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唐志齋館藏唐代墓誌書法分期研究

胡質墓誌拓片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胡質墓誌拓片（局部）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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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學興盛」「承隋啟唐」——太宗、高宗時期

胡儼墓誌拓片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胡儼墓誌拓片（局部）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大唐故處士余君墓誌拓片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還有一種刻意復古的隸書墓誌。如貞觀十三年（639）十一月四日的《大唐故張騷之墓銘》，其書法已經不是純粹的隸書風貌了，點畫裝飾性較多，既有楷書的結體和用筆，也有隸書的橫畫波磔，兼及帶有篆書的部首與結構，看上去有不倫不類之感，但又不屬於典型的破體書。這種書風當屬於書手的復古行為（抑或是墓主家人的要求），書手極力地去強調隸書的特徵，故而雁尾都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強化，但由於書手對於隸書內在規定性的生疏，使得楷書標準的鉤畫、挑畫、折筆及捺畫夾雜其間，極其雜亂無章。就點畫的字口來看，刊刻者基本上可以做到鋒穎畢現，其牽絲及出鋒均能表達得很清楚，也就是說，這種風格並不是刊刻者所為。也正是由於刊刻者的水平之高，在某種程度上真實地反映出了書丹者的隸書書寫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時期的墓誌書法中還出現了「破體書」現象，與一般破體書不同的是，這一時期有多種書體在單字內雜糅現象，既有楷書的方折，也有隸書的波挑，或者也存有篆書的字形。這種現象可以追溯到東魏，自北朝延續至隋唐。

貞觀五年（631）二月十六日的《君禕墓志銘》，屬於破體書。其將篆、隸、楷三種書體雜糅在一方墓誌之中，彼此較為獨立，通篇看來並無美感，倒是十分新奇。志文中多追求裝飾性與美術化的效果，對於書法的好壞，基本無從談起。文中一些別字，例如「青」字中的「月」寫成了「丹」；「無」字中四個豎畫寫在了長橫上；「曰」字的橫折鉤寫成了橫折折折鉤等。

對於此類墓誌的出現，楊慶興曾言：

造成書體雜糅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新、舊字體更迭期間的一種正常現象。新的字體尚未完全成熟、通用，舊的字體依然通行，磨合期出現混用現象是很正常的，也是能接受的。或者是個別書家，別出心裁，整出個新舊混用的作品，炫耀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沒必要不管事之大小，都非要往複雜里考慮不行。

筆者並不認為如此。眾所周知，書體演變發展到唐代，篆、隸、楷、行、草五體皆已成熟，而「新的字體尚未完全成熟」應是一個書體的書法風格變化，其與書體雜糅不能混淆，其與楷、隸之間的銘石書更不能混淆。其在得到此結論之前引了康有為、啟功及華人德的三個觀點，並做出了「沒必要不管事之大小，都非要往複雜里考慮不行」的論斷。筆者認為著實不妥。其應是沒有看到前朝此類碑刻的數量及面貌，而只見一兩方墓誌而談之。此言論著力點較小，論據不足。筆者倒是較為贊同啟功對於此類墓誌的看法：

自真書同行以後，篆隸都已成為古體，在尊崇古體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鄭重用途上，出現了集中變態的字體。

因為唐代書學的要求明確表示《三體石經》乃學生臨寫、閱讀的對象，作為儒家的經典，《三體石經》一直以來均為學習的課本、典範，那麼也可以說此類雜糅碑誌的出現是有受《三體石經》影響的。

三體石經拓片（局部） 原石藏於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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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造字」「褚風激揚」——武后時期

