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看印度的時候，我們在看什麼？ | 好奇心日報年度圖書推薦?

一年過去，中國與世界、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我們的生活都為大問題所左右，於愕然之中，知識分子聲音的消失或者湮沒於嘈雜，更增添困惑與茫然。或者，此時可能是拐點將現。而在任何時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見識者更是指引我們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們「2018 年度圖書推薦」希望儘可能多元化地介紹一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書。

依照舊例，我們視野所及的書，采編人員都已經讀過，並以真誠態度介紹給讀者。

我們也藉助特約作者之力來一起完成。他們總是得風氣之先，而且見解更加深刻。在此一併感謝。

這是非虛構圖書推薦系列的第十一篇，探討印度社會的轉型。作者劉質真是《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的采編人員。

誕生於印度的佛教為中國貢獻了一個成語，叫盲人摸象。

近大遠小。印度往往被看成是一個點。

我們了解的是碎片的，甚至可能碎片化也不如，它就是一個個的標籤。

常看祖國形勢一片大好，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讀者看到的可能只是阿三的強姦案，火車開掛；有點文化的會想到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勾勒出一副幽暗國度的輪廓；中國的小布爾喬亞（想了半天，好像還是這個詞最準確）循著 1960 年代嬉皮士的道路在被滌盪的靈魂、放飛的自我和肉體、波西米亞啊這上面打轉轉……

可是，喬布斯除了學著吃素把自己的身體搞壞之外，印度對他的職業和後半生有什麼影響嗎？

印度與中國最相像的地方，就是足夠大。大到人們只能看到自己身邊的，只關心自己關心的，沒有人去注意摺疊起來的其它印度都是什麼。

拉納·達斯古普塔《資本之都——21世紀德里的美好與野蠻》中有這樣一段：

總理莫漢·辛格當年宣布這些組織是「我們國家從未面臨過的最大安全挑戰」，這一說法讓城市精英們感到震驚，因為即使到那個時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難想像自己是和數億身處困境的農民、獵人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神話中才有的生物分享著這個國家。

跟中國人看自己時的視野也沒有什麼太大不同。他們——印度的中產階級，有話語權的人，想像中的印度大概與我們從去年開始聽說——中國這麼多年只有 8000 萬本科畢業生、可能只有 1 億人出過國、可能有 10 億人沒坐過飛機——的一驚中感受到的東西一樣。

而我們賴以了解印度，即使路徑高級到如通過奈保爾，也可能離現實太遠。估計印度人對奈保爾的感受，跟中國人感受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差不多，那是歷史了。

這兩個國家都以巨大的發展而著稱。在巨大的空間距離之外，還有一個漫長的時間，幾十年間甚至幾年間過去之後，一切都有所不同。而我們可能還在對照著奈保爾來想像印度的現實。

我最近看曹錦清先生的《黃河邊的中國》，寫的不過是 1996 年的河南鄉村，現在看也完全是讀歷史的感覺。在最近一次 GDP 統計出台之後，《鄭州晚報》的頭版大字標題《鄭州：請喊我特大城市》——這個河南的中心城市，GDP 到了 1 萬億，人口到了 1000 萬，人均 GDP 過了 10 萬，在 20 年前，誰會想到中原腹地的「農業大省」會如此意氣風發？

空間巨大，盲人摸象；時間錯位，同樣如此。

那麼，印度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看印度的時候，我們在看什麼。

我們推薦一些書，也想透過這些書，看印度與中國的同與不同。

我們看到寫印度社會現實的書，看起來好像要多於寫中國的書，尤其有關發展中的問題。

雖然兩個國家的體制截然不同，但與發展相關的——關於中產階級、關於貧窮、關於社會轉型、關於階層流動、關於公正之類的問題，是它們共同面對的問題。

與印度的中產階級不大相信有一堆各式各樣的窮人在與他們分享著這個國家這種刻板印象相反，我們頭腦當中那個窮國是由各式各樣的窮人組成的。印度也有中產？

在《資本之都》中看到他們的時候，如果你還沒喪失一點敏銳的話，你可能還會在嘴角泛著一點笑意，他是在說我們嗎？

隨著最近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他們發現自己的財富數量變得驚人。卡普爾在德里最好的街區有房產，在城外還有一棟「農舍」，這種類型的房產目前價值確定在 5000 萬到 1 億美元之間。 過去的數年內，正是這輪房地產行情使這座城市的有產階級變得極度自信。現在這些人發現，他們在全球範圍里都算是富有的，而且還不用做什麼事。

