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君，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抗戰中漢奸與鬼子到底是怎麼交流的？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至1945年結束，中國的抗日戰爭持續了14年之久。在這14年間，日軍的侵略除了給中國帶來肉眼可見的深重災難外，在文化、社會風俗等「看不見」的領域也帶來了影響。語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從《地道戰》、《地雷戰》到各種橫店抗日神劇，幾十年來日本鬼子在中國銀幕上都是這樣說話的：「你的，花姑娘的，哪裡的有？」多數情況下，漢奸們會無障礙地聽懂太君們的意思：「太君，這裡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鬼子真是這樣跟中國人交流的嗎？

這種影視劇中常見的奇怪漢語並非沒有來頭，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種叫做協和語的中介語言。

漢語和日語發音相差較大，互通性極低。自1931年日軍佔領東北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其間大量日本人來華，不可避免要和中國人打交道。高級官員有翻譯，但普通日本軍民顯然沒有這個條件。

為了與中國人交流，日本人在佔領區往往推行所謂的「皇民化教育」，日語教育是重點內容。台灣就在幾十年的日語教育後培養了大批會說日語的民眾。但日軍在中國大陸活動的時間不很長，且長期處於戰爭狀態，語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教中國人學日語不好辦，讓日本人學漢語是否可行呢？NO！當時的侵華日軍相當自大，覺得中國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學習。而在中國的日本軍民絕大多數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對集中地居住在軍營、開墾團等地，無法指望他們能夠有效學習漢語。即使日本軍方從甲午戰爭初期就開始編撰《兵要中國語》、《日清會話》、《速成滿洲語自修》之類的教材，絕大部分的日本軍人漢語水平還是非常低下。

在雙方都不諳對方語言的情況下，說一種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語言，就成了歷史的選擇，此即所謂的協和語。

作為一種兩個人群臨時的交流工具，協和語與一般語言相比特點十分鮮明。

首先是較低的辭彙量。協和語前身是侵華日軍所謂的「大兵中國語」，即臨時用語，表達上不會追求語言的豐富精確，對方能聽懂就行。辭彙往往局限於簡單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買不買」、「多兒錢」、「幹活計」、「來」、「什麼」、「王八」、「沒有」之類。相應的，協和語在句式上也比較固定，方便在不同場合機械套用。

作為漢語和日語混合的產物，協和語也會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語辭彙。中國人熟知的「喲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語詞，很大程度上就是協和語。而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廁所」、「料金」表示「費」、「出荷」表示「交公糧」之類的日語漢字詞就更常見了。

此外，協和語受日語影響，出現了謂語後置等一般在漢語中不會出現的語法特徵。而由於辭彙和表達上的局限性，協和語中語詞重複就有了重要的語法功能，如表示強調等等。

以上這些特徵導致協和語與正常的漢語、日語差別都很大，如一句簡單的「你把這個給我」，協和語的表達則是「你的，這個，我的，進上」。而「我吃飯」則用中國人聽來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幹活計」來表達。

這兩個短句頗能體現協和語的特徵，辭彙和句法都非常簡單。謂語放在了句子最後，使用了重複的日語借詞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濫用「的」這個受日語影響產生的習慣正是中國人印象中侵華日軍說話的一大特徵，所以各種抗日神劇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類的說法並非完全臆造。

首開近代規模化中外混搭語言先河的並不是協和語，而是皮欽語。皮欽語是英語Pidgin的翻譯，一般認為是Business被廣州人訛讀的產物。後來上海開埠，又出現了上海版的皮欽語——洋涇浜英語。

英國和美國在東亞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以後，在廣州這樣的大型口岸產生了中國人和外國人生意往來上的交流需求。洋商來中國一般都是短期的商業行為，不會像傳教士那樣苦學漢語以爭取能在華傳播福音。出於維穩考慮，清廷也不鼓勵中國商人學習外語，更忌諱他們教外國人漢語，甚至還出現過處死外商聘請的漢語老師這樣的惡性事件。於是，用簡單破碎的英語當作中介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

