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散文《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選讀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是 2006年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王小波。這本書里除了文化雜文，還有給其他書寫的序言與跋語。這些序言與跋語也表明了作者的一些態度。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輕鬆的隨筆。

我十三歲時，常到我爸爸的書櫃里偷書看。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他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在那個柜子里，有奧維德的《變形記》，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柜子是鎖著的，但我哥哥有捅開它的方法。他還有說服我去火中取栗的辦法：你小，身體也單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實際上，在揍我這個問題上，我爸爸顯得不夠紳士派，我的手腳也不太靈活，總給他這種機會。總而言之，偷出書來兩人看，挨揍則是我一人挨，就這樣看了一些書。雖然很吃虧，但我也不後悔。

看過了《變形記》，我對古希臘著了迷。我哥哥還告訴我說：古希臘有一種哲人，穿著寬鬆的袍子走來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見他不在，就要過一塊塗蠟的木板，在上面隨意揮灑，畫了一條曲線，交給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塊木板，為曲線的優美所折服；連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門時闖進去，要過一塊木板，精心畫上一條曲線，當然，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塊蠟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畫在一條曲線里，送給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現在我想，這個故事是我哥哥編的。但當時我還認真地想了一陣，終於傻呵呵地說道：這多好啊。時隔三十年回想起來，我並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擁有一片天空，十三歲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園。此外，人有兄長是好的。雖然我對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無異議。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科學和藝術是怎樣的事業。我哥哥後來是已故邏輯大師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則學了理科；還在一起講過真偽之分的心得、對熱力學的體會；但這已是我二十多歲時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國外去旅行，在劍橋看到過使牛頓體會到萬有引力的蘋果樹，拜倫拐著腿跳下去游水的「拜倫塘」，但我總在回想幼時遙望人類智慧星空時的情景。千萬丈的大廈總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愛好無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詩人，也許都體驗過兒童對著星光感悟的一瞬。我總覺得，這種愛好對一個人來說，就如性愛一樣，是不可少的。

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人活著當然要做一番事業，而且是人文的事業；就如有一條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學究式的人物，手執教鞭戒尺打著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條路，而是背一本宗譜。我聽說前蘇聯就是這麼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萊蒙托夫，還要記住俄羅斯是大象的故鄉（肖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里說了很多）。我們這裡是怎樣教孩子的，我就不說了，以免得罪師長。我很懷疑會背宗譜就算有了精神家園，但我也不想說服誰。安徒生寫過光榮的荊棘路，他說人文的事業就是一片著火的荊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著。當然，他是把塵世的囂囂都考慮在內了，我覺得用不著想那麼多。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蜓。這樣說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說服安徒生，就要用這樣的語言。維特根斯坦臨終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這句話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從牽牛花叢中走過來了。雖然我對他的事業一竅不通，但我覺得他和我是一頭兒的。

我不大能領會下列說法的深奧之處：要重建精神家園、恢復人文精神，就要滅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滅的，就是風頭正健的俗人。假如說，讀者兜里的錢是有數的，買了別人的書，就沒錢來買我的書，所以要滅掉別人，這個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說法不見得有如此之深奧。假如真有這麼深奧，我也不贊成，我們應該像商人一樣，嚴守誠實原則，反對不正當的競爭。讓我的想法和作品成為囂囂塵世上的正宗，這個念頭我沒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須解釋我寫文章（包括這篇文章）的動機。坦白地說，我也解釋不大清楚，只能說：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維特根斯坦一樣說道：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湯達一樣說：活過，愛過，寫過。我很怕落到什麼都說不出的結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我為什麼要寫作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麼要去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什麼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裡。」我喜歡這個答案，因為裡面包含著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說是山在那裡使他心裡痒痒。除此之外，我還喜歡這位登山家乾的事，沒來由地往懸崖上爬。它會導致肌肉疼痛，還要冒摔出腦子的危險，所以一般人盡量避免爬山。用熱力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個減熵現象，極為少見。這是因為人總是趨利避害，熱力學上把自發現象叫做熵增現象，所以趨害避利肯定減熵。

