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學琳：大唐盛世燦華章 遺寶精粹匯東西——解讀何家村窖藏文物
考古學研究尤重實物資料，重要的考古發現往往推進考古學科某些分支的大發展，陝西西安何家村遺寶就是這樣的重要發現。
風格：異域色彩濃烈
何家村窖藏文物的品級極高，入藏時也比較精心，器物組合完整，出土地點準確，出土信息豐富，對理解、探討、闡發器物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有極大幫助。
從器物的形制看，既有古物，如「即墨之法貨」刀幣等，也多有時器，如組合完整的銀質葯具；從器物的材質看，既以金銀器皿為主，又兼有玉、玻璃、水晶、瑪瑙、珊瑚等種類；從器物的風格看，異域色彩濃厚，胡風濃烈，受西域的影響明顯，管中窺豹，或可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歷史事實。這批文物給人以極大震撼，不惟材質的貴重，工藝的精湛，更有其藝術上的感染力，既是中國工藝史上的巔峰之作，更是人類智慧的共同結晶，可謂古今中外，八方來風，匯聚於此。
關於窖藏的性質，歷來眾說紛紜。就窖藏錢幣的種類來說，最早的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刀幣「即墨之法貨」、戰國時期趙國的布幣「京一金斤」，按時代順序依次還有西漢呂后、漢文帝、新莽，東漢、三國劉蜀、孫吳、前涼、南陳、北齊、北周、唐等各時期代表性錢幣，基本每個時期收藏一枚。從地域上看，有西域高昌的「高昌吉利」、波斯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還照顧到了東方的鄰國——當時影響力還相當有限的日本（和同開珎），這在歷來的窖藏中是罕見的。
可見，何家村窖藏器物的揀選者和入藏者應該具有相當的古物學知識、史學知識和政治觀念，屬於具有一定地位的知識階層。窖藏看起來並不像是一次倉促的埋藏行為，結合組合完整的煉丹器具、富有傳奇色彩的十二金龍，何家村窖藏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
金銀器：大唐氣象再現
窖藏器物體現了多種文化的影響，有直接傳自異域的波斯薩珊凸紋玻璃杯、波斯薩珊銀幣、粟特素麵罐形帶把銀杯、東羅馬金幣，有仿造西方的鎏金伎樂紋八棱鎏金杯，還有在外來因素影響下創製的鎏金雙狐紋雙桃形銀盤、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等。除去直接受到粟特、波斯影響的器物外，還有大量受外來因素影響的創新品種，說明多種文化因素經過並立、碰撞後進行了融合，意味著一種獨立的新文化產生。融匯東西的大唐文化對周邊各國家以及後世各朝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金銀器是最能體現大唐氣象的器物，何家村窖藏器物風格獨特，大量團花圖案裝飾的運用與單點式動物紋的設計，在工藝美術史上別具一格，對後世金銀器影響很大。張景明認為，遼代金銀器尤其是早期器物，在種類、形制、裝飾、工藝上都深受唐風影響。典型器物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五瓣花口金杯、鎏金對雁銜花團紋銀渣斗，豐鎮市永善遼墓出土的鎏金鴛鴦團花紋銀碗，克什克騰旗二八地一號遼墓出土的鎏金雙鳳紋團花紋銀碗，遼寧朝陽北塔出土的花瓣形團龍紋銀碟等。
同時，唐代金銀器多曲、多瓣、多棱形的器形和凸花工藝也為宋代繼承和發展，追根溯源亦是粟特金銀器的遺風餘緒。由於蒙古貴族秘葬、明初毀「胡器」等原因，元代金銀器具發現相對較少，但元代瓷器中多瓣、多曲造型十分常見，相較於宋代更為突出，這在龍泉窯青瓷中體現得較為明顯。典型器物如菊瓣紋盤、菊瓣紋蓋罐、蓮瓣紋盤等。劉靜賢指出，元代龍泉窯瓷器仿金銀器遠較宋代為盛，原因是宋代推崇具有禮制、復古含義的仿古青銅器，而作為游牧民族的元朝統治者則天生偏愛金銀器。
器形：後世傳承有序
何家村遺寶中，頗具粟特風格的帶指墊環柄金銀杯在後世仍有延續，因後期指墊加寬加大又被稱作鋬耳杯，如內蒙古通遼市科左後旗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一對鏨花八棱金鋬耳杯、安徽六安花石咀宋墓出土的銀鋬耳杯、內蒙古興和縣五甲地墓葬出土的花口金鋬耳杯等。同時，該風格也為瓷器所仿製，如浙江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瓷鋬耳杯，指墊由三角形變為如意形，其後瓷鋬耳杯的杯體加大，去掉底足，在宋代官窯、定窯、鈞窯、耀州窯、龍泉窯等處均有燒造。金代瓷質鋬耳杯在北京、山西都有出土，首都博物館展出的一件定名為耀州窯青瓷鋬沿洗的亦屬此類器物，出土於烏古論窩論墓。元代則數量大增，既有金鋬耳杯，又有龍泉窯等仿製的瓷鋬耳杯。