為了方便研究，除了武后在位的光宅年間至長安年間，筆者將中宗嗣聖年間至睿宗的延和年間均歸到這一時期。這一時期有兩大特點，其一是武周造字影響下的墓誌撰寫，具有強烈的時代風貌；其二是名家書法開始影響墓誌書法，其中不乏名家開始參與墓誌的撰文與書丹。就其書法而言，這一時期，褚遂良書風開始影響墓誌書法，更有宰相狄仁傑及「別敕選」韓筠所書丹墓誌，足見這一時期的士風。此外，據館藏唐代墓誌所見，可以說在武后時期出現了仕宦書丹並署名這一現象。而在天授二年（691）便有文林郎齊州歷城縣尉董履素書丹署名。此時期唯一刻工者署名為內供奉南陽張元敬，其是為瀛洲文安縣令王德表所鐫墓誌，更為難得的是，此志的撰文者為當朝宰相薛稷。

在武則天在位期間，其將洛陽改名為神都，並長駐於此。直至中宗李顯在洛陽複位，將神都更名回東都。自古以來洛陽邙山被奉為喪葬的風水寶地，而館藏唐代墓誌皆為邙山一帶所出，此時期不僅有仕宦墓誌，更有宮人及庶民墓誌，加之此時的墓誌書法正處於規範化的時期，因此，武后時期的館藏墓誌就顯得格外有研究價值。

據施安昌考證：

洛陽含嘉倉是隋唐時東都的大糧倉。近年發掘糧窖時，出土有帶字磚（又稱銘刻磚），上刻糧食品種、來源、數量、入庫年月等，在當時起「賬簿」作用。其中凡武后時期的，均用改字。

不僅如此，武后所造新字在這一時期的墓誌中有全面的呈現。按，武后所造新字並不是一日完全頒布，但墓誌中與地上所見新字的頒布時序幾無所差，除有些新字會被訛寫。誠如葉昌熾云：

當時群臣章奏及天下書契咸用其字……余所見武周碑不下數百通，窮鄉僻壤，緇黃工匠，無不奉行維謹。尤可異者：巴里坤有萬歲通天造像（今歸端午橋制府）；敦煌有柱國李公舊龕碑，在莫高窟；廖州刺史韋敬辨智城碑，在廣西龍州關外；河東刺史王仁求碑，在雲南昆陽縣；龍龕道場銘，在廣東羅定州，皆唐時邊遠之地。文教隔絕，乃紀元年月亦皆用新制字，點畫不差累黍。雖秦漢之強，聲靈遠訖，何以加焉。

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對於「書」「言」「身」「判」銓選機制的推崇，加之其對書法的大力推崇、提倡，儘管這種政策沒有直接影響當時的墓誌書法，但在武周時期，這種政風開始下移，並影響了墓誌書手，這在墓誌書法中體現了出來。被尊為「廣大教化主」的褚遂良在此時為代表人物，其在洛陽龍門刊刻了《伊闕佛龕碑》，使得民眾可以近距離了解褚字。

大唐蔣國夫人墓誌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神龍二年（706）七月一日的《唐甘基墓誌》為贈官墓誌，據志文載，其子甘元柬為鴻臚卿上柱國丹陽郡開國公，因功卓著遂贈其父為太子中舍人。此志書丹十分精美，刊刻精細，有十足的褚遂良筆意。又志主之子官至鴻臚卿，其掌管皇室的禮賓事務以及大臣的凶儀，所以其父的墓誌應為當朝最好的書丹及刻工所制，可以反映出武周時期唐代宮廷內部的墓誌書法面貌。

隨著時代流轉，加之名家書風的影響，這個時期的墓誌書法較貞觀時期北朝風格的墓誌數量有所減少，而有了較多的歐、虞「端莊灑落」的影子。

久視元年（700）十月二十八日的《大周故袁公瑜墓誌》，為河北道安撫大使狄仁傑所撰並書。其為狄仁傑70歲所書，亦是史書載其卒年（另有其於701年卒的說法）。此志書風似虞世南，結體開張，工整秀麗，溫文爾雅。用筆含蓄，結字雅正，宛如彬彬君子，閑適自然。志文中有武后所造新字，且有些字用楷書處理，與志文融為一體，但仍有些字，例如「載」，還是用篆書的結體處理。

