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後，張元濟說：我勸康有為趕緊出京，他就是不聽！

作者：金滿樓

戊戌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西苑，並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由其「訓政」，同時下諭捉拿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

變法至此，已然失敗。

據當時積极參与變法的張元濟在事後的回憶，政變發生當日，他帶著通藝學堂學生去拜見來訪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後者已知道政變消息，但不好對他們明說，而只能很委婉含蓄地表示：

「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經過許多挫折才會成功的。諸位有志愛國，望善自保重。」

等張元濟他們由日本使館出來後，這才得到慈禧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政變的消息。

事後，張元濟致信汪康年說：

「康於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問，……僅獲其弟。

……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現聞尚未弋獲，將來必有株連。事變之來，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來變法，莫不如是，惟望新黨勿為所搖奪耳。」

康有為

張元濟又說，他曾去見了一次李鴻章，說：「現在太后和皇上意見不合，你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

李鴻章聽後嘆了一口氣，瞠目道：「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

慈禧太后宣布「訓政」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聞訊流亡海外，而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或因涉嫌「圍園殺後」密謀、或因參預新政而喋血菜市口。

對於這一事件背後的激烈鬥爭，張元濟表示一點也不知情，「後來所傳譚嗣同說袁世凱帶兵圍頤和園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為那時我只在外圍，秘密我未參與。」

「六君子」被殺後，其他參與新政的官員如徐致靖、李端棻、張蔭桓等人也分別被拿辦、下獄、流放等。

與康、梁等人尚未深交的張元濟雖然沒有殺身之禍，但因為同屬維新陣營，因而也遭到「革職、永不敘用」的嚴厲處罰。

據說，在詔令下來後，張元濟的岳母責備他說：「你闖大禍丟了官，連累女兒不能當誥命夫人，永無出頭之日！」

張之母則寬慰他說：「兒啊，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如此，時年32歲的張元濟，他的政治最高峰也就此戛然而止。

事後，張元濟所辦的通藝學堂也不得不宣布結束，並隨之歸併於京師大學堂。在將學堂所有財產開列清單並呈請管學大臣孫家鼐接收後，張元濟也就此結束了他的京官生涯。

張元濟仕途頓挫之時，同處人生低谷的李鴻章曾派人慰問並詢及其打算時，張元濟表示：京城已無容身之地，自己將赴上海謀生。當年10月下旬，張元濟攜眷離開京城，南下上海。

1899年 4月，在李鴻章親信、時任南洋公學督辦的盛宣懷幫助下，張元濟出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主持翻譯東西各國新書。

此時，張元濟或許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一契機，讓他逐步脫離官場，並由此走向了近代出版業。

多年以後，張元濟回想往事，其對當年的變法又有了新的看法：

「夫以數千年之古國，一旦欲效歐美，變易一切，誠非易事。然使無孝欽後之頑梗，又無庸劣守舊之大臣助長其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釀成庚子之役。

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嘗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傷元氣，雖不能驟躋強盛，要決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禍。每一念及，為之悲憤！」

在張元濟看來，戊戌年的失敗，既與慈禧太后及一干保守大臣有關，而康有為等人的不諳時事、一味激進蠻幹也有著不辭之咎。如其所云：

「時詔各省廣設學堂考試並廢八股，余勸長素（即康有為）乘此機會出京回籍，韜晦一時，免攖眾忌。到粵專辦學堂，搜羅才智，講求種種學術。俟風氣大開，新進盈廷，人才蔚起，再圖出山，則變法之事不難迎刃而解，而長素不我從也。」

「南洲講學開新派，萬木森森一草堂。誰識書生能報國，晚清人物數康梁。」

當然，張元濟也並未因康、梁之短而抹殺其歷史功績。

戊戌變法過去20年後，張元濟設法搜集譚嗣同等人的遺著而編成《戊戌六君子遺集》，後者於1918年初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在該書序言中，張元濟不無沉痛地寫道：

「六君子者，實世之先覺，而其成仁就義，又天下後世所深哀者」；

「默念當日，余追隨數子輦下，幾席談論，旨歸一揆。……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始為諸君子求遺稿而刊之。生死離合，雖復刳肝瀝紙，感喟有不能喻者矣！」

言下之意，似有無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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