他們的財富，或者可能更多是他們的社會地位的焦慮感和不確定性，也決定了他們對生活的看法——可不能被落下，而且還得為下一代做好犧牲，至於是否值得，誰知道呢？

當然，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我沒時間和我的孩子們在一起。我太太一直和我提這事。我每天早上看到他們半小時，然後可能每周和他們一起呆兩個晚上。但是我對她說，等他們 19 歲了，至少他們會有錢。想想看，如果我們沒有錢，而他們在抱怨不能上好的學校或者其他任何事時，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唔，至少我花時間陪你們了？」

《資本之都》中這兩段關於印度中產階級的描述只是其中一角。另一本有關孟買貧民窟的書《地下城》的作者凱瑟琳·布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神話，成功的印度人熱愛的一則神話則是，關於不穩定和適應力的傳奇，也就是他們的國家之所以快速崛起，部分來自於日常生活的混亂和不可預測性。在歐美各國，據說當人們打開水龍頭或電燈開關時，他們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在印度這個幾無可靠假設的國家，長期的不確定性據說有助於催生才思敏捷、富創造力的解題能手。」

「他們想要創造一座城市的時候，得請其他地方的人來讓城市運作起來，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勞動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讓一座城市運作起來的。城市的運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貧民窟里的人——人力車夫、賣菜小販、皮匠、建築工人，等等，這些才是讓任何一座城市運作起來的人。」

「人們不斷來到德里，這裡有很多工作機會。德里地鐵需要成千上萬的工人。他們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麼都沒說。但後來政府覺得這些人很臟，影響了市容。加上城市擴張後，他們住的地區已經不再是城市邊緣，政府想要從這塊土地中獲利，所以就對這些人說，住在這裡是非法的，讓他們走。」

《資本之都》講到印度首都德里的拆遷問題，這是我們多麼熟悉的一個場景……

《地下城》中，凱瑟琳·布把一個叫阿布杜的少年作為整本書的主人公，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生活變故呈現給讀者。

阿布杜每回去東日，仍在尋找他的師父。他想告訴師父，在他作為孩童的最後幾年，他曾試圖做個高尚的人，然而，現在他相當肯定自己已經是成年男人，無法再繼續堅持下去。一個男人要是夠明智的話，並不會在善與惡、真與假、正義與另一個東西之間，做清楚的區別。

「有一段時間，我試著不讓我內心的冰融化，」他這麼說，「可現在，我就像其他人一樣，漸漸變成了髒水。我告訴真主安拉，我非常非常愛它。不過，我也告訴它，由於世界的運作方式，我沒辦法成為更好的人。」

這難道不是我們的生活？總是有各種雞湯文字告訴我們成年人是如何行事的：「只有孩子講對錯，成年人講利益」；成年人深諳「世界的運作方式」，成年人不在意是不是成為「更好的人」，他們呈現給孩子的就是成功人士的「做成事再說」，於是有了高鐵上的霸座男，於是有先改了再說……

看到這種描寫，無比傷感。

我們是如何進入這深淵的？如何進入這深淵而又不自知的？凱瑟琳·布將這一瞬間呈現給讀者，而我們為什麼對此視而不見，毫不擔憂新一代人在成年化的進程中淪為犬儒主義者？

阿布杜的父親養成一個惱人的習慣，他談論未來的口吻，就好像在談公交車似的：「它從旁邊過去，你以為就要錯過，可接著你說，等等，或許我不會錯過，我只是必須比從前跑得更快。只不過現在，我們大家身心俱疲，能跑多快？你必須嘗試追上去，即使知道追不上，即使最好讓它走掉——」

豆瓣在《地下城》的評論中設置了一個話題，它「再現的社會狀況與中國哪個時期比較相似」？還好沒有人參與這個話題的討論，否則不知道要看到多少自大。

中國廣泛人口的脫貧被視為罕見的偉大成就，這確實讓人矚目。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假裝沒有了貧窮問題，貧窮從來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胡賽因家在《地下城》中被稱為是「富裕」的——

許多安納瓦迪居民都還記得，胡賽因家在 2005 年的水災中喪失了多少東西。他們最小的女兒幾乎溺死，他們的衣服、米糧和 5000 盧比的積蓄全部被水沖走。而今，他們有個粗工製作的木頭衣櫃，比阿莎的柜子大上兩倍；一台分期付款購買的小電視機；兩條厚棉被，一條藍白格紋、一條巧克力色。還有十一個不鏽鋼盤，五口鍋子，以及新鮮豆蔻和肉桂，比大多數安納瓦迪居民使用的香料好。再來是一面破裂的鏡子、一條百利美髮乳、一大袋藥品，然後是生鏽的鐵床。貧民窟的大多數人，就連阿莎都得睡在地板上。