何家村遺寶中一件鎏金鴛鴦鴻雁紋銀匜亦較為奇特。齊東方指出，先秦時匜是洗手用具，漢代以後，匜幾近消失，出現在唐代銀器中，多少令人有些意外。先秦青銅匜作為沃盥之具是重要的禮器，隨著禮樂制度的崩壞，隱而不彰，所以出現在唐代不免讓人生疑。其實，何家村這件匜造型與先秦區別較大，先秦銅匜多為橢圓形，與流相對的口部多裝有柄或鋬，此件則為圓形，無鋬耳。
遼金元時期的金銀匜、瓷匜都有發現，元代瓷匜數量大增，景德鎮窯、龍泉窯、鈞窯均有燒造，造型與這件銀匜相似。元代的瓷匜，楊哲峰根據墓葬壁畫和出土器物組合認為是酒器，揚之水補充道，亦可做挹水之具，並認為元代俗稱為「馬盂」，謝明良定名為有嘴折盂，李鈺認為其兼有日常用具和祭器的功能。
擺脫先入為主的觀念和記載含混的文獻干擾，元代匜的功能應該是清晰的，其主要功能是酒器，方便用法亦可作為水器，隨葬時候也有祭器的功用。它與先秦禮器的匜功用已然不同，也難以追溯兩者的關係，反而與北方民族方便攜帶使用的要求一致，大概受草原文化的影響更深。有關元代匜的探討對於我們理解這件唐代銀匜或許有所幫助。
唐文化：開放包容氣度
從金銀器、瓷器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上看，唐、遼、元具有一致性，而與走向內在的宋文化判然有別。齊東方曾解釋過唐人對外來文化的態度與之前的時代有很大不同：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不再一味用至高無上的心態來描述其他諸國，某些近乎詆毀的語言也大大減少，出現了對外來習俗、物產的詳盡介紹和熱情讚頌。
以盛唐氣象為名的新文化的造就，榮新江歸結為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它的折中主義，即對此前四百年間各種文化的整合統一；另一方面得益於它的世界主義，即對各種各樣的外來影響的兼容並蓄。他認為，如果把何家村的器物鑲嵌在一個特定的空間里，它們將被吸納為空間的一部分。結合人的物質文化活動與器物本身的功能來考慮，我們就會發現，器物本身已不僅僅只是物體，在其發揮作用的時空之內，它們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與意識載體，其背後的文化心態、生活方式、社會背景更加值得我們重視。
長安是唐王朝的中心，也是東亞文明的中心，更是當時流行的胡風胡氣的中心。秦漢之胡，本為阿爾泰語系的北方族群，唐代之胡範圍擴大，不僅有北狄，還有西域甚至天竺的族群，但主流還是西域及至西亞、中亞的伊朗系族群。大唐的開放與文化自信相輔相成、自然而然。胡風胡調與華風雅音自然融匯一體，秉承實用主義，不過分糾纏胡漢之別，一切皆為我所用，所謂盛唐之盛與大唐之大，不惟經濟的發展與版圖的擴張，主要還是開放的氣度與包容的胸懷。
齊東方新著《花舞大唐春——解讀何家村遺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版），以圖像和器物來講史，是為大史學。史學文獻與文學作品的熟練運用，亦是考古大家宿白所形成的傳統。文物是形象的歷史，更能給人以直觀的認識，但是要上升到史學觀念、文化內涵的層面，則需要學者的正確解讀，這是不能預設的途徑。從精美的文物固然能看到博大胸懷，亦能看到窮奢極欲。一件文物，半部古史，正所謂透物見人，透物見史。
齊東方對何家村遺寶的解讀，給我們很多知識上的補充，解除了很多疑惑，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多的未解之謎。學術研究的樂趣和魅力亦在於此，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探索正是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動力所在。
（作者單位：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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