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碑帖｜北魏 拓跋忠墓誌

北魏 拓跋忠墓誌

拓跋忠，字仙德， 拓跋可悉陵之弟。少沉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贊選之勤，百僚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彩二百匹，群僚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為立碑銘。

北魏景明五年（504年）《拓跋忠墓誌》拓本初見於外地，最終歸藏於大同西京文化博物館。志石為碑形，青石質，拓本高70厘米，寬42厘米。上有「魏故城陽宣王墓誌」篆額，4行8字。志文為楷書20行，足行23字，全文439字，有棋子格。石已斷為兩截，左中部略殘，12行4～9字有損泐。志文移錄如下：

侍中、征西大將軍、尚書僕射、城陽宣王，諱忠字仙德，昭成皇帝之曾孫，丞相、常山王之孫，征西大將軍、三都坐大官、常山康王之中子，稟風雲之秀氣，體星景之嘉靈，識警機詳，邃量凝遠。韞玉內映，懷素寶其奇；逸彩外彰，擒華尚其妙。故耐（乃）下照旻暉，延恩天眷；文纓月徙，戎章歲襲。秘略宣謀，聲譽出內，心膂之寄，寵莫二焉。將遠圖昌國，永贊鴻業，而慶善靡征，囑纊在候。鑾輿親幸，使者屬路。春秋卌有五，太和四年歲次庚申七月乙未朔，十日甲辰，薨於外第。天子愍悼，民哀邦瘁。贈禭之厚，禮殊恆命。暨景明五年歲次甲申正月戊申朔十四日辛酉（丁酉），妃河內司馬氏,晉譙王之孫也，字妙玉。春秋五十有六薨於洛陽清明裡第。緝融禮饋，式昭庭訓。四德詳著，母儀帝宗。□命欽嘉,錫□梓鄉。追贈溫縣君。粵十一月甲辰朔六日己酉，謹惟周典改穸遷兆，闔窆於代都永固白登之陽阿。松門方杳，薰闥將扃。迺刊石泉宮，式永休烈。其辭曰：業廣維城，綿葛昌祚。曰懋君王，玉潤淵度。德契機華，道蔚詳素。識鏡秋明，義富春霧。優遊其賞，昭皙其慮。敷庸景徹，錫光天顧。秘謀雲在，禁言已處。出入寵榮，頻繁慶遇。端綜九官，式清百務。衡管尅和，居鍵耐□。方賴輔勛，台平俟譽。不慗遺人，與善冥數。滅景幽軒，沉暉泉路。楊庭一藹，松門不曙。勒銘玄圖，休光永布。

一、關於墓主人

墓主人「諱忠字仙德」者，志文未言其姓氏。據《魏書》、《北史》有「陪斤弟忠，字仙德」者，此人為代魏皇族，本姓拓跋。太和末孝文帝改胡姓為漢姓，拓跋氏改姓元。其人卒時尚未改姓，故志文中沒有像其弟《元淑墓誌》的「元諱淑，字買仁」一樣將其名諱記為「元諱忠字仙德」，但也不敢稱其舊姓拓跋。是知拓跋魏自代都平城遷於洛陽後，便是皇族也戀舊如此。正因為這樣，本文亦以拓跋忠稱之。下面是《魏書?常山王遵傳附可悉陵弟忠傳》錄文：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沉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僚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彩二百匹，群僚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為立碑銘。有十七子。」

《北史》除脫「少沉厚」，「賜雜彩二百匹」兩句外，與《魏書》全同。（《魏書》第376頁，中華書局，1974年；《北史》第853頁，中華書局，1974年。）

志所謂「昭成皇帝之曾孫，丞相、常山王之孫，征西大將軍、三都坐大官、常山康王之中子」，是他的「龍脈」。

昭成皇帝即代王什翼犍，公元338年至376年在位。在拓跋代國，他既是中興之主，也是亡國之君。建國三十九年即公元376年，代國為先秦所滅，什翼犍卒。十年後其孫拓跋珪復國，是為北魏道武帝。道武帝是什翼犍世子拓跋寔的遺腹子。常山王拓跋遵是什翼犍次子拓跋壽鳩之子，他與道武帝是堂兄弟。史謂其「太祖初，有佐命勛」，「參合之捷」有不世功。「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魏書》第374頁，中華書局，1974年。）因此志稱其為「丞相、常山王」。「征西大將軍、三都坐大官、常山康王」，是正史中的常山王拓跋遵之子拓跋素，其人既是明元帝拓跋嗣的堂兄弟，又與明元帝是姨兄弟。以他在征赫連夏「平統萬」等戰事中「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後拜內都大官」，「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庭」。（《魏書》第375頁，中華書局，1974年。）故志稱為「征西大將軍、三都坐大官、常山康王」。據1984年出土於大同市城東的《元淑墓誌》，稱元淑為「昭成皇帝曾孫常山康王第廿五之寵子」。（大同市博物館《大同東郊北魏元淑墓》，王銀田《元淑墓誌考釋》，《文物》1989年第8期第57～68頁。）拓跋氏後改姓元，元淑該是拓跋淑，他是拓跋忠的幼弟。既然元淑的父親拓跋素是昭成帝曾孫，兒子元淑就是玄孫了。弟弟拓跋淑是玄孫，兄長拓跋忠自然也是玄孫。此志雲「昭成皇帝之曾孫」有誤。