阿莎是這本書中一個很有「能量」的女人，在社區中偶爾扮演我們熟悉的居委會角色，偶爾可能還有機會發現一點尋租空間，「就連阿莎都得睡在地板上」。

我們也很難理解，窮人的生活究竟是有多不堪。

只有十五歲的米娜知道，曼竹考慮過自殺，就在阿莎過四十歲生日那天從派對跑出門的晚上，以及在那之後的許多個晚上。曼竹對她母親的外遇感到十分羞恥和擔心，米娜卻也只能提供建議。她自己也經常遭到父母和兄弟毒打，而她若要避開這些在家的時光，前往公共水龍頭和公廁已經算是一場遠征。在米娜看來，任何一個讓女兒上大學、很少揍她、不打算讓她十五歲嫁人的母親，其他方面的缺點都可以原諒。

我想說的是，阿布杜父親的焦慮與宿命感，胡賽因家的財富清單，一個貧窮的十五歲少女卑微的願望與滿足……這些是我們觀察印度社會的路徑。

而輪到我們觀察自身的時候，似乎感覺並沒有印度這麼豐富。比如關於印度社會轉型期的作品中，除了今年兩本重要的——《資本之都》和《地下城》，早一點的如《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美麗與詛咒》等，對印度轉型社會各個層面似乎都有涉及。

我們今年可說的，《長樂路》似乎算是一本。而且，就這一本，在大部分網路電商平台已經不見新書銷售，二手書價格普遍都已經在 100 元以上了。這似乎說明了一點什麼。

在我們的年度推薦中，我們是這麼評價這本《長樂路》的：

任何一本來自駐中國記者——俗稱外電記者，寫現實中國的引進版書都值得推薦。

現在越來越少了。本來就是稀缺的。

視角和立場不須探討，至少在我們目力所及，他們都客觀、友好、寬厚，而且小心翼翼，生怕傷害了普通民眾的感情。當然，政府和大人物除外。

這是記者的天性職責。

《長樂路》的作者是史明智，主角長樂路是上海的一個時髦街道，在本地媒體的講述中，它與陳冠希和另外一些人的潮店有關，和不能明言的法租界有關，和梧桐樹、老洋房和新洋房有關——李嘉誠的一個樓盤有一段時間裡是豪宅的標杆……偶爾，它也和史明智筆下頗多出現的麥琪里相關。

在史明智的故事裡，有外地人開的花店，有一個賣三明治兼賣古著手風琴的波西米亞風格的小職員，有一個鞋盒——裡面裝著過去的若干封通信，裡面講述了一個持續四十年的殘酷故事，還有……與李超人的豪宅項目一牆之隔的麥琪里，這裡的故事發生得並不久遠，一樣殘酷。

據稱，中文版並沒有多少刪減，但可能少掉的也是阿布拉一家的宿命感——像《地下城》，或者是資本之都的歷史縱深感——像《資本之都》。

我們的同事有些許不同意見——是否過於溢美了？如果考慮到直面現實的稀缺性，可能也不為過吧，它的確是越來越少了。

即使出了，也要忍受「有色眼鏡」「傲慢」之類的評價，雖然實際上可能並非如此。如果真的傲慢，他們通常只是對權力的傲慢。

現在，即使在印度有關的書的短評中也會看到中國的讀者對歐美背景作者「傲慢」的警惕，感覺他就像外交部的發言人。

更多看到印度，而不是中國，原因只有一個：這些作品的誕生有賴于思想的自由市場的存在。或者更直白一點說，言論的空間。

印度總是喜歡把最大的民主國家放在最重要的標籤上（請喊我最大民主國家），偶爾還會遭到正牌老牌民主國家善意或不那麼善意的嘲笑。何止是他們，我們也偶爾會探個頭來——印度？民主？就那制度化的腐敗？就那沒有安全感保障的社會？莫漢·辛格又廢大鈔了吧！嘲笑可能還是輕的，通常還要惡俗地來那麼一句，我就呵呵了。

但我們能看到更多印度社會的真實故事。

我們還能知道德里貧民窟的窮人們為什麼敢於生活在貧民窟里。

「所以比哈爾邦、拉賈斯坦邦和北方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便從自己的村子搬來德里。在德里，他們發現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沒地方住，所以他們開始在城市邊緣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對政府來說，他們代表了一個可以爭取的選民群體，所以政府決定把他們註冊成德里的選民，並為他們提供水電和配給卡。後來他們的家人也搬來了，並一起在這裡正常生活了 30 年。」

