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機密檔案中的白雲觀與高道士

位於北京西便門外的北京白雲觀，乃京師「道院之冠」，道教全真第一叢林，在全國道教界頗具影響。晚清時節，這裡是京師的一個好去處，尤其是在正月。據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記載，「白雲觀，亦初一日開廟，至初八日祭星日，遊人始盛，十八、九兩日為燕九節，遊人最多之期，廟西垣外有走馬場，半月之間，逐日比賽。」可以說整個正月，白雲觀都是肩摩轂擊，熱鬧非凡。本文擬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存史料，揭示京師白雲觀及高道士與清代宮廷的密切關係以及與俄國、日本間諜的交接往還，以求引申晚清政治史、宗教歷史之研究。

一、高道士其人

同光時期，白雲觀第二十代方丈高仁峒，乃是近代道教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但是，坊間對其人了解並不深入，即使道教界的專家，對於這樣一位人物的了解，亦不甚明晰。譬如，中國道教協會網「道教人物」欄目，對高仁峒介紹比較詳細。其文稱：

高仁峒(1842-1907)，門派二十代傳戒律師。法名明峒，字雲溪，號壽山子世居任城(今屬山東)。年十六父母棄世。出家雲蒙山，皈依李真人門下。居五載，辭師雲遊訪道，曾三上嶗山。同治庚午(1870)，來京受戒於張園璇門下。後從傳戒於關東、陝西等省。光緒二年(1876)，還京居於西山聖米石塘山。三年(1877)移居白雲觀。同年推任白雲觀監院。時年37歲。後繼任方丈，維持觀務，經營有方，百廢俱興。又輕財樂施，性喜交遊。大夫卿相，車馬相訪。一時名盛。八年(1882)，開壇演戒百日，求戒者四百餘人。著有《雲水集》。

上述介紹，對於高仁峒之家境及出家時間等細節的記述，頗有失誤；對高氏生年的推算，亦值得商榷。據高仁峒在自己所作《雲水集》中宣稱：

予姓高氏，實生於濟寧。十五喪父，已厭塵情；又歷四載，益嘆浮生，行年十九，遂訪赤松。辭我老母，別我弟兄，掉頭東去，半夜揣行；如人接引，直上雲夢，吳師座下，得接宗風。

據此可知，道教網人物介紹，稱其年十六父母棄世之說法，是沒有根據的。而且，關於高仁峒之生平，在其《雲水集》所載京官李端遇序言中，有若干細節描述，亦頗能補充這位道士的傳奇經歷。李氏謂：

聞嘗綜舉雲溪始末，行年二十齣家，及今垂三十年。其間餐露煮石，朝風弄月，方外生涯慕道者，往事稱述。顧余以為，未足盡雲溪者。雲溪固孝友中人也。夫求仙必視所居，而觀人必要求大孝友者。入世可以希聖，即出世可以成仙者也。於何信之？於雲溪處其母、弟信之。方高母在堂也，白髮倚閣，思子常切。雲溪既受師戒，不能雲其滅親，雲水遊方，嘗省其母。母死，千里奔喪，出資營窀穸，盡喪盡禮。既葬而後，去求仙之道，實已厚培其本也。嘗自道，所得雖練師羽客，非入雲溪之室者，不能窺雲溪之言之奧。門外人強作解事，轉類病夫之諺語矣。則謂余於是集，乃終未能讚詞也可。光緒十二年歲在丙戌，八月既望，青渠散人李端遇書於宣武城內之寓廬。

上文作者李端遇，字小岩，號青渠散人，山東安丘人。同治二年進士，留京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員外郎、郎中等職，後升任光祿寺少卿、鴻臚寺、太僕寺正卿、通政使司通政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兼錢法堂事務。李氏數次出任考官。庚子五月二十一日，京師義和團波濤洶湧，慈禧命李端遇與國子監祭酒王懿榮一起，充當京師團練大臣。在清廷頒布宣戰詔書後，李氏曾奉慈禧之命統帶義和團，會五城稽查，參與京城防守事宜。七月初六日，又奉命兼署吏部右侍郎。天津陷落後，李端遇等急奏，「天津失守，系倭人裝扮拳民，夜賺城門，京城重地，不可不予為防備。」事變結束，李端遇頗有些鬱郁不得志，次年去世。

