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一個多元開放之地

轉自：清華西方哲學研究

哲學園鳴謝

作者：田潔

（柏林洪堡大學哲學博士，山東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教授）

《清華西方哲學研究》最近在辦一個關於海外大學哲學教育的專欄，目的是讓中國學子更多的了解海外哲學教育的狀況，同時也為我們自身的哲學教育改革提供方向和思路。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而我有幸受主編委託，介紹一些關於柏林洪堡大學哲學教育的情況。

柏林洪堡大學的前身是著名的柏林大學，是第一所現代建制意義上的大學。上世紀出了幾十位諾貝爾獎得主。但由於二戰後柏林被英法美蘇分治，而柏林大學在蘇戰區下被更名「柏林洪堡大學」（後來一些教授無法忍受蘇聯意識形態控制，而逃到柏林西南郊外別墅區給學生上課，其後在美國的支持下又成立了柏林自由大學，意為這裡才是「自由的柏林大學」）。洪堡大學在蘇戰區下的成長受到了巨大限制，直到東西德統一以後，洪堡大學才開始又慢慢煥發生機。近二十多年間，洪堡大學成長迅速，於2012年成為德國11所精英大學中的一員。而哲學系則是其中成長發展非常突出的例子。在2016/2017的QS排名中，洪堡大學哲學排名全球第14位，德國第一，慕尼黑大學哲學繫緊隨其後（其實兩者各有特色）。

洪堡哲學系最直觀的特徵是大，目前已擁有15個教席（我09-14年求學那時是12個，已是全德最大哲學系之一。而德國很多哲學系的教席只是3-5個）。這與目前全德甚至全球人文學科萎縮的大環境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洪堡，你既可以受到傳統的古代哲學、德國古典哲學，邏輯及分析哲學等基本課程的訓練，而且還可以接觸到其他很多學校哲學系沒有的門類，比如教育哲學，環境倫理學等。龐大的師資團隊同時也意味著課程門類和學術活動的豐富多樣，也意味著各自體現的哲學思想和治學方法的多元開放。而在洪堡這種多元開放的發展趨勢，這幾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與發展。用個中國特色的術語來講，這種共存是和諧的。而在這和諧多元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學生視野也會更為開放。在不同的思想形態和方法中間，自由的去選擇和感受，最終形成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這或許是最為基本和重要的。

洪堡的哲學系另一個重要特徵體現在其一流的國際化程度。很多教授和年輕學者大都兼有德國和英美國家的教育或工作背景，有些教席甚至就直接被美國人或者受純粹的英美教育的學者所佔據，如Jonathan Beer, StephenMenn（後者目前可能已離職教席，具體情況不明）。為其交流方便和擴大影響，他們的發表也有相當一部分採用英語。在洪堡，你能享受到世界一流學者的講學，與他們交流。聆聽到來自不同學術傳統的聲音，對學生，尤其是對本科生和剛進入學習不久研究生可能尤為重要。

但是，我上面所強調的國際化和英美教育的重要性，並不是要建立或預設任何學術門類派別或者強調某種治學方法的優先性，而是想要強調多元和開放性的氛圍對學術培養的重要性。在當下國人的評價體系中，貌似存在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勢不兩立的態勢。但在洪堡，你會發現這種對立多少有些幼稚可笑。