雖然從唐太宗開始便一直推崇「二王」，而且唐代草書書法的發展如此的突飛猛進，孫過庭已然成為時代的草書代表人物。但是在墓誌書法中還是未見草書入志的現象，可能是民眾對於碑誌的敬畏所致。偶爾會在墓誌中出現單個的草字，但此種情況甚為少見。

久視元年（700）九月二十日的《大周故囗建達墓誌》，其墓誌無題，所以只知其名，不知其姓氏。志文載，其「隱居朝市，怡然養性」，所以這是一方庶人墓誌。其書丹及刻工均不佳，但可以從草書字法看出，民間當時對於草書應是有一定的了解，但部分草字在墓誌中出現說明其應並不熟悉所有字的草法，也就是在一些熟悉的字上去使用草書。文中的武后造字有些仍用篆書處理，無法達到統一。此志是館藏墓誌中武后期間的唯一草字較多的墓誌。

此時期的隸書墓誌在書學倡導影響下有所進步，相對於貞觀年間的隸書墓誌，這個時期的隸書墓誌更加註重書寫的流暢感，但仍存有魏晉時期的影子。其呈現出來的面貌較為符合同時期的隸書書法。

大足元年（701）八月二十日的《大周故盧行毅墓誌》，為洛州縣尉所撰。此志書法較貞觀時期有所進步，書丹及刻工皆為上品。其書風凝重且秀麗，細節處精緻有加，不僅融入了武后時期的秀美，而且魏晉時期的隸書特點仍然存在。此方墓誌書法統一，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將武后造字融入其中的墓誌。

大唐故張騷之墓誌拓片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3

「字書刊立」「顏筋柳骨」——玄宗至德宗時期

館藏唐代墓誌中，這一時期的楷書墓誌比較強調法度，唐楷風規已經得到深入貫徹。其中《干祿字書》的刊刻更是對德宗及其後的墓誌書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玄宗時期的墓誌較為精美，書丹與刊刻皆為上乘，刊刻潦草或是不書丹直接刻的墓誌比較少。而代宗、德宗之際，墓誌的刊刻與書丹較玄宗時期差了一些。

在玄宗時期，館藏唐代墓誌書法較武后時期有更濃重的歐陽詢筆意。如開元五年（717），《大唐故李氏元思忠墓誌》，此方墓誌為縣主李氏及其丈夫元思忠的合葬墓誌，如此將李氏放在男主人姓名前的墓誌名在唐代甚為罕見，據志文載，原因應是信安縣主李氏為唐太宗李世民的孫女、吳王李恪的第四女。此志撰、書者為「宣德郎行右衛錄事參軍歐陽植」，其與歐陽詢的關係不詳，但是此志的書風十分接近歐陽詢，其中宮緊密、主筆伸長、平正端莊，起收筆處理細緻，嚴謹工整。

如果說在歐陽詢的影響下，唐代墓誌楷書的結構走向端莊、法度化，那麼，褚遂良對於唐代墓誌楷書的影響便是其點畫的形態。褚遂良的楷書點畫跳躍感強，外柔內剛。因此他是拉開隋志與唐志風格的重要人物。在這一時期，褚遂良書風的墓誌較多，如開元十年（722）五月既望（十六日）的《大聖真觀楊法師生（曜）墓誌》，其與褚遂良永輝四年（653）所立《雁塔聖教序》十分相近，墓誌中一些字似乎摹刻一般。開元十四年（720）九月二十二日的《大唐故七品亡宮志文》，據志文載，墓誌為良家晉選入宮。既然為宮人墓誌，那麼其死後應是宮中的專業人員來書丹、刊刻墓誌。此志的橫畫起筆及鉤畫與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很接近，又結合此時期的墓誌書法多像褚遂良，可以說，褚遂良《雁塔聖教序》風格在此時期為皇室及社會庶人的主流書風。

