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尹：對「敦煌進奏院狀」報紙定論的質疑聲

中國新聞史上論定，現能看到實物的最古老的報紙當數「敦煌進奏院狀」，說它不僅是現存的中國最古老的報紙，也是現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報紙。

然而這一論斷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質疑。

進奏院是唐代藩鎮在京城設立的辦事機構，其作用主要是溝通藩鎮與朝廷間的信息，除進奏事宜外，還包括傳遞朝廷詔令文牒等，實際上相當於現在的「駐京辦事處」。進奏院必須經常向派出它的地方負責人報告朝廷的詳細動向，特別是藩鎮向朝廷請求的事項的辦理情況，還負責打聽朝廷動靜，向各自的藩鎮報告，並抄傳朝廷「報狀」於各自藩鎮。這種向藩鎮彙報以上種種情況的公文當時稱為「狀」，是官府中下級給上級文件的名稱。「敦煌進奏院狀」即為這種公文。

敦煌進奏院狀的實物目前只有兩件存於世上，均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編號S1156的一件目前保存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編號P3547 的一件保存在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1983年，我國新聞史學專家方漢奇對S1156考訂後認為系中國古代的報紙，並命名為「敦煌進奏院狀」，簡稱「敦煌邸報」。

這份「敦煌進奏院狀」是公元887 年，即唐僖宗光啟三年，由當時歸義軍節度使派駐朝廷的進奏官張夷則從唐僖宗的「行在」（本作「行所在」，意即皇帝所在的地方，這裡指臨時首都）興元，發往沙州（今甘肅敦煌）的一份公文，其內容是報告歸義軍節度使派官員往「行在」向朝廷請求「旌節」（唐時皇帝賜給節度使以確定其地位、顯示其身份的儀仗）的情況。

關於這份「狀」，還有比較複雜的背景：歸義軍節度使原為張義潮，也叫張議潮，是唐沙州敦煌人。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國力削弱，吐蕃趁機佔領了河西、隴右各州。唐宣宗大中年間（公元847—959 年），吐蕃貴族內部發生混戰張義潮便趁吐蕃內亂之際，領導沙州漢、蕃人民起義，驅逐了吐蕃守將，並相繼收復了相當於今天的甘肅西部和新疆東部的十一州土地。大中五年正月，張義潮向唐王朝表示歸附之意。同年11 月，便派張義澤到長安，將十一州版圖奉獻給唐宣宗李忱，完成了歸附大禮，被朝廷任命為歸義軍節度使。後來，張義潮到長安作官，其族子張淮深接任了節度使之職。按唐朝慣例，節度使應由朝廷授予旌節，表示正式委任和承認。可是，過了20 年，張淮深還沒有得到皇帝「賜旌節」的待遇。因此，張淮深於僖宗光啟三年便派60餘人的專使團赴朝廷所在地，要求「請准舊例建節」。

為什麼那些學者認為把這份「敦煌進奏院狀」當作報紙不妥呢？

首先，關於「進奏院狀」的定名。「進奏院狀上」僅是文件首名「進奏院狀上當道」的一部分，因為「當道」是上級，為表示尊崇才另起一行的。這句話的主語是「奏院」，不是「進奏院狀」；「狀上當道」是它的謂語，表示這個「狀」是上給「當道」的。這個文件雖然可以稱作「進奏院狀」，但這卻不是它的專用名稱，只不過是進奏院的彙報罷了。從它的內容來看，其涉及的都是有關請示賜給旌節的，而且都是在面見申請的同時送上的，這是為了表示著重和使上級有所依據，其內容並沒有或不必有什麼新的信息。

其次，關於「進奏院狀」的定義。方漢奇先生是這樣總結的：「它是一種由各藩鎮派駐朝廷的進奏官，以各藩鎮進奏院的名義，根據所採錄到的朝廷消息，分別傳發給各藩鎮主官的手寫官報。刊期不定，篇幅不等，沒有報頭。朝廷對它的謄錄傳報內容沒有限制，它只接受地方藩鎮的領導。它並不是封建五朝的宮廷報紙。」其實，這個描述並不準確，所依據的這份進奏院狀，所報的並不是一般的朝廷消息，也無須採訪和紀錄。它的全部內容只是向主官彙報所派三班專使向朝廷請頒旌節一事的辦理情況的。它的發送者是單一的，即進奏院的進奏官；它的接受者也是單一的，即歸義軍的節度使，並沒有其它的「受眾」；它的內容也是單一的，即彙報論節情況。另外，編號P3547的那一件「狀」，也是專門為彙報賀正專使陰信均等人在京活動情況的。它的「刊期不定」、「篇幅不等」、「沒有報頭」這些特徵，都說明它不是一份報紙，只是一份普通的公文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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