李氏與高仁峒皆為山東老鄉，故交往密切，尤其是在庚子年義和團運動中，倆人均與義和團民為伍，可謂志同道合。李氏序言強調，高仁峒乃「孝友中人」，謂其「入世可以希聖，即出世可以成仙者也」。

李氏序言所署時間為「光緒十二年歲在丙戌」，而坊間有關高雲峒《雲水集》出版時間，封面署為「清光緒十一年(1885)高守鶴刊本」，二者相差一年。應以李氏序言為準確。

再，哈佛燕京所藏此書，頗有來歷。封面有晚清道士王樂山墨筆題詞。文曰：

余與高雲溪系屬同參。知道容易行道難。道道本來道，一道生萬道，萬道歸一道，如是不二道。遊戲僧同參王樂山存閱。

此外，高仁峒之宗教觀亦應予以注意。據《印光法師文鈔》稱：

茲有京都白雲觀方丈，護法道友，仁峒高公，稟柱下之真傳，作玄門之領袖，踞白雲之丈室，為黃冠之依歸，欲參普門，故朝第一名山，廣結眾緣，因設千僧大齋，又以心期宏道，志在利人，敦請山僧，升坐說法，欲使大眾咸知，教雖有三，道本無二。

據此可知，高仁峒是主張儒、道、佛「三教由來共根源，根源起處莫顢頇」的。總而言之，高仁峒的確是近代道教的一個重要人物。以上引述，大多是宗教界人士對高氏之較高評價。他們重視高仁峒以白雲觀為依託，興辦慈善及傳教事業，弘揚道教教義，擴大白雲觀在京師乃至全國的影響。的確，據日檔記載，高仁峒住持京師白雲觀期間，對上海、東北等地之道教均有不少支持。

此外，在坊間野史筆記及外國檔案等史料中，對高仁峒亦有記載。對於此種史料，亦不應忽視。特別是高仁峒對政治的熱衷，與尋常道士大有不同。據參加《清史稿》編撰，且熟悉晚清掌故的金梁曾回憶稱：

高老道，白雲觀主持也，與李蓮英有連，能通聲氣，奔走者爭集其門。高講修鍊，謂有點金術，問其秘，終不言。或曰，此能富貴人，不較點金勝耶？高嘗進金丹，時自詡曰：李總管獻何首烏，其功不小，然亦金丹力，故太后老而不衰，能駐顏且健步也。高每入城，必寓萬福居，特為留靜室。萬福居，飯館也。以此得名。(11)

金梁所述晚清掌故，大多有所依據，可信度較高。這位神奇的道士，以長生不老之術取得慈禧信任，被召進宮去，取得資本。而後又利用他同大內的密切關係，大肆從事賣官鬻爵之勾當。據《清朝野史大觀》記載：

白雲觀(西便門外迤西路北)高道士及其生平功行錄，實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觀奉長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誕辰，都中達官貴人命婦閨媛皆趨之。禮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應酬者，遂以是日為高道士生辰，拜時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報，則頂禮者以為榮。昔閱石頭記心異張道士事，謂以史太君之貴，王熙鳳之驕，賈寶玉之鄙視一切，何至與一老道周旋若此。比來都客為敘高道士事，乃知黃冠中真有此不可思議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談，旋有一人來與道士最稔者，道士謂之曰：昨有某君屬予為道地，欲得海關道，余謝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征捐於官，海關缺肥，監司秩貴，屬望奢，恐所得不足以應上求，恁可犯不著也。此人曰，仆有友某君以知縣分發山東，聞師父與中丞有舊，欲求一八行書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書來，疏懶未及復，復時附數語足矣。他日遇道士於南城酒肆，談次，道士語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閣，予幾忘之，適前日侍郎之夫人來談及，匆匆不及備奩物，即以篋中所藏某總管貽我緞二端，乃大內物，總管所受上賜者，又以某總管贈我珍物二事，亦御賜品，備禮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見縷以語余者。南城酒肆，即楊梅竹斜街萬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為居停，其肆東偏一院，境頗幽寂，凝神鍊氣，或無妨焉，故客欲以杯酒結道士歡，及道士飲人以酒，悉於是肆。肆善治雞丁一品，其烹割術為道士秘授，肆人命之曰高雞丁雲。(12)

上述文字雖說出諸野史，卻並非空穴來風，在清宮檔案中亦有類似記載。光緒十一年監察御史張廷燎，曾上書朝廷，奏請飭下地方官，嚴查白雲觀倡為神仙之說，及夜間容納婦女事。(13)張氏奏片稱：