洪堡當然有很強的分析哲學和分析哲學史陣營，但就筆者親身經歷的德國古典哲學和古代哲學方面的訓練中，你都既能感受到分析哲學方法所帶來的清晰性，也能感受到歐洲傳統治學對一手文本和史料積累的強調。除了上面提到的Jonathan Beere和Stephen Menn是純粹英美背景之外，還有像Dominik Perler, Thomas Schmidt, Babara Vetter等人，他們一方面對問題意識非常強調，但他們對經典一手文本也同樣熟稔，其中Stephen Menn更像是台學術機器，對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的很多問題的學術史從古代到近代幾乎都了如指掌。而像Tobias Roselfeldt, , Christoph Helmig（現在科隆當教席教授），和Klaus Corcilius（剛轉到圖賓根當教席教授）等，作為德國或者歐洲培養的學者，他們的一手文獻自然很好，但對問題的分析洞見同樣出色。無論是課堂訓練還是平日聚會，你都會發現這一點。他們作為優秀學者身上體現的共同特徵至少有這兩方面：一是對原始重要文獻的無比熟悉，同時還需要對問題的敏銳洞察和分析陳述能力。或許是重複或強調蔣運鵬老師上篇文章的觀點，一個當代社會好的哲學學者，必須要有敏銳的洞察力，清晰易懂的陳述能力，同時還要有紮實的證據。而這一切的開始，必須是以一個開放的心態來面對你眼前的學術資源。

然而，多元和開放並不意味著無聊散漫。以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為例，洪堡哲學系在為學生提供多種可能性的同時對學生提出了十分嚴格的要求。相較於國內總會開設一些由於種種原因不能不開的「水課」，洪堡的課程就顯得格外直接精鍊又切中要害。本科生從第一個學期開始就必須進行非常嚴格的哲學訓練，從幾百人的大課到十幾人的研討課，再到閱讀和寫作的專項練習，每一個方面的哲學課程都配有一整套的討論和練習。到了碩士階段，學生們必須在所有的門類裡面廣泛的學習，然後再選其一做強度頗高的深化研究，同時必須完成參與國際會議等實踐性任務。雖然哲學系沒有強行加給學生一個固定的課程表，但要順利完成如此刁鑽的學業要求，每一個學生都必須全力以赴。

另外，類似於國內每個院系的學生會，洪堡大學哲學系也有一個這樣類似的學生自治組織。然而這個組織不像國內的學生會一樣旨在豐富課餘生活，而是更傾向於為同學們的學術發展提供幫助。比如每周都會進行的學生論壇講座，以及定期以郵件的方式提醒同學最近又有哪些哲學的會議值得關注等等。當然，年輕人聚在一起，也不能只談學術，更少不了各種party，比如在每個學期的結束，大家都會聚在一起慶祝剛剛挨過的慘烈的考試周。

下面介紹一點我最為熟悉的古代哲學這一塊。目前洪堡哲學系光古代相關的教席有三個，分別是古代哲學與知識史的 Jonathan Beere，古代科學史的Gerd Gra?hoff和 Mathieu Ossendrijver兩位大教授，還有古代與當代哲學教席目前空缺。這個教席自Christof Rapp遠去慕尼黑之後，曾空缺多時，後來極力爭取到Menn成為此教席教授，但不知何故現在他現在只是這個教席下面的Mitarbeiter（類似普通研究員性質）了。此外，在古典系還有Markus Asper和Philip Van de Ejke也與古代哲學研究關係緊密。我在洪堡求學期間，哲學系和古典系的幾位教授們一起建立完善了School of Ancient Philosophy （最早是由Rapp推動建立的）, 目前由於資助項目的變換，這個School 也改名為Philosophy, Science and The Sciences。名字聽上去有些奇怪，裡面人員構成也與我當時讀書時變化了很多。但這個機構無論以前還是現在有個最大的好處：有錢，非常有錢。它是德國為數不多的可以發放博士獎學金的文科系所機構，並且與英美諸多名校，像普林斯頓、多倫多，劍橋等都有固定交流合作項目，在那求學期間，你都能獲得過去交流訪問的機會，並且能得到經濟支持（我當時藉助這個平台去美加交流的時候，那裡的學生見我第一句話就是你們那好有錢）。最後，這裡的學術活動頻繁無比（無論在這個古代項目的主頁，還是在哲學系的網頁右側你能看到大量的學術活動），你可以時常接觸到國際一流學者，一流思想，親身感受不同傳統之間的理性交流。例如，有一次關於《論靈魂》的學術研討會，參與者是來自英法德等國家各自最有名的《論靈魂》的譯註者和研究者。可能國內很多同學會覺得這幾種傳統是互相隔絕和無法溝通的，但在洪堡，無數的事實證明它們之間不僅可以很好的溝通，而且還可以相互砥礪促進。關鍵在於對話者之間是否能找到共同的基礎（比如一個文本，或一個問題），然後在此基礎上，能否再逐步通過理性的討論來澄清或深化問題。