更早奈保爾寫《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時，也說到這一點。

從這裡看去，達拉維顯得突兀，甚至在孟買都算是多餘的：按照人們的說法，它持續存在，是因為它是選舉的票倉，是製造仇恨的溫床，許多人可以從那裡得到利益。孟買的種種互相衝突的趨勢也往那裡蔓延，所有新產生的特殊性在那裡都變得更加鮮明。但人們還是住在那裡，遭受這額外的剝削，因為在孟買，只要有了住的地方，你就可以賺錢。

不同的不是窮人，是對窮人的態度。

社會學家奧斯卡·劉易斯在他著名的田野調查報告《桑切斯的孩子們》中引用 C.P.斯諾的話：「我有時候很是擔心，富裕國家的人們完全不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我們甚至沒法或不想去和那些運氣欠佳的人說話了。我們務必要學會這一點。」

還有，喬治·奧威爾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那個著名的表態：

當我聽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心裡好受了一些。事情很清楚，一方是國工聯，另一方是警察。我對資產階級共產主義者心目中理想化的「工人」並沒有特殊感情，但當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工人與他不共戴天的敵人——警察發生衝突時，我根本不用問自己會站在哪一邊。

我相信大多數人會認為自己是善良的，哪怕沒有奧威爾的不容分說，果決，毫無疑問。但我們還有與「運氣欠佳的人」說話的能力嗎？我們能忍受骯髒、不堪的生活和人在你周圍存在嗎？

我們能想到寬容。

雷蒙·阿隆回憶他高中時代的猶太人齊格勒老師：平時學生們都要對他起鬨，有一年他班上的學生既安靜又用功，他十分高興，終於談起了「寬容」這個詞，他認為「寬容」這一詞沒有表達出對「不同的人」的恰當感情，「尊重」一詞比「寬容」一詞更好，因為寬容意味著上對下的關係。

我們還能想到「解決」它。在我們習慣了這些問題出現之後，自然我們會想到「解決」，而且這個「解決」放多少個加重號都不過分，讓城市更宜居——這難道不是我們的目標所在嗎？

尼爾·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士紳化與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中為我們揭示了「宜居城市」的真相：這個詞從來都不是針對所有城市居民的。

事實上，並且也是必須的，城市對工人階級始終也是「宜居」的。所謂的復興能夠給各階級人民造福，不過是廣告和銷售的噱頭，因為事實表明情況並非如此。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年度住房調查結果顯示，每年約有 50 萬個美國家庭無家可歸，這可能造成多達 200 萬人流離失所。這些家庭中，86% 是因為自由市場活動導致流離失所，而他們大部分都是城市工人階級。

於我們自身，於政府，於整潔現代的特大城市，於光鮮的所有，當你覺得一個窮人冒犯了你中產階級生活的時候，我們能收斂起一點厭惡的目光，我們能不那麼在乎自己的一點點犧牲嗎？

還是不止。

美好。

即使窮，也擁有美好。

生活是醜陋的，但人是美好的。

阿布杜拍他一記：「聽你說話，讓我腦袋發昏。」坐在一個仍有自己想法的人身邊，讓他覺得自己老了。貧民窟被拆除後，他們很可能再也見不到彼此。蘇尼爾想在城郊，某個有樹有花的地方，展開他的新生活；阿布杜卻認為，蘇尼爾最終更有可能露宿街頭。安納瓦迪最後的這些日子，可能是蘇尼爾所能度過的最美好的歲月。

我們沒有足夠的寫實作品呈現社會真實，我們對自身和窮人都沒有足夠的關懷，我們可能還被財富束縛了我們的勇氣，我們可能還自私……好在我們有良知，它讓我們發現問題，知道問題的存在。

但我們並沒有發現美好。

我們在說寬容的時候，我們是友善而尊重的嗎？我們在說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只是想著他們別來煩我嗎？我們在提高端就業、城市更新、轉型、宜居的時候，我們只是在想著我們的房產升值嗎？

那是一群人，儘管卑微生活，但他的感受力與所有人相同，他們的靈魂與他們對人類的信賴與所有人是平等的。

讓奧威爾不容分說站在窮人這一邊的，是他對人的美好的信仰。

他們不是要解決的問題，他們就是我們自身。

回到最開始讓印度中產階級震驚的莫漢·辛格的那段話。它隱含著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在與誰分享著這個國家？

題圖為電影《摔跤吧！爸爸》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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