「稟風雲之秀氣，體星景之嘉靈，識警機詳，邃量凝遠。韞玉內映，懷素寶其奇；逸彩外彰，擒華尚其妙」。是講天地祖宗賦予拓跋忠非同常人的靈秀之氣，與史傳「少沉厚，以忠謹聞」對應。

「下照旻暉，延恩天眷；文纓月從，戎章歲襲。秘略宣謀，聲譽出內，心膂之寄，寵莫二焉。」是說他能把皇天的眷顧，推移於普天之下。論文，象徵官位的鮮冠組纓日新月異，論武，襲封的戎號（將軍號）連年有加。為什麼會這樣呢？只因他在朝廷上無論是秘室方略還是朝堂謀猷，誰都難與他匹敵，所以被皇上引為股肱之臣。這與史傳中的「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僚咸敬之

我:

二、拓跋忠夫婦的卒葬情況

志載拓跋忠「春秋卌有五，太和四年歲次庚申七月乙未朔，十日甲辰，薨於外第。天子愍悼，民哀邦瘁。贈禭之厚，禮殊恆命。」「薨於外第」，即史所謂「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群僚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四十五歲的拓跋忠病重（這被墓誌說成「囑纊在候」），得皇上之允前往高柳養疾。臨行之際馮太后、孝文帝及文武大臣親自送出東門。卒後，朝廷又是表示悼惜，又是議定嘉謚，隆榮已甚。高柳，即今大同東北五十公里的陽高縣，漢時先為代郡西部都尉治所，後為代郡治所。拓跋代初創時稱參合陂北，具有別都的性質。平城建都後，此地為司州高柳郡。高柳建有可以養病的宅第，此處或為拓跋忠的食采地。近年在陽高境內出土了陳永墓、尉遲定州墓等，足見高柳是北魏京畿地區的一個重要的衛星城。

太和四年拓跋忠卒後先葬於平城祖塋，此時拓跋宗室倡儉葬，更無刻石志墓的習尚。及至遷都洛陽後的景明五年，即拓跋忠卒後25年，其妻死於洛陽，移靈與夫合葬時才刻了這方墓誌，因為此時在墓葬中刻置墓誌之風已大興。從此志質地為青石而非大同地區習見之白砂岩推測，這方墓誌很可能是在洛陽寫好刻就，隨司馬妙玉靈柩運回平城的。

關於拓跋忠的葬地。志稱「謹惟周典改穸遷兆，闔窆於代都永固白登之陽阿。」《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引《括地誌》注云：「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台，名曰白登台。又《史記集解》服虔曰：「白登，台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史記?高祖本紀》第384頁；《史記?韓信盧綰列傳》第2634頁，中華書局，1959年。《漢書?匈奴傳》第3753頁，中華書局，1962年。）是知白登山在平城東，今稱馬鋪山，是漢匈白登之戰劉邦君臣被圍困的小山包。

「白登之陽阿」即白登山之南腳下。1984年大同市博物館在大同市東南6公里原小南頭鄉（今屬水泊寺鄉）東王莊村西北1.5公里發掘出土的《元淑墓誌》，記為「永平元年十有一月庚辰朔十五日甲午葬於白登之陽」。（大同市博物館《大同東郊北魏元淑墓》，王銀田《元淑墓誌考釋》，《文物》1989年第8期第57～68頁。）前已說及元淑是拓跋忠幼弟，說明拓跋忠的葬地亦在今東王莊西北。這裡應該是常山王子孫的祖塋。元淑志只記為「白登之陽」，拓跋忠志則記為「永固白登之陽」，這是因為白登山北有方山，方山上有太和十四年（490年）安葬文明太皇太后馮氏的永固陵。另外，因有永固陵，故於平城近畿設永固縣。（《魏書?地形志上?恆州》：「領縣四：平城，太平，武周，永固。」中華書局，1974年。）拓跋忠兄弟葬所或屬永固縣地。