現在把登山和寫作相提並論，勢必要招致反對。這是因為最近十年來中國有過小說熱、詩歌熱、文化熱，無論哪一種熱都會導致大量的人投身寫作，別人常把我看成此類人士中的一個，並且告誡我說，現在都是什麼年月了，你還寫小說？（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經商熱，我該下海去經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樣。前三種熱發生時，我正在美國念書，絲毫沒有受到感染。我們家的家訓是不準孩子學文科，一律去學理工。因為這些緣故，立志寫作在我身上是個不折不扣的減熵過程。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干這件事，除了它是個減熵過程這一點。

有關我立志寫作是個減熵過程，還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寫作是個籠統的字眼，還要看寫什麼東西。寫暢銷小說、愛情小詩等等熱門東西，應該列入熵增過程之列。我寫的東西一點不熱門，不但掙不了錢，有時還要倒貼一些。嚴肅作家的「嚴肅」二字，就該做如此理解。據我所知，這世界上有名的嚴肅作家，大多是湊合過日子，沒名的大概連湊合也算不上。這樣說明了以後，大家都能明白我確實在一個減熵過程中。

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監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聖嘆砍腦殼等等實例。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心術不正，不足為訓。

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慮到我父親脾氣暴躁、吼聲如雷，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麼發生的：七八年考大學時，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考慮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從以上的敘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我父親一生坎坷，他又最愛我們，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

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從小到大，身體不算強壯，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所以一直本分為人。儘管如此，我身上總有一股要寫小說的危險情緒。插隊的時候，我遇上一個很壞的傢伙（他還是我們的領導，屬於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少數壞幹部之列），我就編了一個故事，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頭驢，並且把它寫了出來，以泄心頭之憤。後來讀了一些書，發現卡夫卡也寫了個類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還有一個故事，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並且頭髮是綠色的，生活在水下。這些二十歲前的作品我都燒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說明這種危險傾向的由來。後來我一直抑制著這種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國去留學。我哥哥也念完了碩士，也到美國去留學。我在那邊又開始寫小說，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在美國時，我父親去世了。回想他讓我們讀理科的事，覺得和美國發生的事不是一個邏輯。這讓我想起了前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對大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的話來：「我小的時候，很有音樂天才。只可惜我父親沒錢給我買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現在就坐在你的樂池裡。」這段話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這次對話發生在前蘇聯的三十年代，說完了沒多久，圖元帥就一命嗚呼了。那年頭專斃元帥將軍，不大斃小提琴手。「文化革命」里跳樓上吊的卻是文人居多。我父親在世時，一心一意地要給我們每人都弄把小提琴。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農醫任一門，只有文科不在其內，這和美國發生的事不一樣，但是結論還是同一個，我該去干點別的，不該寫小說。

有關美國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那個國家永遠是在經商熱衷，而且永遠是1000度的白熱。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後以為那裡有某種氣氛會有助於人立志寫作就錯了。連我哥哥到了那裡都後悔了，覺得不該學邏輯，應當學商科或者計算機。雖然他依舊無限仰慕羅素先生的為人，並且竭其心力證明了一項幾十年未證出的邏輯定理，但是看到有錢人豪華的住房，也免不了嘮叨幾句他對妻兒的責任。

在美國有很強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掙錢，比方說洋房，有些只有一片小草坪，有的有幾百畝草坪，有的有幾千畝草坪，所以僅就住房一項，就能產生無窮無盡的掙錢的動力。再比方說汽車，有無窮的檔次和價格。你要是真有錢，可以考慮把肯尼迪遇刺時坐的汽車買來坐。還有人買下了前蘇聯的戰鬥機，駕著飛上天。在那個社會裡，沒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對同伴說：我爸爸窮。我要是有孩子，現在也准在那裡掙錢。而寫書在那裡也不是個掙錢的行當，不信你到美國書店裡看看，各種各樣的書脹了架子，和超級市場里陳列的衛生紙一樣多，假如有人出售處心積慮一頁頁寫出的衛生紙，肯定不是好行當。除此之外，還有好多人的書沒有上架，窩在他自己的家裡。我沒有孩子，也不準備要。作為中國人，我是個極少見的現象。但是人有一張臉，樹有一張皮，別人都去掙錢，自己卻在干可疑的勾當，臉面上也過不去。