再臣維經正民興，斯無邪慝，皇朝釐定律例尤嚴，妖言惑眾之禁，良以奸僧惡道，編造詭異，煽惑愚民，其始不過為斂財之計，浸至奸道邪淫，無所不至，最為風俗人心之害。

臣查彰儀門外迤西之白雲觀，每年正月十五日至二十等日，興舉大會，男女雜沓，舉國若狂，首善之區，已不應有此惡俗。尤可異者，有會神仙之說，於十九日夜，婦女入觀，於欄房屈曲中暗座一室，即見神仙。光天化日之中，豈有此怪誕不經之事。傷風敗俗，莫此為甚，若不亟行禁止，誠恐惡習相沿，日久愈難挽回。相應請旨，飭下該管地方官，嚴行查禁，嗣後如再有倡為神仙之說，及夜間容納婦女入觀者，從重懲辦，至京城內外燒香賽會，有與此相類者，亦隨時查禁，庶足以端風化而杜妖妄。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14)

清檔中，張廷燎此片因與原折分離，只是由整理者註明，此折上於光緒十一年，未有具體月日的記載。茲查《隨手登記檔》有如下記述：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張廷燎折：折，請飭查在籍大員，責令銷假由；片，請飭禁白雲觀廟會等由。

同日，軍機章京還記有：「奏單一件。御史張廷燎等折。擬請傳旨由。旨知道了。」(15)據此可知，此片為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所遞，當時，白雲觀的廟會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在錄副奏摺檔中，還有一件是軍機大臣的「請旨單。」所謂「請旨單」，是軍機大臣在擬對朝臣所上奏章的意見時，拿不定主意，於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讓皇帝斟酌決斷。該請旨單記曰：「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張廷燎封奏一件，擬請旨傳留。」(16)

張氏所揭示白雲觀傷風敗俗事，本來應予以重視查處。但是，由於慈禧對白雲觀之百般袒護，對高道士之格外偏愛，因此，雖然當日頒布諭旨稱：「御史張廷燎奏，燒香賽會等語，著地方官嚴禁。」白雲觀的歪風邪氣依然如故。

觀此記載可知，晚清時期的白雲觀，在慈禧包庇縱容之下，不但有收受賄賂之惡名，而且容留婦女，傷風敗俗，可謂是一片歪風邪氣，而高雲峒則為之魁首。道教的清心寡欲，已經被利欲熏心所取代；道教的尊嚴，已被這位高道士拋到九霄雲外了，故野史稱高仁峒「既是神仙中人，又是政治中人」，可謂是一語中的。

二、高道士與俄國間諜璞科第

高仁峒的為人，以八面玲瓏，應對機敏而著稱，只要有利可圖，便大膽嘗試。他不但與慈禧身邊的宮內太監首領互相串通，而且還同駐京師的外國間諜相周旋，往往墮入圈套而不自知。他與俄國間諜璞科第的交往即為一例。

據葉恭綽回憶說：

前清與帝俄所訂喀西尼密約，世皆傳為李鴻章所為，其實李只系演出者，其編劇導演固由帝俄，而被動主體則為西太后；從中促進和穿插為李蓮英與璞科第，則世人知者不多也。李與璞科第之聯絡，實由西郊白雲觀高道士為媒介。璞科第乃一國際偵探，其與高因何結合，不得而知。(17)

上文中的璞科第，曾任俄道勝銀行董事，後又當上俄國駐華公使，為人狡獪，無孔不入，他熟悉中國社會，經常花大把銀子，來使「鬼推磨」。據《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記載，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順口、大連灣過程中，璞科第曾向李鴻章、張蔭桓行賄50萬兩。(18)在庚子年議和過程中，他又用重金收買李鴻章侄婿徐厚祥獲取電報密碼。(19)同樣，在義和團時期，璞科第還同高道士密切交往。

葉恭綽的揭示非常重要，說明高道士在璞科第的引誘下，為俄國間諜牽線搭橋，通過太監總管李蓮英去影響慈禧之親俄決策。這種依靠太監吹耳風來向慈禧進言之方式極為巧妙，而且隱蔽，因此，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我們無法找到相關佐證。但是，在俄國檔案中，當有璞科第向俄外部稟報之記載。

