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原來還可以這樣解讀，換個視角看問題果然不一樣

繼續說白惠元的這本《英雄變格》。人人都知道，孫悟空本就「善變」，他最強大的能力，就是七十二般變化。在作者看來，「變」這個特質剛好適應了現代中國的需要，因為「變」才是現代中國發展的內在動力。所以，孫悟空會在現代中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頻繁出現，絕對不是偶然現象。能有無限變化的英雄，正是現代中國所需要的英雄。

從我們前面舉的例子里你應該已經發現了，這兩次改編都跟時代精神產生了共振。不過，重點其實不在於這每一個點，而是這些點可以串聯成一條清晰的線。白惠元居然在中國的現代史中，拎出了一條可以用孫悟空穿起來的線索。他發現，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都有一個獨特的孫悟空形象出現。換句話說，時代變了，孫悟空就會跟著變。這就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文化現象了。

先來看看這個變化的起點。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孫悟空坐著時光機來到今天，看到高鐵、飛機、火箭、衛星，你覺得他會感到新奇嗎？還別說，在晚清民國的時候，真有好多人想過類似的問題。當時有一部小說叫《新西遊記》。在第三回里，孫悟空和豬八戒來到大城市上海，第一次看到了電車。你猜孫悟空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是揮起金箍棒把車砸扁么。不是。孫悟空的感受，是困惑。他不明白電車為什麼能動，就問豬八戒：八戒啊，火車能動還好理解，它雖然沒腳，但至少有火。火是能看見的。那電是什麼呢？這哥倆兒瞎扯了半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這種茫然失措，正是中國人遇到西方工業文明時一種普遍的心理感受。豬八戒被孫悟空問得沒轍，只好強行解釋，說：「電是空的。」但「空的」又怎麼能推動火車？他說不清楚，孫悟空就更想不通了。你看，在先進的西方現代的物質文明面前，古代中國在這類知識上的匱乏就暴露出來了，甚至連解釋的能力都沒有了。

這種舊人物跟新現象的衝突，在當時成了一類小說的核心場景，這類小說叫作「滑稽小說」，有點像今天的情景喜劇。這些小說里，有時候會戲仿《西遊記》里的橋段，比如孫悟空和豬八戒誤打誤撞到了美術館，把裸體畫里的女人當成了盤絲洞里的妖精。不過大多數的時候，這些小說的情節都沒什麼邏輯，只是為了搞笑而已。而笑點，就是曾經大鬧天宮、降妖取經的孫悟空，來到了現代城市，卻發現自己完全落伍了，還鬧出各種笑話。

在滑稽小說這股潮流中，孫悟空被迫一次次游上海，一次次感受現代文明的衝擊。他是那麼不合時宜，像是一個誤闖進高端舞會的鄉巴佬。相信當時的中國人都曾經有過類似的感受。所以說，這就是孫悟空不得不變的根本原因，他被迫闖進了一個讓他無所適從的新世界，就像古老的中國，被迫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潮流之中。

之後，時代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成立了。經過晚清到民國的亂世，一切百廢待興，那個時代呼喚的，是破舊立新的革命英雄。當時的文藝界有一股潮流叫「推陳出新」。這是延續了延安時期就開始的大眾文藝改造運動，目的就是把傳統的變成當代的，創作出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文藝作品。於是，孫悟空順勢而出，重新上演了一場《大鬧天宮》的大戲，成了有反抗精神的英雄。

你可能會問，《大鬧天宮》的故事不是早就有了么，怎麼就說它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呢？其實咱們今天熟悉的《大鬧天宮》是改編之後的版本，在古代的小說戲曲里可不是這樣的。這個故事最早在戲劇舞台上演，是乾隆皇帝的欽定版。你想啊，如果站在乾隆的角度來看，歌頌反抗英雄不就成了鼓勵「造反有理」了嗎？他肯定不能接受歌頌反抗英雄的設定。

所以那時候的「鬧天宮」不叫「鬧天宮」，而叫「安天會」。「安天會」的主語是天庭，從名字你就能看出來，安天會的主題是反叛者最後被降伏了，終於萬世太平。而「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正是當時大眾文藝改造運動的綱領。所以，新版的《大鬧天宮》主語就變成了孫悟空，寫的是孫悟空的反抗性，天宮玉帝成了陰謀家。孫悟空成了人民的代表，成了反抗舊秩序的英雄。

這還不算完，到了冷戰時期，中蘇關係惡化之後，孫悟空又出現了，這次改編的是《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澤東那句著名的詩「金猴奮起千鈞棒」就是寫給這齣戲的。這個故事的核心衝突就是，孫悟空看出了白骨精是敵人，而唐僧他們看不出來。我們來轉換一下話語方式，你就明白它為什麼重要了。這不就是在說，能不能識別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嗎？正好符合20世紀60年代的時代精神。

再往後的故事，就是我們在前面講的了，改革開放初期，時代需要的是重建對「祖國」的認同，孫行者就帶著我們重遊了祖國河山。而改革中期，年輕人開始感受到成長的無奈和必然，於是，他們明白了一個道理，至尊寶是必然要成為孫悟空的。

你看，是不是就像我們前面說的那樣，在現在中國每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都有一個經典的孫悟空形象應運而生？說到這兒，你心裡肯定會有一個疑問，現代中國這麼多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形象，只有孫悟空符合這個規律嗎？確實，在每一個歷史關鍵節點，同一個人物形象反覆以新的面貌出現，這樣的例子，真的找不出第二個了。而且，這也不是孫悟空天然具備的特點。在《西遊記》小說形成之後，從明代到清代的幾百年來，孫悟空這個形象還是很穩定的。

這樣來看，白惠元發現的這個現象，就特別值得我們深思了。我們或許沒辦法給出一個特別明確的解釋，但是作者給我們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聯，就是孫悟空作為一個人物形象的「變」和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的「變」，跟現代中國的「求變」之間，一定是有某種內在的精神關聯。

在古代中國，社會秩序、價值觀念是比較穩定的。孫悟空的「變」不那麼重要，古人大概更認同內在意義一致性更強的「關羽」這樣的文化符號。但是，中國進入現代之後就不一樣了，過去那套社會秩序被打破了，傳統的價值觀念也行不通了，放回到《西遊記》的故事裡，就是取經的意義、修行的目的都被消解了，不能適應現代社會了。孫悟空之所以一直在變，不僅是因為「變」是他的特質，更是因為，他所處的環境正在經歷顛覆性的變化。這體現的是現代中國在面對世界局勢時，不得不採取的一個策略，就是求變。而背後的根本動力，是特定時期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位置在變，中國人對這種位置的認知在變。

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假如古代著名人物形象同台競技，在這場歷史巨變之中競爭，那麼孫悟空最終勝出，不就是因為他最符合「變」的特質嗎。在白惠元看來，孫悟空率先闖入了現代世界，他的每一次變化，都順應了時代的大勢。有破就會有立，但是立的過程一定更漫長，環境又總是在變，所以孫悟空就得跟著環境一起改變，跟著中國一起改變，一起突破自我的局限，完成自我的超越。

所以說，孫悟空的「變」這個特質，正是在中國從古代到現代的顛覆性變化中，在新舊文明的衝突中顯現出來的，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歷史大潮，才呈現出了更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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