在美國時，有一次和一位華人教授聊天，他說他的女兒很有出息，放著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獎學金不要，自費去念一般大學的lawschool，如此反潮流，真不愧是書香門第。其實這是舍小利而趨大利，受小害而避大害。不信你去問問律師掙多少錢，人類學家又掙多少錢。和我聊天的這位教授是個大學問家，特立獨行之輩，一談到了兒女，好像也不大特立獨行了。

說完了美國、前蘇聯，就該談談我自己。到現在為止，我寫了八年小說，也出了幾本書，但是大家沒怎麼看到。除此之外，我還常收到謾罵性的退稿信，這時我總善意地想：寫信的人準是在領導那裡挨了罵，找我撒氣。提起王小波，大家準會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我還在減熵過程中。順便說一句，人類的存在，文明的發展就是個減熵過程，但是這是說人類。具體說到自己，我的行為依舊無法解釋。再順便說一句，處於減熵過程中的，絕不只是我一個人。在美國，我遇上過支起攤來賣托洛茨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書的傢伙，我要和他說話，他先問我怕不怕聯邦調查局，別的例子還很多。在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處流、蘋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這一宏大的過程，看到的現象相當於水往山上流、蘋果飛上天、兔子吃掉狼。我還可以說，光有熵增現象不成。舉例言之，大家都順著一個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後準會在個低洼的地方匯齊，擠在一起像糞缸里的蛆。但是這也不能解釋我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能解釋的，假如你把熵增現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話。

當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話直截了當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但是這句話正如一個嫌疑犯說自己沒殺人一樣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

我的師承我終於有了勇氣來談談我在文學上的師承。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我念過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多麼莊嚴，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

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我愛你彼得的營造我愛你莊嚴的外貌，現在我明白，後一位先生準是東北人，他的譯詩帶有二人轉的調子，和查先生的譯詩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麼樣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詩人，後來做了翻譯家，文字功夫爐火純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譯筆沉痛之極。

請聽聽《情人》開頭的一段：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寫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 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現代文學的其他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除了這兩位先生，別的翻譯家也用最好的文學語言寫作，比方說，德國詩選里有這樣的譯詩：

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

帶有一種永難忘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對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為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雜訊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這是最簡單的真理，但假如沒有前輩來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啊。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後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

現在的人會說，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譯家。翻譯家和著作家在文學史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話也對，但總要看看寫的是什麼樣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文學次序是徹底顛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並沒有寫出來。這些作品理應由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壯年時寫出來的，現在成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了，以他們二位年輕時的抱負，晚年的餘暉，在中年時如有現在的環境，寫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錚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回想我年輕時，偷偷地讀到過傅雷、汝龍等先生的散文譯筆，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已經有了一種純正完美的現代文學語言，剩下的事只是學習，這已經是很容易的事了。我們不需要用難聽的方言，也不必用艱澀、缺少表現力的文言來寫作。作家們為什麼現在還愛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輩翻譯家對文學的貢獻，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國新小說的前驅們指出的那樣，小說正向詩的方向改變著自己。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應該像音樂。有位義大利朋友告訴我說，卡爾維諾的小說讀起來極為悅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灑落於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義大利文，但我能夠聽到小說的韻律。這要歸功於詩人留下的遺產。