璞科第精通中文，能言會道，可能是最早打入白雲觀的外國間諜。譬如在高道士自己撰文的白雲觀《粥廠碑記》中，對與璞科第的密切關係，亦有所涉及。其碑文曰：

庚子都門變起，事將墮廢，李儉齋封翁，慨然力任其難，與華俄銀行總領事璞科第君等，籌集巨款，購置米粟於白雲觀，並城市各區，分設粥廠八所，兼溥禦寒冬衣之賜，都人士兵燹餘生，藉免溝壑，封翁及璞科第君，邀同聯春卿侍郎、祥博泉都統、王子儀廷尉、塔木庵方伯，彈壓防護，周巡八廠，災黎等無爭競傾踣之虞，慮周思密，誼美恩明，洵非尋常善行所可比也。(20)

這篇《粥廠碑記》，出自一位日本道教學者所編撰的《白雲觀志》，然而，對其中內容，坊間尚未見深入探討。

所謂「籌集巨款」「分設粥廠」，實際上是俄國人利用京師動亂，救濟災民之機，為其間諜活動鋪路。其主要依據是，參加此項活動人員中，不少是清廷內部的「俄國黨」。

該碑文所提到的人物，有聯春卿侍郎及塔木庵方伯之名。聯芳，字春卿，時任外務部左侍郎，早年曾署駐俄國公使館參贊。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飭令前署俄國參贊候選知府聯芳留天津差委。(21)隨後，聯芳供職於北洋，由李鴻章差遣；數年後回京在外務部任職。伍廷芳在同日本公使內田康哉密談時曾提到聯芳其人。伍氏謂：

朝廷內部有一老大之俄國黨存在。此輩乃長年由俄國獲取利益，有割不斷之關係。尤其近來，原先中立者亦覺雖日、俄俱不可靠，但依靠俄國收益最大。……如外務部左侍郎聯芳等，當那桐在場時，便對日本之勝報作欣喜狀，但其心中實非如此。其言談中時常為俄國之行動辯護。故張蔭桓生前曾對自己明言：聯為俄國之間諜。其最終亦不能與俄國斷絕聯繫，其女兒即為俄國黨塔克什納之子妻。(22)

伍廷芳長期在外務部任職，對清朝的外交班子是瞭若指掌的。他所揭示的聯芳為「俄國之間諜」，要可深信。他所提出的另一位俄國黨塔克什納，也參加了庚子白雲觀布施粥米的活動。上引《粥廠碑記》所記塔木庵方伯，與伍廷芳所說俄國黨塔克什納應為同一個人。塔克什納，同文館俄文學生出身。據李尚英《中俄密約的簽訂》一文揭示，塔克什納曾隨李鴻章赴俄簽署《中俄密約》，(23)並將此密約秘密攜帶回京。翁同龢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日記稱：「晚，塔克什納(同文館翻譯，道員用，李相隨員，號睦庵)，從俄國由德國歸，賚約本來，酷暑走紅海。同舟為日本王爵某，極費周防也。約本有厘，匣匙由函中來。函匙交樵野，樵野仍交余。約本則令故持歸，俟商定辦法再給信。」(24)睦庵、木庵，均是塔克什納的字型大小。

可見，璞科第與高道士所辦粥廠活動中，清廷內部最少有兩個親俄國的官吏參加。這次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國間諜的圈套。他們乘京師之亂，大行其收買人心之道，從而獲得高道士的好感，以幫助俄國取得更多利益。

璞科第之狡獪與猖獗，遠遠超出今人之想像。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日俄戰爭前後，上海民眾對璞科第通過高道士聯絡李蓮英，勸說慈禧推行親俄國政策，非常反感，曾聯名向報館檢舉揭發，要求政府嚴防。此事不但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有具體記載，在當時上海的報紙中亦有記述。如甲辰十月初四日的《警鐘日報》，印證了日檔的相關記載。該報稱：

