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靜: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的基本特徵
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是積極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積極推進外交理論和實踐創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路,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中國外交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但在國際上,我們有時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因此,我們應當在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下,積極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不斷提升我國外交話語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是關於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指導思想、理論內容、戰略規劃與政策實施的規範化、系統化表達,民族性、時代性、實踐性、系統性是其基本特徵。
第一,民族性。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是對中國外交的文化語境、價值理念和政策實踐等的表達,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首先,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價值理念源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從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等思想觀念中吸取精華,並順應新形勢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大國關係、正確義利觀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新理念,這些新理念構成了外交話語體系的核心內容。其次,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本質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在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過程中,我們應始終不渝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根本增強戰略自信。最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對中國外交實踐經驗的繼承和創新。中國在外交實踐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既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也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論資源。因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和外交實踐經驗的集中體現。民族性是它的一個基本特徵,也是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最堅實的基礎。
第二,時代性。把握時代脈絡、認清時代主題是我們制定外交戰略和政策的前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是時代精神的體現和對時代課題的回答。當今世界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發展,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但世界經濟復甦進程緩慢,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各種摩擦、衝突和局部戰爭時有發生,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突出。在此形勢下,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提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國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積極倡導平等互信的新型權力觀、和諧共生的利益觀、包容互鑒的文明觀、合作共贏的發展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及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與國際社會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順應時代潮流提出的外交新理念,既適應中國外交實踐的要求,又有利於解決當今時代面臨的共同問題,構成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的重要內涵。
第三,實踐性。話語源於實踐又反作用於實踐。外交話語本質上是傳播政治理念、表達政治訴求、維護國家利益的官方話語。它從外交實踐中總結、提煉出來並指導新的實踐。因此,外交話語與外交實踐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應當符合中國外交實踐的現實需要,既能客觀如實地表達國家戰略文化、意識形態、重大利益、外交政策等內容,發揮語言最基本的溝通作用,又能傳播中國理念、擴大中國影響、提升中國形象,產生更大的吸引力、說服力和感染力,從而更好地維護國家的正當權益。同時,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應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自身,通過回答中國外交實踐面臨的新課題而提煉概括出新的概念、新的範疇和新的表述,增強話語效力,更好地指導我國的外交工作。
第四,系統性。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是一套完整系統化的表達,系統性是其重要特徵。具體來說,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的指導思想是核心,理論內容是其包含的基本原理,是由一系列特定概念和範疇構成的,在中國外交實踐經驗基礎上概括提煉而成的具有自身內在邏輯性的知識體系。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的主體內容由戰略性話語和政策性話語構成。戰略性話語表達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戰略目標、方針,以及戰略布局和規劃,而政策性話語則是對具體外交領域、對象和問題的話語表達。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由上述不同層次和相互關聯的一系列標識性概念構成,形成了一個目標明確、層次清晰、結構科學、內容全面的表達系統。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紮根於中國文化傳統,立足於當代中國外交實踐,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致力於不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此相應,構建系統完整的體現中國特色和時代精神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必將助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政策宗旨的順利實現,對於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創造人類美好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課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15JZD03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北京市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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