與協和語類似，這種皮欽話同樣是敷衍交流的產物，辭彙和語法都較為簡單，語音上也深受當地語言的影響，如在早期的《紅毛通用番話》中，給「一」標音「溫」，「非常」標音為「梭梭」，「醫生」標音為「得打」，「酒杯」標音為「灣蛤」。「女人」標音為「烏聞」，「買賣」標音為「非些淋」，辭彙多為生意場上常用的，標音也是以廣州方言趨近英文原音。

上海開埠後，中外貿易迅速發展，交流需求也隨之增加。相對排外情緒濃烈的廣東人，江浙人對洋人更友好，學習外語的熱情也更高，漸漸形成了上海版的皮欽話——洋涇浜英語。洋涇浜是上海蘇州河的一條支流，1845年英租界建立以後，洋涇浜成為租界和華界的分界線，是英語和漢語接觸最頻繁的地方。上海洋涇浜英語就在此處誕生。以吳音標英語的《英字指南》也於1879年問世。

洋涇浜英語不但發音奇怪，語法上也深受漢語影響，如catch和belong出現的頻率極高，近乎無所不能，而英語中各種複雜時態和人稱體系也被徹底拋棄。「已經變冷」本應說「It has become cold」，但在洋涇浜英語中說成「This thing hab catchee cold」，have不但音訛了，而且也沒有按照英語第三人稱單數該有的形式變成has。

在實際應用中，洋涇浜英語由於缺乏規範，不少詞到底怎麼來的已經失考，如「辣里龍/la-li-lung（賊）」上海人以為是來自外國的洋詞，洋人又覺得這是外國話。甚至會出現真老外根本難以理解的情況，如洋涇浜英語「I want give you some colour see see」是中文「我想給你一些顏色看看」的直譯，但是洋大人們能不能理解那就天知道了。

協和語和洋涇浜英語在歷史上都是曇花一現。前者在日本戰敗後很快消失，後者也在上海失去「冒險家樂園」的魅力後自然消亡。只剩「拿摩溫（number one）」等少數詞至今仍存留在方言之中。

消亡難道是這種混合語言的宿命嗎？

倒也未必，混合語言雖然初期粗糙不堪，但假以時日功能也會逐漸完善，一定條件下，甚至會變成一個人群的母語，形成所謂的「克里奧爾語現象」。

如元朝北方的漢語口語就受到蒙古語的嚴重影響。古本《老乞大》（朝鮮學習漢語的課本）中就有大量當時受蒙古語影響的口語，如「死的後頭，不揀甚麼，都做不得主張有」、「穿衣服呵，按四時穿衣服，每日出套換套有」。

這種奇怪的漢語非常重要。《老乞大》甚至這樣說：「如今朝廷一統天下，世間用著的是漢兒言語。咱這高麗語，只是高麗天地里行的，過的義州，漢兒田地里來，都是漢兒言語。」而在公文中，更是出現了逐詞硬譯蒙古語的漢語。漢兒言語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了明朝早期。

事實上，協和語當時也已經有了去俚俗化的兆頭。不但在口語中被廣泛使用，甚至還進入了書面語，而且已經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大兵話」的低級粗糙感，如民國20年（1931年）8月14日的《關東報》中出現了這樣一篇廣告：

「梅雨時潑漸過、酷暑天氣已來使至今日、為一年中皮膚生病發時之盛之際。故藥物膚法，莫逾於天恩水，因殺菌力破強富於深奧之理想，且毫無刺力痛苦之者而皮膚病竟得豁然冰釋、欲購虞請問日本東京芝區田村町東京葯或各藥房、訂買定也！」（本文摘自：天津網）

>>>誠邀您加入羅志淵讀書頻道

你點的每個在看，我都會很欣慰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