《時評—咄咄怪事》

自李蓮英、高道士與俄璞科第同盟(高道士主北京白雲觀。白雲觀者，即供西後長生祿位牌處也。高道士與李蓮英狼狽為奸，日在外招搖納賄)，日以聯俄運動西後。而北京諸大老亦頗信其說，至謂「日勝俄敗，皆系謠傳，上海新黨報館，不啻為英日孝子賢孫」。眾口一詞，以假亂真。李、高二人知其然，徑遞密信於俄都，而波羅的海艦隊因之而東來。是則波羅的海艦隊者，名為敵日，實則迫脅中國耳。波羅的海艦隊既來，李、高諸人，益得以聯俄迫西後，而聯俄之議，遂因之而大成。聯俄之議既成，不得不先籌拒日，欲籌拒日，則去歲張督在京時，曾與日人訂密約，政府疑袁督知其情，故有詰責袁督之非。袁督當榮相柄政時，為之效犬馬之力。榮相與李蓮英，反對袁督者依違於兩者之間也。榮相既死，而政府又有聯俄運動。袁督莫測口所為，故遣張道赴鄂(張道以回河南為名)以與張督協商。此殆南北聯絡之起點乎？現聞西後以萬壽之故，收括貢獻，擬作西遷之舉動(聞京城內外，車馬皆已定口)，而北京大員，又以聯俄黨占多數，又在滬上之某革撫，亦受李蓮英運動(本以聯俄著名者)，日與俄領事協商。況政府創辦銀行，既假法款，而湘人所辦粵漢鐵路，亦擬借法款興工。法人為俄人後援，是不啻引俄、法以吞中國也。吾知不數日間，北京政府必有一令人莫測之舉動，而某革撫者，又將實任江督(聞該撫久有此夢)。南北相聯，日以聯俄、法為主意，而波蘭之覆轍，遂真見於中國矣。奈之何哉！奈之何哉！(25)

刊登此文的《警鐘日報》，原名《俄事警聞》，乃滬上對俄同志會所辦報紙。光緒三十年(1904)在上海創刊，由蔡元培等主編。其宗旨是揭露俄國侵佔中國東三省的罪行，故稱「警鐘」，以喚醒國人。上文所稱，高仁峒與李蓮英「徑遞密信於俄都」云云，其實並不可信。因為無論是高道士，還是李蓮英，他們都是經過璞科第與俄國發生聯繫。不過，通過此文可以知曉，高、李與璞科第之關係密切，並通過這種關係來影響慈禧，推行親俄國政策，在滬上外交人士中間，這幾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上文中涉及的一個關鍵人物「在滬上之某革撫」，系指已革廣西巡撫王之春。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號椒生，湖南清泉人。王氏文童出身，聰穎過人，系督撫中少有的通外務者。光緒二十年(1894)冬，王之春奉朝受命，「為專使，齎國書，致賀俄君(尼古拉二世)加冕事」出使俄國，並「設法懇俄力助和局」。(26)在俄國期間，王之春通過與俄國君臣交際，互贈寶星，發現「俄主情誼真摯」，遂產生聯俄幻想。時逢甲午戰敗，清廷簽署《馬關條約》，朝野嘩然，要求廢止條約。王之春在歸國途中，又轉赴法國，「與法外部密商保台辦法事」，最後無功而返。(27)光緒二十八年王之春鎮壓廣西民眾起義，激起國內拒法運動。被革職後，王之春來到上海，頻頻與駐滬俄國外交官聯繫，四處鼓吹聯俄，散布割讓東三省的「聯俄」謬論，遭到革命黨人與上海民眾之反對。於是，甲辰年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9日)，革命黨人萬福華在上海英租界金谷香菜館刺殺王之春，未死。萬福華被捕，黃興、章士釗等牽連入獄，釀成轟動一時的大案。此大案即發生於《時評——咄咄怪事》一文發表之後數日，可謂奇矣。它反映了民眾與革命黨人，對王之春投俄賣國的仇視心理。這同上海民眾，通過報刊揭露高道士與李蓮英聯絡璞科第醜行，是相輔相成的。

三、白雲觀里的日本「道士」

對於璞科第的間諜活動，在日本檔案中有十分可靠的記載。因為白雲觀在晚清政壇的特殊作用，愈來愈為世人矚目。尤其是俄國間諜，利用白雲觀來為俄國謀取利益的成功經驗，也使日本受到啟迪。日本外務省根據駐京公使提供的信息，決定依法炮製，選擇適當人選，進入京師白雲觀同高老道周旋。他們為高仁峒物色到的第一個弟子與朋友，就是翻譯官島川毅三郎。事實證明，外務省的這個決策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八日(明治38年，1905年6月10日)，日本駐京公使內田康哉正式向日本外務省呈遞了《關於送呈有關白雲觀方丈高雲峒情況之報告》，稟報駐北京公使館在白雲觀諜報工作的進展。內田康哉之報告稱：

機密第105號。(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收)