當然除了有錢，師資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雖然現在流失了像Christoph Helmig，Klaus Corcilius，Marko Malink (紐約大學副教授), Jacob Rosen (哈佛大學助理教授) 等一批無比優秀的年輕學者，但目前仍然實力強勁（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上它們網站查閱相關信息）。

我於09年至14年在洪堡的古代哲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當時從北大碩士畢業，我帶著滿滿的驕傲去到那裡，被分配在Hannoversche Strasse 6的一個大屋和其他幾個同事共享這個辦公室。辦公室樓後面是個有名的墓地，裡面低調的埋著黑格爾、費希特，托馬斯曼等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名人。而黑格爾經常成為我們開玩笑的談資，開窗通風的時候都會調侃說要呼吸點黑格爾精髓之類。同事裡面有幾個博士生，還有幾個從歐美名校（普林斯頓，伯克利等）畢業的博士後，旁邊兩個小屋是專門留給不斷往來的訪問學者們的（其中有現在成為劍橋大學古典系Lorenz Professor 的Gabor Betegh）。再旁邊是一個廚房，同事們經常在裡面咖啡茶敘（Stephen Menn最喜歡在裡面煮牛奶，沾麵包吃，然後再繼續苦幹直到深夜。一個義大利同事曾經為趕凌晨的火車，半夜兩點多進了辦公室，想順便拿點東西走，結果碰上了這個大鬍子，差點沒把他嚇死）。當我在這辦公室裡面坐了一兩天之後，我所有的驕傲都灰溜溜的變成了自卑和動力。因為我看到他們在討論文本相關問題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是先藉助翻譯的，而是直接拿著希臘文在一起進行討論，而我當時的希臘文水平根本就跟不上。但平時無論是辦公室一起討論，還是在廚房喝咖啡時一起的閑聊，這幫年輕同事都對我的學術成長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從此，我開始了求學生涯中最快樂也是最痛苦的時光。有幾處個人經歷，或許也能反映一些一流學者治學的普遍現象。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記得一個同事（伯克利哲學博士畢業，在我們那裡做博士後）提了個問題，說《形而上學》某處可能支持某一種觀點，結果被追問具體那個段落時，他由於沒能一下答上來就被幾個教授嘲笑了一下（這種事一般不會少掉Corcilius。而這次，記得其中還有Carlos Steel, 吳天岳老師在魯汶時的導師）。

自己在做論文和讀書討論的時候，也是經歷過類似困窘。我和Helmig，Malink，Rosen和Corcilius接觸多一些。前三個人都是溫柔殺手，有著非常謙和紳士的相處方式，卻能經常讓你覺得自己太low太low。而Corcilius喜歡直言不諱，喜歡針鋒相對，我問他個問題，他經常就能背出於此問題相關的希臘原文出來，然後緊接著就問我是否知道出處是什麼地方。我就這樣一次次被虐的體無完膚，然後慢慢成長。

當你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時候，你不知不覺就要求向他們看齊了。雖然有些人的智商水平和科研能力你是永遠無法趕上，但他們給你的幫助和刺激可能也是其他人無法給予的。當然，我們中間可能有些人比較幸運，有些人則沒有那麼幸運，尤其在歐洲這個放羊式的研究環境中，會有很多不確定因素會影響到年輕學者的成長。這樣就需要我們自己更多的努力，同時要有開放的心態和更明確的方向，才可能有朝一日成為一個合格的學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