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反對中國參加一戰的日本為何突然又轉而支持？

文 ｜ 楊津濤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1914年8月，辛亥革命後的第三年。新生的共和國面對這場空前的大戰，一時間手足無措。袁世凱醉心稱帝，維持著名不符實的「局外中立」；黎元洪、段祺瑞為參戰問題上演了「府院之爭」，以至引來張勳復辟。

國內政爭之外，伴隨著列強的干預。在很大程度上，作為一個弱國，中國自己的判斷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見風使舵」。

段祺瑞很早就主張對德宣戰，他知道，「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參加,日本對青島勢必染指掠奪，而德國雖系當今之強國,但眾怒難犯。料其難以取勝。將來協約國取得勝利,中國將成局外之人,而我國參加,那將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時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和會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將提高中國之國際聲譽。」除了爭取國際地位外，段祺瑞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藉此抑制日本在華勢力的發展。

曹汝霖、段祺瑞敢於押寶給協約國，是相信一旦美國參戰，則英、美一方必勝。黎元洪在中國發表對德抗議後，還是表現得憂心忡忡，判斷德國只要再用四個月時間，就能佔領英國。因此黎元洪聲稱，加入協約國後，中國商民負擔必然加重，而協約國承諾的好處卻未必能兌現。這就使上海、武漢等地的商會緊張不已，發表通電，反對中國參戰。

在接受《京報》採訪時，黎元洪也宣稱，參戰問題「當由中國國民決之，非可由中央政府當局或公私之顧問等決之也」。在共和國框架下，能代表國民的，自然是國會。很顯然，黎元洪並不是從心裡反對參戰，只是不願見段祺瑞因參戰而提升威望罷了。

國會中的那些議員，絕對是當時的社會精英，憑他們的見識水平，當然知道對德宣戰於中國有益。所以國會中的反對者，反對的初衷並不是於國有利與否，而是黨見。原來的國民黨激進派議員理所當然地站在了南方革命黨一邊。

南方的護法政府反對參戰。1917年3月，孫中山致電英國首相，表示：「余覺中國破棄中立，良足自招禍亂」。實際上，他們害怕的是北洋政府藉此獲得西方援助，而對南方發動統一戰爭。孫中山特意將鄒魯召到上海，向其當面解釋反對參戰的理由，讓他回到北京，統一原國民黨議員的立場。

黎、段圍繞參戰問題展開的「府院之爭」，夾雜著南北恩怨，演變到最後，段祺瑞挾督軍團壓迫總統，黎元洪一怒之下免去段的總理職務，招張勳進京「調停」。

下面發生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張勳請出廢帝溥儀，坐了12天的龍庭，即被段祺瑞的「討逆軍」擊敗。引來「共和中斷」大禍的黎元洪宣布辭職，副總統馮國璋成為「代理總統」。段祺瑞則因「再造共和」，復任總理。

反對參戰的領袖倒台了，北洋政府終於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與德奧兩國同時進入戰爭之狀態」，以前與兩國所籤條約一律廢止。英王喬治五世給馮國璋發來電報：「中國終於能在您的領導下，和其他國家並肩作戰，共同反對同盟國所奉行的侵略政策。」

作為中國參戰的回報，協約國還同意：庚子賠款暫緩五年償還，德奧賠款永遠撤銷；中國增加5%關稅；天津周圍20里內允許中國暫時駐軍，以防範德奧僑民。戰爭還未結束，中國尚未參加戰後和會，就已經獲得了這些權益，可見梁士詒、顧維鈞、段祺瑞等人參戰主張的正確性。

需要說明的是，原先一直反對中國參戰的日本，此時轉而支持，當然不是什麼「良心發現」。日本之外的歐洲協約國，因戰爭原因，國內青壯年勞動力普遍不足，亟須從中國招募大量勞工。為了讓日本不再阻撓，協約國向日本承諾：英、法、俄、意戰後在山東特權與德屬太平洋島嶼問題上，支持日本立場。這樣一來，日本就保住了戰時所獲權益。隨後，日美簽署所謂《蘭辛—石井協定》，日本同意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而美國也默許了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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