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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姆,監視著我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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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姆,監視著我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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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姆,監視著我們一家」

上面這張照片中的女士,名叫Kati Marton,中文譯名為卡爾.馬頓。她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美國移民,是美國知名的作家和記者,曾經擔任國際婦女健康聯盟主席,保護記者委員會主任等等職位。

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回到匈牙利,回到她出生並度過童年歲月的布達佩斯,在塵封的檔案館裡,找到了當年匈牙利秘密警察跟蹤她們一家人的詳細檔案記錄,她將這些檔案編輯成一本書:《布達佩斯往事》,一段家族往事和匈牙利冷戰歷史就這樣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我的保姆,監視著我們一家」

卡爾.馬頓的父母,是著名的記者。兩人都供職於美聯社,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看到的關於匈牙利的新聞報告,有很多都是出自她父母之手。正因如此,她的父母被以間諜罪抓了起來,坐了幾年牢,卡爾.馬頓被政府安排的人員進行撫養。在此之前,秘密警察對這一家人進行了全方位的監控,在這家人的周圍布滿了告密者和眼線,連她的保姆,都是秘密警察的人。

保姆為秘密警察做事,將這家人在家中的一舉一動上報,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卡爾.馬頓有一次就見到保姆哭著對父母說:「如果我不為秘密警察辦事,就不能在布達佩斯工作」。卡爾.馬頓的父母表示理解。

那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匈牙利,身為蘇聯陣營的匈牙利,境內布滿了直接歸斯大林指揮的秘密警察,也就是現在俄羅斯克格勃的前身。

秘密警察在匈牙利編織了一張龐大的告密網路,有招募來的自願告密者,也有被強迫的告密者,任何被秘密警察找上的人,總會在他們各種威逼利誘的手段下屈服。

卡爾.馬頓當時還小,她並不清楚身處的布達佩斯是這個模樣,她只記得,父母被秘密警察帶走後,她有一年時間沒見到母親,兩年時間沒見到父親。政府特意封鎖了她的消息,讓她的父母在獄中煎熬。直到她打開那些檔案,才明白父母當時的處境。

當聽到自己的案件將被無限期拖延審理下去的時候,父親哭了,「當時他撲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這位曾經在英勇抗擊過納粹的媒體人,此時已經頻臨崩潰。

看到這一段的時候卡爾.馬頓吃了一驚,因為她從沒有見過父親哭泣,她會讓想起父親生前和她討論一首鋼琴曲,父親評價說:「對我來說,這是男人哭泣的聲音」,卡爾.馬頓心裡納悶:「從不哭泣的父親怎麼知道」?直到看到了這些檔案,卡爾.馬頓才明白了父親話中的意義。

像父母這樣被監視、抓捕的人,在當時的匈牙利有很多。1948年,匈牙利有65名正式的外國記者,由於逮捕、潛逃、恐嚇,到1953年僅存3名。

在匈牙利和蘇聯政府看來,這些吃飽了沒事亂寫東西的人,都該死。在強權之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彷彿置身無盡的黑暗,直到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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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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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匈牙利人民想起了自己的民族英雄裴多芬。就是那位寫下了著名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詩人。

許多人借著對裴多菲的紀念活動走上了街頭,在高唱著裴多菲的詩句之後,人們推倒了廣場上斯大林的雕像。

「我的保姆,監視著我們一家」

緊接著,秘密警察出動了,激烈的對抗之中,本來和平的遊行活動演變成了一場暴動。上百名群眾被射殺,許多警察也被搶奪了武器,警車被推翻,警察局被佔領,拿起武器的人們失去了理智,不僅射殺警察,還射殺來了許多的無辜者,死傷進一步加大。

眼看著局面控制不住,蘇聯軍方的坦克開進了布達佩斯街頭,很快,暴動被鎮壓了下去,為了平息風波,當局將很多「異見人士」釋放,其中就有卡爾.馬頓的父母。

卡爾.馬頓的父親在權衡了利弊之後,決定帶著全家移民美國。因為這場風波,使得一段時間內當局的管控力度放鬆,許多人趁機拿到了移民簽證,一走了之。

卡爾.馬頓的父親,曾是一名勇敢的新聞記者,在納粹時期,他依然用自己的報道與之抗爭,為國家民族的希望而奮不顧身,然而,經歷了幾年的被監視和牢獄之災後,他變了,變得「自私」了。