竊聞當地俄國公使館利用白雲觀的方丈，操縱宮廷，需要查清實際上到底有如何關係、如何利用？若是如同世上所說，我方也試圖運用此法，至少為了離間兩者的關係，圖謀接近該方丈。此事曾經直接彙報，並在歸任之後，令島川通譯官擔當操縱白雲觀方丈之任。現已漸有進展，以至與方丈高仁峒建立了親密關係。且勿論今後進一步加強至密之交，亦擬通過方丈，與宮中的宦官交通往來，結成親密的關係。以上彙報，敬請知悉。敬具。

明治二十八年六月十日

在清特命全權公使內田康哉

致外務大臣男爵小村壽太郎(28)

內田康哉之報告所提到的島川毅三郎，是一位身手不凡的外交官。據日本史料記載，他於1867年生於三重縣津市。在加入名古屋師團後，島川受到了神尾光臣的知遇。在神尾擔任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期間，島川亦隨之來華，擔任《東京日日新聞》記者。甲午年在小村壽太郎支持下，島川還考察了蒙古、北滿洲、西伯利亞等地，而後又赴俄國留學，從事中俄關係的偵探。庚子事變後，島川毅三郎隨著新任公使小村壽太郎再次來到北京。在小村和內田康哉兩任公使領導之下，島川毅三郎參與過許多重要的機密活動。鑒於他精通中俄兩國政壇內情，在日俄戰爭前夕，島川毅三郎被任命為日本駐華公使館的翻譯官。(29)

島川毅三郎的語言天才，表現在除通達俄文外，還能講十分流利的漢語，機動靈活，善於應酬。因此，這位剛剛穿上道士服不久的日本翻譯官，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了高雲溪的好感，掌握了許多情報。島川之報告，完好無損地保存在日本外交檔案中，該報告還如實描述了他最初進入白雲觀之經歷。島川稱：

下官幸虧在白雲觀早有素交，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夏秋之交，開始到該觀往來。最初只是在觀內參觀，時而在後庭花園散步。其出入每與道士吃茶談話；交遊稍熟，即由小官建議他們烹制聞名京城之白雲觀齋飯，於花園開宴。當時，後花園已被璞科第租用，後庭入口處，貼有「大俄國璞寓」字樣。

道士們容納下官的建議，盛饗以飯食。告別之際，下官還給道士七十五元小費。道士喜而納之。自是以後，彼我之間往來頻繁。道士或贈物品，或贈書畫等。我方亦有時在該花園設宴，招待道士等客。起初，每次高仁峒並不列席，皆辭謝之。如此往來之間，已逐漸獲知，璞科第與白雲觀之密切關係、以及璞科第在白雲觀避暑生活之實際狀況；並釐清了白雲觀與宦官之關係、宮中宦官之多數身為道士、其道士之多數為高方丈受戒等事實。下官亦更深介入，試圖託事於白雲觀管事道士，給予金錢，以實施懷柔之策。(30)

觀此報告可知，島川毅三郎到白雲觀之目的，就是奉命搞清楚俄國間諜璞科第，如何利用高道士來為俄國謀取利益之真相，並進而仿效之。而島川開始在白雲觀之得手，是通過小恩小惠，給道士七十五元的小費開始的。這在當時的北京城，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因此，道士們見錢眼開，「喜而納之」。於是，不僅島川個人，還有他的許多同事紛紛參拜白雲觀。

島川之報告，還如實地描述他所參加的白雲觀「燕九節」及拜見高道士的情形。島川稱：

每年清歷正月間，白雲觀開帳。數日之間，熱鬧非凡。本年特請下官來游，多承關照。於是，下官於本年二月十八日參詣白雲觀，拜訪高方丈，布施百元。受邀作客之時，刑部尚書奎俊在座，亦是友人關係。在短暫交談中，高方丈頻勸飲食，辭歸。次日，方丈送來支那飯菜。同時又訪問俄國郵政局長葛穆堡約夫，他詢以近來眾多之日本人蔘詣白雲觀，事實真相如何？因此答曰：本年正月開帳之際，只是下官一人蔘詣。由此可以推察，俄人已察覺到日本與白雲觀關係日漸密切。(31)