君禕墓志銘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君禕墓志銘（局部）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在德宗時期，楷書墓誌又有了一個新的方向，而引領這個方向的人便是顏真卿。顏真卿多有碑碣流傳於世，而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應屬顏真卿所書其伯父顏元孫的《干祿字書》。顏元孫在《干祿字書》中云：

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

其確定了應用的正式場合，將楷體字進行了規範，肯定了漢字的簡化，鞏固了文字統一。而作為示範樣字的顏體字便廣傳開來，據《湖州府志》所存《楊漢公刻跋》記載：

《干祿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為衣食業。晝夜不息，剜缺遂多。

可見其所出拓本數量之多。館藏唐代墓誌到了貞元年間也出現了一些顏真卿風格的墓誌，如貞元五年（789）五月二十日《大唐故詹事府司直孫公夫人隴西李氏墓誌》，其撰、書者為第十三侄丞議郎行河南府陸渾縣丞公輔。此志書法有顏真卿的篆籀用筆之感，有些字較為相像，豐腴雄渾、氣勢恢宏。但是這種書風在館藏的貞元年間墓誌中並不多見。

館藏墓誌中這一時期的隸書較武后時期更為豐腴，顯現出雍容華貴的氣象。從這時期的十方隸書墓誌來看，雖然還有一部分有魏晉隸書之遺風，而另一部分則顯示出了一定的唐隸時風，流暢端莊，足見唐隸新風尚的影響。天寶元年（742）《唐故王冷然墓誌》，其書法帶有明顯的魏晉隸書風格，但在筆畫上較為豐腴，是當時隸書墓誌風格轉變的代表。

唐太宗李世民推崇「二王」行書近百年之後，其書風終於在館藏唐代墓誌中出現。行書書寫碑版墓誌可以追溯到唐高祖李淵的《李淵為男世民祈疾造像》，刊刻時間為隋大業二年（606），雖是行楷相雜，然兼融「二王」與北朝遺風，可以視為唐代以行書寫碑版的先河。太宗李世民行書《溫泉銘》等行書書碑的作風或許是得其父之遺風。儘管如此，行書書寫墓誌則出現的較晚，可見墓誌書寫的風尚在某種程度上是落後於上流藝文的發展的。開元十二年（724）二月一日《大唐故趙潔墓誌》中可見，其行草書十分流暢，草字也比較規範，可見書丹者在行草書的書寫上是比較熟悉的。此志有列無行，使得章法上錯落有致。字與字在豎式上相互照應，連接感較強。而在天寶年間，館藏唐代墓誌出現了與懷仁和尚《集王聖教序》相近的墓誌，天寶九年（750）《唐故夫人博陵崔氏墓誌》，其書丹者為前進士隴西李封。前進士為士人應試進士科及第的稱謂。書法在當時是銓選中四科「書」「言」「身」「判」之一，那麼李封作為及第的進士，說明了其書法得到了當時翰林的認可。此志書法與《集王聖教序》比較相近，在一些牽絲的用筆上自然靈動，一些字形也比較準確，整體肅穆流暢。

大周故囗建達墓誌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4

「再立石經」「楷范天下」——憲宗至僖宗時期

這一時期主要可以分為憲宗、宣宗階段及懿宗、僖宗階段。其墓誌書丹及刻工較之玄宗時期有所退步，可能是因為大量的經生參與墓誌的製作而導致整體水平的下滑。這個時期除了名家書風對墓誌書法繼續產生影響之外，官方字書的頒布也對墓誌書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亦即隨著《開成石經》的刊刻與頒布，石經的書風對墓誌書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館藏唐代墓誌中，從上一時期的大量褚遂良風格的楷書墓誌到這個時期基本消亡殆盡，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德宗時期開始流行的「顏體」「柳體」風格，或是這兩種風格影響下的結體嚴謹、具有範式性的唐代書風。例如廣明元年（880）十月十四日的《唐柳延宗墓誌》，其為前天雄軍節度判官檢校國子博士侍御史薛纁撰並書，此志書法結體寬博，筆畫豐腴有筋骨，頗有顏真卿體勢及筆韻。

