只是開始，你還必須運用才能真正實現其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報》：確實有理論認為，在西方「地理大發現」之前，1405—1433年鄭和七次下西洋時已經發現美洲。您在書中提到古代中國出色的航海事業，並寫道：「這樣的航行導致中國人在東南亞和印度海岸建立了重要的海外殖民地。」然而，很多歷史學家已經指出，中國從未建立過任何殖民地。例如，鄭和下西洋也不是為了尋找殖民地。

沃森：我的意思是，由於季風的規律性，整個亞洲的航海活動相當可觀，而且當時有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別國人所建立的前哨地點，這些或許可以被稱為殖民地，但它們不是正式的殖民地。我想說的是，在前哨地帶，曾經航行至海外者往往會提供一些新的東西，互相進行思想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還提到，大多數思想是在語言中形成的，並且在書中討論了在世界思想中最有影響力的幾種語言的歷史和結構：漢語、梵語、阿拉伯語、拉丁語、法語和英語。您還在文中引用周有光的觀點指出語言對於思想的影響，這與薩皮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很是相似。有人認為是語言決定、影響思想，有人則認為是思想決定、影響語言。您的觀點如何？

沃森：我認為語言對於思想沒有直接影響。例如，法語的辭彙量遠遠少於英語，但這並未抑制講法語者的思想發展。阿拉伯語是世界上最常見的語言之一，但阿拉伯文明在思想的創造性方面相對落後。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和歐洲的許多語言現在被歸類為「印歐語」，也就是說，它們都衍生自同一「母語」。

更為重要的是，印歐語系的語言之間互譯比它們與其他語言互譯更為容易。因此，無論是在任何一個印歐語系國家中有思想嶄露頭角，用一種印歐語言將思想傳遞到另一種印歐語言也更為容易，從而使這些國家和文明能夠共享思想的發展。這一點也是歐洲崛起而其他區域相對落後的原因之一。

另外就是拉丁語問題。數個世紀之中，拉丁語一度是整個歐洲的共同語言。當時歐洲學識淵博之人都會拉丁語，這意味著印刷術在西方獲得了更深入的應用。在西方，印刷術對於提高精確度也起到了作用。而印刷術也與科學革命同時發生，被用於更廣泛的運動中，帶來知識的巨大飛躍。

應對知識碎片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今世界，知識日益碎片化。您認為有何解決之道？

沃森：這個問題也關係到人們經常問我的另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寫這麼大部頭的書？我的回答是，研究證明，如果你想在某個領域富有創造性或想像力，就必須要精通這個領域的知識，對這個領域的細節了如指掌。

我認為我們需要掌握的一點是，獲取知識和接受教育並不是收集孤立的事實。我們需要做的——我在書中也如此嘗試的——是建立知識的綜合體系，描繪其形，或者只是勾勒一個輪廓，但重要的是要理解歷史的概貌。

這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已發生的事情，還有助於我們將新知識融入我們已有的形態中。一旦你理解了歷史的概貌，了解了其主要運動和章節，就可以更容易地將新信息融入你已有的理解之中。

以我的書《大分離》為例——這本書也有中文版。它解釋了歷史的概貌，講述歐洲、亞洲、非洲、美洲大陸在地理、生活形式、氣候方面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其宗教信仰、耕作方法、建築及醫藥產生的影響。所有知識都是相關的，但有些知識之間的聯繫更密切。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40年。在我看來，中國正面臨著一個挑戰，即如何幫助人們將所學的知識轉化為創造力和想像力。而我認為《思想史》這本書正好適於這個目的，我在書中深入到很多細節中去，希望這些細節可以激發人們去探索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領域，深入到最為細微之處，並由此激發出創造力和想像力。而這也正是我想鼓勵的一種治學態度。如果只是停留在學科的表面，就永遠都無法獲得創造力和想像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看待互聯網及數字技術的發展對人們思想所帶來的影響？

沃森：對於互聯網，我感到擔憂的一點是，互聯網讓人們感覺自己很有知識，但實際上就像你說的那樣，這些知識是碎片化的。如果你想在某一領域有創造性，只了解這些碎片化的知識是完全不夠的。不了解以往的觀點，又怎麼可能提出新的觀點呢？

當然互聯網也是挺有意思的。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並不熱衷於此——我出現在互聯網上，但我自己並不使用它或享受它。令我覺得奇怪的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沉迷於社交媒體，覺得自己有很多朋友，而其實並非如此——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我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思想的影響非常複雜。思想在網上迅速傳播，但不一定得到恰當的吸收、消化。社交媒體本質上會分散人的注意力，這並非好事。

此外，互聯網沒有得到協調，因而它往往會讓人們在各種思想的包圍下無所適從，對於尚未掌握歷史概貌的年輕人而言，這尤為可惜。年輕人最需要的是能夠綜合知識的媒介，但是互聯網與此背道而馳。

互聯網既可以帶來裨益，又可以製造困惑。當然，現在獲得信息比以往便捷得多，但是所查的往往是孤立的知識，而不是深思熟慮後形成的綜合知識。這一點需要注意。

以道德倫理約束科技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人類思想發展的未來？很多學者已經警覺，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儘管科技的更新帶來思想的飛躍，但是如何避免科技可能帶來的弊端？

沃森：我們的歷史中其實有一個貫穿始終的元素，那就是道德的生活。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在我看來，這一問題是人文學科面臨的真正挑戰和機遇。人文學科要探索不斷變化的道德。在21世紀，隨著基因領域的飛速發展，我們將面臨完全不同的道德問題。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曾著書《人性的未來》（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他在書中設想了一種未來，父母可以控制小孩的特徵。在哈貝馬斯的設想中，也許，我們過不了多久就能夠要求說，我想要個金髮孩子，或者說希望孩子的智力或身高有多高。這樣會給我們的社會、道德生活，以及我們看待自我的方式，帶來怎樣的衝擊呢？如果父母可以選擇小孩的各種特徵，那麼孩子又會怎樣看待他們的父母呢？哈貝馬斯說，意外性難道不是我們人生中自然擁有的一部分嗎？難道它不是我們必須學會接受和享受的東西嗎？意外性的缺失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我認為，人文學科仍然能夠告訴我們未來將會怎樣，並以此給我們帶來警醒。

至於思想的未來，我想說兩點。一是我們必須從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中後退一步，擺正其位置，試著收集思想然後默默將其進行可靠的綜合。

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未來是否會數字化。目前還言之尚早。不過，如果事實證明空間是數字化的，就如早期的跡象所預示的那樣，那就意味著所有的生命都是數字化的，並且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還原為數學。如果這成為事實，那麼我們可以說思想的未來是數字化的——所有的思想都可以還原為數學公式或建構。由於中國人和印度人都非常擅長數學，這可能意味著這是他們的時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陳宣宇 排版編輯：陳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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