三、《拓跋忠墓誌》書法

此志作碑形，這與同年立於北都平城的《封和突墓誌》，甚至是四年後的永平元年的《元淑墓誌》一樣，都入鄉隨俗地用了這種形制。《封和突墓誌》沒有篆額，《拓跋忠墓誌》則與《元淑墓誌》一樣，都有陽刻的篆額。筆法取三國吳《天發神讖碑》的倒薤形，但體勢略方。比之北魏早期的《皇帝南巡之碑》和《司空琅琊康王墓表》篆額卻粗簡了些。唯其粗簡，卻多了一些雄強之氣。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於魏碑平城體與魏碑洛陽體有過絕好的論述。他說，孝文以前，碑版不著，然而所見道武、太武時幾件碑石，「雖草昧初構，已有王風矣」。孝文太和之後，諸家角出，「考其體裁俊偉，筆氣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拓跋忠墓誌》在北魏平城諸多書跡中是晚期，而於遷都洛陽後的北邙志石則是早期了。康氏所謂「體裁俊偉，筆氣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備魏第十》第135頁，第134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可以說是對這方墓誌書跡最貼切的描述。就書風而言，康有為把魏碑分為好多種類型。在他看來，古樸以《嵩高靈廟碑陽》為代表，奇逸以《石門銘》為代表，高美以《靈廟碑陰》和《鄭文公碑》為代表，庄茂以《孫秋生造像記》為代表，方重以《楊大眼》為代表，峻宕以《張黑女》為代表，峻美以《李超墓誌》為代表，精能以《張猛龍》為代表，圓靜以《法生造像》為代表，虛和以《刁遵墓誌》為代表，等等。後來論者則根據用筆情況將北魏銘刻書跡分為三類，一類是以圓筆為主，即康氏所謂奇逸的《石門銘》，虛和的《刁遵志》，圓靜以《法生造像》等。第二類是方圓並濟，即康氏所謂精能的《張猛龍》，高美的《靈廟碑陰》、《鄭文公碑》，峻宕的《張黑女》等。第三類是以方筆為主，即康氏所謂方重的《楊大眼》，庄茂的《孫秋生造像記》，包括峻美的《李超墓誌》等等。

以這樣的標準審視，《拓跋忠墓誌》應當屬於以方筆為主的一類，它兼有《楊大眼造像記》的方重，《孫秋生造像記》的庄茂，《李超墓誌》的峻美。康有為在講到《楊大眼墓誌》時說，「《楊大眼》若少年偏將，氣雄力健」。（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碑評第十八》第181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可惜《廣藝舟雙楫》光緒十七年（1891年）刻印時，後來面世的景明三年（502年）的《穆亮墓誌》，以及這方以方筆取勝的《拓跋忠墓誌》不能進入康先生的視野。此二志若得康公品藻，便會是「如英武少帥，氣正力完」了。康有為氏在「碑品」一章中把北魏的神品、妙品、高品多數給了平城時期的《靈廟碑陰》、《暉福寺》、《嵩高靈廟碑陽》和《吊比干文》（碑成於遷都途中，還應是平城時期物），還給了刻於褒斜道中的《石門銘》，刻於天柱山上的《鄭文公碑》，而洛陽時期的北邙墓誌一般品第較低。儘管如此，但是他還是說，「太和之後，碑版尤盛，佳書妙制，率在其時」。與《拓跋忠墓誌》、《穆亮墓誌》書風相近者，尚有景明二年（501年）的《封和突墓誌》（1980年出土於大同市西8公里雲岡路上），正始三年（506年）的《元思墓誌》，永平四年（511年）的《司馬悅墓誌》,延昌二年（513年）的《元顯儁墓誌》，延昌三年（514年）的《元珍墓誌》，神龜三年（520年）的《元譿墓誌》，孝昌二年（526年）的《元珽墓誌》，等等。康氏所云「佳書妙制，率在其時」者，正合這一時段，當然也應包括這種書風。

總之，《拓跋忠墓誌》是北魏晚期銘刻書跡的一件佳作。它具有北魏銘刻楷書體勢右昂，點畫方截，結構開張，章法茂密的特點。具體可以舉出以下三點：

一是明顯帶有北魏早期即平城時期銘刻書的遺風。表現之一是橫畫自左上偏鋒漏入，右側則以方筆作結，豎和撇亦以方入，這些都可以從平城隸楷長橫左右上翹、豎筆直入長出的特徵中覓得。其二是豎畫末端全作圓勢，或為懸針，或為垂露，或作勾筆，或作撇勢，這是平城時期銘刻書跡的又一特點，也是隸書的遺意。

二是已經具備洛陽時期魏碑亦即魏楷銘刻體方筆方勢的基本特徵。如折筆右肩方直，左上則多不封口，形成鮮明對照；點多呈三角狀，亦有少數略參圓勢；內外勾皆作方勢，力強勢雄。

三是此刻的特殊性，其一是撇筆左下徐出而上揚呈遲緩之態，捺腳方重而向右上出鋒作急速之勢，二者相反而互補。其二是有些字的構件用行書筆意，像忠、德等帶有「心」的字，像征、正等帶有「止」的字，像譙、薰等帶有四點的字，像纓、綿等帶有絞絲旁的字都是。其三是比之太和之前和洛陽後期的一些墓誌，此刻的異體、別體字不算多。僅見於「康」、「氣」、「愍」等少數幾例。這應與景明至延昌間一些學者提倡寫字應以「孔氏古書、史籕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等為範本，（《魏書?術藝傳?江式傳》第1963頁，中華書局，1974年。）摒棄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炫惑於時的習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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