我一直想承認我的文學師承是這樣一條鮮為人知的線索。這是給我臉上貼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錚先生都已故世之後，我也沒有勇氣寫這樣的文章。因為假如自己寫得不好，就是給他們臉上抹黑。假如中國現代文學尚有可取之處，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譯家身上。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要去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這是我們的不傳之秘。隨著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寫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們的書還在，可以成為學習文學的範本。我最終寫出了這些，不是因為我的書已經寫得好了，而是因為，不把這個秘密說出來，對現在的年輕人是不公道的。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只按名聲來理解文學，就會不知道什麼是壞，什麼是好。

用一生來學習藝術我念過文科，也念過理科。在課堂上聽老師提到藝術這個詞，還是理科的老師次數更多：化學老師說，做實驗有實驗藝術；計算機老師說，編程序有編程藝術。老師們說，怎麼做對是科學，怎麼做好則是藝術；前者有判斷真偽的法則，後者則沒有；藝術的真諦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無缺；傳授科學知識就是告訴你這些法則，而藝術的修養是無法傳授的，只能夠潛移默化。這些都是理科老師教給我的，我覺得比文科老師講得好。

沒有科學知識的人比有科學知識的人更容易犯錯誤；但沒有藝術修養的人就沒有這個缺點，他還有容易滿足的好處。假如一個社會裡，人們一點文學修養都沒有，那麼任何作品都會使他們滿意。舉個例子說，美國人是不怎麼讀文學書的，一部《廊橋遺夢》就可以使他們如痴如狂。相反，假如在某個國家裡，欣賞文學作品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們得到滿足。我想，法國最有資格算作這類國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國為之轟動。大家都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是剛去世不久的杜拉斯。這本書有四個中文譯本，其中最好的當屬王道乾先生的譯本。我總覺得讀過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現代小說藝術；讀過道乾先生的譯筆，就算知道什麼是現代中國的文學語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對我說，她很喜歡《情人》那種自由的敘事風格。她以為《情人》是信筆寫來的，是自由發揮的結果。我的看法則相反，我認為這篇小說的每一個段落都經過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讀時，你會感到極大的震撼；但再帶看挑剔的眼光重讀幾遍，就會發現沒有一段的安排經不起推敲。從全書第一句「我已經老了」，給人帶來無限的滄桑感開始，到結尾的一句「他說他愛她將一直愛到他死」，帶來絕望的悲涼終，感情的變化都在準確的控制之下。敘事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我把它叫做藝術，這種寫法本身就是種無與倫比的創造。我對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為我也這樣寫過：把小說的文件調入電腦，反覆調動每一個段落，假如原來的小說足夠好的話，逐漸就能找到這種線索；花上比寫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時間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說，比舊的好得沒法比。事實上，《情人》也確實是這樣改過，一直改到改不動，才交給出版社。《情人》這種現代經典與以往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聽了以後感覺有點泄氣：這麼寫一本書，也不見得能多賺稿費，不是虧了嗎？但我以為，我們一點都不虧。現在世界上已經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給我們一個範本，再寫起來已經容易多了。假如沒有範本，讓你憑空去創造這樣一種寫法，那才是最困難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國有一批新小說作家，立意要改變小說的寫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沒法比的。有了這樣的小說，閱讀才不算是過時的陋習，任憑你有寬銀幕、環繞立體聲，看電影的感覺終歸不能和讀這樣的小說相比。

譯《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經在前幾年逝世了，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輩。我知道他原是位詩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國留學，後來回來參加祖國建設，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譯。他的作品我只讀過《情人》，但已使我終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終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錚（穆旦）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了一個簡單的真理：文字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看的。看起來黑壓壓的一片，都是方塊字，念起來就大不相同。詩不光是押韻，還有韻律；散文也有節奏的快慢，或低沉壓抑，沉痛無比，或如黃鐘大呂，迴腸盪氣，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實際上，世界上每一種文學語言都有這種筋骨，當年我在美國留學，向一位老太太學英文，她告訴我說，不讀莎士比亞，不背彌爾頓，就根本不配寫英文，當然，我不會背彌爾頓，是不配寫英文的了，但中文該怎麼寫，始終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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