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斗劉禪真的樂不思蜀嗎？
長期以來，蜀漢後主劉禪因「樂不思蜀」備受後世唾棄，雖說他執政蜀漢四十三年之久，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劉禪本就是一個亡國敗家之君。即便成都武侯祠後來一時為其塑像，不久就被拆除了，至今毫無資格重登堂堂的蜀漢殿堂之上。
然而，我們到底對劉禪又知道多少呢？他為何執政四十三年之久？有哪些人為他及其政權出了什麼樣的力？「樂不思蜀」是史實還是戲說？這是個很有趣的歷史課題。
那麼，我們現就從劉禪的「樂不思蜀」說起。
戲說之「樂不思蜀」
「樂不思蜀」的故事，在中國及亞洲地區，為熟悉「三國文化」的人們所津津樂道，早已成永恆定律，是劉禪一類人出賣國家的專有名詞。然而，細讀《三國志》多年，對後主劉禪有了一定的研究與認識，這一傳說，完全是後人強加在其頭上的戲說之言。
這一傳聞，最初來源於東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習鑿齒（？--？），字彥威，東晉襄陽（今湖北襄陽）人。習氏生於豪門之家，年少以才學著名於世，成人後入仕朝廷。習鑿齒撰寫54卷編年體史書《漢晉春秋》，其緣由是為了裁抑時任荊州刺史恆溫企圖取代東晉的野心，維護東晉政權，以蜀漢為正統，曹魏為篡逆，第一次提出了「帝漢寇魏」學說，為偏安的東晉朝廷承襲大漢尋求到了精神支柱，為後世歷朝偏安政權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備受倚重。習著成書時，離蜀漢滅亡已過去了近百年，離劉禪去世也已六、七十餘年。
那麼，我們來細細品讀《漢晉春秋》，看看到底寫了些什麼。習著中，言及劉禪受辱的情節，共有三處之多，時間與地點不同，羞辱言語的語調不同，但都是同一內容，可見劉禪之無能，是多麼地令人厭惡。
然而，當年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境況呢？劉禪降魏時，文王司馬昭時任曹魏相國一職。一心專註於曹魏朝廷的司馬昭，為了長遠理想，常常壓制自己的心志，大力提拔曹魏幹將，為曹魏立下了汗馬功勞，給朝廷及大臣的印象是大度而又有幹才，堪當曹魏將來的大任。他重用魏將鍾會，一舉拿下早已病入膏肓的蜀漢之地。所做的這一切，司馬昭不就是為了推翻曹魏政權，建立自家的新王朝晉朝嗎？凝聚人心，重用才幹，才能鞏固來自不易的成果。此時的司馬昭，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新王朝，還有另一個東吳政權依舊獨傲。面對劉禪能屈身臣服於魏國，可見劉禪心中對蜀漢之地的過去與未來都有自己的獨到認識，難道他司馬文王就看不到嗎？用羞辱臣服之人，來摧毀即將建立新王朝的基石嗎？那麼，司馬文王的氣度就真的那麼低劣嗎？
《淮南子·主術訓》言：「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胸懷大志的文王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然而，習著中的文王不厭其煩地用低劣的手法，分別在不同時段，三次用言語來肆意羞辱甘於臣服的劉禪，曹魏大臣中有人看出了文王的雄心，難道會甘心接受文王的間接羞辱嗎？當年，司馬昭權傾朝野，先帝曹操對其父司馬懿的「狼顧之象」就有所戒備，不時使之有所警戒。再過一年，及265年大晉王朝即將建立，此時正處於以晉代魏的關鍵時刻，難道文王僅僅為了發泄多年努力的一己之憤，而不顧日後建立新王朝的江山大計，在這一事件上玩小聰明，合符文王司馬昭的性格嗎？
歷史上的曹魏相國司馬文王，是一位具有長遠打算、深思熟慮的軍事家、政治家，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心胸和氣度，這在史學界是公認了的。劉禪剛到京都洛陽時，朝廷為其舉行了盛大的迎接儀式，並給予了「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的崇高讚譽。難道文王司馬昭事過數日後，再三喋喋不休地羞辱歸順的劉禪，僅僅為了滿足自己的一時之快，而忘了身邊的曹魏對其不滿和左右觀望的大臣，以及那東方還待征服的東吳之地？
習著文中，有關劉禪受到嘲弄，加上「旁人」及「左右皆笑」等修辭用詞，加強了這個故事的可信性，使人確信無疑。但這樣的行文方式，在現在看來，完全是魏晉筆記小說筆調，雖有可讀性，卻完全失去了真實性，與其所言史書筆法背道而馳。