他知道,他的祖國匈牙利,只是暫時平息了一場動亂,要求蘇聯不要干涉的民意被打壓下去,秘密警察依然控制著民眾的言行舉止,或許不久之後,一場真正的大變革即將來臨,但現在,國家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都是那樣前途未卜。

他顧不上什麼新聞記者的理想,不再問國家民族的前途。他兩年沒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他曾以為家人也被抓起來了,小女兒無人照看在外流浪,他曾經在絕望中度過了兩年,如今,家人再度團聚,他不想再冒險。

於是,他和當時許許多多知識分子一樣,選擇了去美國。

「在美國,沒有人再監視我們,我們將於告密者徹底說再見」,他說,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即使是去了美國,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無法擺脫監視和告密。

3

在美國

我們收到了「間諜」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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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馬頓一家人到美國後,在馬里蘭州安頓了下來,但麻煩也隨之而來。

當時美國和蘇聯正處在冷戰之中,兩大陣營互派間諜刺探對方情報。身為匈牙利的知名記者,突然間帶著全家移民到美國,這不得不引起美國安全部門的警覺。

卡爾.馬頓一家人一度被美國安全部門懷疑是蘇聯派來的間諜,對他們一家進行了嚴密的監控。

就在此時,匈牙利當局也沒有忘記他們,秘密派人前往與卡爾.馬頓的父親接觸,希望他可以在美國提供情報,也就是邀請他成為間諜。

本以為移民到美國後,一個新的環境里能夠過上平靜的生活,沒想到卻一邊被監視,一邊被不斷邀請成為間諜。在他們去到美國的頭幾年,就處在這樣「兩面受敵」的情況之中。

幾年之後,匈牙利方面在碰壁多次之後,終於自覺無趣,沒有再來找過他們,而美國方面也經過幾年的監視觀察,排除了這家人是蘇聯間諜的嫌疑,一家人終於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在卡爾.馬頓離開布達佩斯的32年之後,曾經在東歐各國之間編織著告密鐵網的蘇聯,終於日薄西山,徹底失去了對這些國家的掌控,秘密警察被解散,檔案被封存,人們重新開始生活,之前的告密者和被告密者都心照布宣,再也不提起這段往事,彷彿不曾發生過一樣。

直到卡爾.馬頓成為記者之後,重返故鄉布達佩斯,在檔案館裡找到了這些監視檔案,她就像看童年回憶錄一樣津津有味地閱讀著,詳實的記錄使她回憶起那些遺落的童年:


監視記錄,1954年8月27日:上午10點5分,(馬爾頓)身穿黑灰色條紋西裝(我記住是他最喜歡的泡泡棉)和他兩個小女孩離家上車(牌照CA894),開車去阿爾克特斯街1號,我們拍攝到他走出汽車,與小女孩一起走進一家文具店。到了裡面,他給她們買了學校用品。10分鐘後,攜帶學校用品和小女孩,離開商店。11點43分,馬爾頓開車去捷巴德,找到一張桌子後,叫了冰淇淋,三人邊吃邊聊。中午12點20分,馬爾頓牽著小女孩們的手,步行回到車上。他們開車去瓦茨街7號,走進一家玩具店。12點30分,牽著女兒們的手,馬爾頓離開商店。其中一個女兒懷抱一個包裹,外面有粉紅色的紙包裝。13點20分,馬爾頓和他的小女孩開車去杜那旅館。他們坐在花園裡的桌子旁吃午餐,我們繼續監視。

對於一個人的監視,有著如此事無巨細的記錄,這讓卡爾.馬頓感到不寒而慄。這還只是一家人外出時被監視的情況,回到家中,還有一位充當告密者的保姆。

這樣的社會,沒有人值得相信,你身邊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到處都是監視你的眼睛,除了你沒有說出的思想,你的談話、寫作、聚會、演講、授課都被秘密警察記錄,隨時調取,檢查你是否為危險分子。

秘密成為了權力最恐怖的手段,在這樣的風氣下,人人自危。

人們變得焦慮、脆弱、冷漠,成為了一顆顆孤立的原子,相互猜忌,內鬥消耗。在強權面前,人們卑躬屈膝,不敢表達真實的意見,有時甚至為了得到強權的青睞,爭著去告密揭發。

所以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有20萬匈牙利人捨棄家園逃出去。誰又願意活在監控之中,誰又願意時刻膽戰心驚?

「我的保姆,監視著我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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