咸通三年（862）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渤海李氏一娘子墓誌》，此志書法字形雖瘦，卻清勁有神，點畫瘦勁，頗有柳公權筆意，是此時期館藏似柳公權風格的代表墓誌。

太和四年（830），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講學士鄭覃上奏唐文宗：

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准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

這個項目便是刊刻《開成石經》。其始刻於文宗太和七年十二月（834），開成二年（837）完成。由艾居晦、陳玠、段絳（另一人名字在刻石上已漫漶不清）等四人用楷書分寫經籍於石。項目真正的啟動在太和七年（834）十二月，皇帝正式下令：

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

此刻經乃繼《熹平石經》《正始石經》之後規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的刻經，其乃唐代正字運動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明趙崡《石墨鐫華》評價《開成石經》的書法：

用筆雖出眾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

館藏唐代墓誌書法在之後有數量極大的一批墓誌類似此石經書法，其出現時間為石經建立之後的開成二年（837）至天祐三年（907），此七十年間，眾人皆以《開成石經》為楷范，墓誌中呈現出《開成石經》似歐陽詢、虞世南的風格。偶爾會有顏真卿、柳公權風格的墓誌在此時期出現，但均不足以影響整體墓誌書法風格的主流。例如咸通三年（862）正月二十二日的《唐故崔府君後夫人盧氏墓誌》，此志為親外侄孫鄉貢進士盧濬書。既然書丹此志者為進士，那麼其書法也應是接近了當時銓選制度的書法標準，也即《開成石經》的書法面貌。此志書法確實與《開成石經》較為相似，規矩、嚴謹，頗有歐、虞之風韻。

德宗之後唐代的政治局面愈發的混亂支離，戰亂頻發。這使得之前的濃厚文化氛圍愈發的散淡。書法賴以生存的環境日趨惡劣，造成了書法水平的頻頻下降。館藏中的隸書墓誌亦能體現，如大中十二年（858）四月一日，《唐故盧宏夫婦墓誌》，此志隸書結體不統一，用筆弱鋒起筆，橫畫波磔過大，使得整體有扭曲感，更有一些筆畫不知是否因刊刻者造成，其呈現出了楷書的摺痕，可知唐代晚期墓誌書法水平較之前有所下降。

除去「二王」的行書風格，此時期較之前又出現了李邕風格的行書墓誌。如太和八年（834）十一月十四日，《唐故崔勗墓誌》，此志為館藏唐代墓誌中為數不多的有李邕風格的行書墓誌。李邕為武后時期的大臣，當時其書法潤筆費用頗高，一字難求。但在行書墓誌中卻鮮見其風格出現。應是墓誌書法與日常書法終為兩條發展軌跡，墓誌書法較日常書法滯後，且一些喪葬禮儀制度的約束使其具有獨特的性質。

大唐故李氏元思忠墓誌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大唐故李氏元思忠墓誌（局部）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5

結 語

綜上所述，我們對千唐志齋館藏唐代墓誌做了一個大致的分期，這種分期不是按照唐代上流名家書法發展的歷史進行劃段分期的，因為墓誌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就其實用性與功能性而言，墓誌書法的發展較之上流名家書法則有一定的滯後性。儘管如此，從墓誌整個風格的演進我們可以看出，隨著通行文字和書寫的演進，墓誌的書丹字體也逐步演進，不僅在墓誌中有行書的呈現，即便楷書風格也越來越趨向於唐楷，表現出與唐代楷書共時發展的態勢，唐隸風格、「二王」及李邕行書風格的出現也是一種印證。因此，也可以這麼講，如果說唐代前期的墓誌書法與時代書風相較有一定的滯後性，那麼隨著主流書風的逐步盛行，墓誌書法的發展正逐步與其時代同步。（作者單位：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院）

大聖真觀楊法師生（曜）墓誌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大聖真觀楊法師生（曜）墓誌（局部） 選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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