由於習著《漢晉春秋》的文學筆調，時人將其與志人小說《世說新語》相併論，認定其著誇張、怪異，不足以使人信服，才日漸亡佚。到南北朝宋文帝（424---454）時期，史家裴松之受旨為史書《三國志》補註，在遺存的《漢晉春秋》中加補了這個故事，為的是彌補史著《三國志》的簡潔，提高後世人們的讀書興趣。裴松之補註完成時，後主劉禪早已過世149年了。
裴松之在一則材料的補註中，這樣評論道：「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著也」（《三國志》卷28《王凌傳》注引《漢晉春秋》）。
可見，「樂不思蜀」這則虛構的傳說故事，因其誇張而富有情感的文學筆調，因對後世有警示作用，才藉助裴松之的補註而流傳至今。
歷史上的劉禪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從史著《三國志》中尋求答案。
公元263年冬，蜀漢朝廷走到了她的盡頭。後主劉禪接受大臣譙周建議，臣服於曹魏，降書由大臣郤正撰稿。次年，曹魏景元五年（264）三月二十七日，劉禪攜家人最終到達了京都洛陽，受到了曹魏皇帝及眾大臣的盛大迎接。朝廷為此專門下達了對劉禪的封爵文書，其中有這樣兩句的嘉賞之詞：「孕育群生者，君子之道也」，「公（指劉禪）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等。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養育天下眾生，應是君子（即統治者）遵守的準則」，「安樂公（指劉禪）恢復了古賢品德，心胸開闊大度，深知大正（此指曹魏政權）之道，不懼屈身為人質，以愛民使國家安定為重；強壓私慾，放棄武裝對抗，實有古聖賢應時豹變之才（註：《周易·革卦》爻辭有「君子豹變」之言，比喻某人有大局觀念，懂得迅速應時而變的才華）；履行諾言，歸順大正，從此享受輔助大正而得到無窮福份，眼光難道不遠大嗎？」
由此可見，曹魏對劉禪之舉重視的程度。
此次加封，劉禪被封為安樂縣公的爵位。安樂縣，即今天北京市順義區西北部一帶，本是東漢時期的縣名，是名詞而非延生的形容詞。朝廷賞賜給劉禪的食邑就有一萬戶，絹一萬匹，奴婢一百人，其餘物品也與此相當，可見賞物之豐厚。此外，其子孫中，擔任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以及被封侯的就有五十多人。蜀漢舊臣的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都被封為列侯。在這些受封的人群中，除劉禪的子孫外，就只有樊建、郤正、張通等少數幾位臣子緊隨其身邊。張紹，蜀漢大將張飛次子，時任侍中，也緊隨劉禪左右。而年邁多病的譙周此時還在成都，待接到朝廷的再三敦促，三年後才抵達。可見，此時的劉禪是多麼的孤單，他低調而沉穩的思想與行為，也只有緊隨的這幾個人理解和贊同。
劉禪在蜀漢成都幾十年的歲月，經過了自諸葛亮之後幾朝大臣的輔佐，其中的甘苦，劉禪是深有體會的。他也想把蜀漢建設好，可其中的幫派群立，勢力紛詐，讓他在其中難有作為。他之所以贊同譙周降魏提議，是基於蜀漢朝政的腐朽與沒落，也是深受《尚書》等著作的影響，而譙周本就是這一方面的大儒，如此等等不再贅述。
劉禪自其歸順曹魏的264年3月起，到其去世的晉武帝泰始七年，即公元271年，共在京都洛陽待了七年光陰。這短短的七年間，在曹魏禪讓，晉國建立，及其與東吳之間發生的事件不知有多少。可在劉禪看來都如過眼雲煙，他的思慮與哀念誰又能懂呢？在他去世九年後的公元280年，東吳才歸併晉朝大正的正道上，這樣的心路歷程，又能給後世帶來怎樣地思考呢？
劉禪對故土山川的思念之情，我們可以從與其處同一時期的地方史家王隱的記錄中得到一點答案。王隱著《蜀記》：「（劉禪）謚曰思公，子（劉）恂嗣。」
王隱，其生平事迹早已無從考察，其著作《蜀記》，具體年月也難以查證。但歷史上實有其人，以才學聞名於當時，其著作依據其父王銓數十年收集的地方史資料，加之自己的親身經歷及考察、研究編撰而成。其父王銓收集漢史資料時，距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僅僅38年，即西晉泰始七年（272），此時劉禪去世僅一年時間。況且，王氏父子都是當時知名地方史學家，據事實錄，使他們獲得了較好的聲譽，可見其著的權威性。
由此而知，被朝廷追賜謚號為「思公」，可見劉禪對故國的思念之情的濃烈（洋卜為，字無之，研究陳壽《三國志》二十餘年，偶有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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