島川此報告提到高道士宴請他時，奎俊亦在座。這個奎俊乃是滿族貴族中一個很特殊人物，字樂峰，滿洲正白旗人，家境富饒，權勢煊赫。他由山西布政使，升任陝西、江蘇巡撫。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四川總督恭壽出缺，清廷命奎俊代之。奎俊奉命後，由上海溯江而上，沿江督撫，爭相迎送。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互通電訊，通報如何接待奎俊。劉坤一致湖廣總督的電報稱：

張制台：奎樂帥昨抵寧，明日展輪，上駛到鄂。擬奉拜，仍住船，即換輪赴宜昌入川。此間亦系住船，未肯入行轅。謹聞。坤豪。戊戌八月初四日未刻發，申刻收。(32)

此處「行轅」，乃是指為了過境的督撫或朝廷要員，專門設立的豪華招待居所。奎俊寧可在船上過夜，也不肯領劉坤一之情，住進精心準備的行轅，其威風八面，不可一世之鋒芒，於此約略可見。

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爭相款待奎俊，原因不是別的，蓋因奎俊乃慈禧親信之軍機大臣榮祿的叔父。庚子動亂期間，奎俊在成都與西安行在擔任軍機首輔之榮祿函電絡繹，無話不談，甚至商議收取賄賂銀兩，應如何安排。(33)二人關係密切，迥非尋常官吏可比。庚子迴鑾後，奎俊回京任職，住京城黑芝麻衚衕，成為「京城四大財主之一」。奎俊亦為高道士之座上客，故能與島川在宴席上相見。根據《清代職官年表》記載，奎俊於光緒二十九年八月至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任職刑部尚書，(34)與島川記載，恰相符合。島川報告之準確，於此可見一斑。另外，由此報告亦可以看出，島川的間諜活動進行得很謹慎。他在白雲觀處處留神，為了避開俄國人的耳目，故光緒三十一年的春季燕九節期間，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改變了以前「多人前往」的習慣，僅島川一人低調參拜，以避俄人耳目。

四、高方丈向日本人靠攏

光緒甲辰乙巳(1904-1905)間，神州大地上烽煙再起。這次戰爭的主角並不是清王朝的軍隊，而是沙俄帝國與新興的帝國日本之間，在東北平原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日本憑藉著甲午戰爭中在中國掠奪的大量財富，國力迅速提升，且全國上下一鼓作氣，將在東北經營多年的俄國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消息傳到白雲觀，這裡的道士們在高雲溪的調教下，似乎也看到了「俄國佬」已日落西山。他們開始對東瀛小國日本刮目相看。

這一年的元宵，北京城張燈結綵，白雲觀人聲鼎沸。與往年相比，來觀里找高道士的人更多。然而，就在燕九節剛剛降下帷幕不久，白雲觀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穿著道士之服，滿身征塵，火急火燎地來找到高道士門上。

原來這是一位來自東北前線的道士。他向高雲溪講述了在奉天的日本軍隊炮火猛烈，進軍神速，倘若北京的白雲觀不來設法相救，瀋陽及東北各地的道觀將會受影響。於是，高道士通過其副手趙秋水，緊急與東交民巷的島川取得聯繫。機動靈活的島川毅三郎覺得這是天賜良機，便立即向內田康哉稟報，商議對策。據島川之報告稱：

在與白雲觀繼續往來之間，我軍佔領奉天，該地大清官道廟之道士，馳至北京，向白雲觀報告事情原委。高方丈遂命方丈次席之趙秋水，請求我軍保護該道觀。於是，我駐北京公使草擬一封致福島少將之函，交與趙秋水。該函之內容如下：

拜啟，時下愈發勇勝，可喜可賀。先前煙公訪問之際，百忙之中，予以盛情款待，非常感謝。奉天附近之巨大勝利，實乃世界戰史大書特書之成功，謹致祝賀。

昨二十四日，依北京白雲觀方丈之請，謂奉天城西門外之大清宮道廟、遼陽州城迻東的千山、廣寧縣城西區醫巫閭山之諸道教廟宇及其產業，悉為北京白雲觀所管之下。他們希望日軍給以保護。當地之白雲觀，與清朝有特殊之關係。現該觀方丈高仁峒，在清國宮廷受特殊禮遇，向來與本公使館關係親密。敬請理解上述情況，特予保護。敬具。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內田公使

致奉天福島少將閣下。(35)

收信者不是別人，乃是日本的著名中國通福島安正。福島乃是長期在華活動的日本軍方間諜，日俄戰爭期間，他正在東北前線兵營任指揮官。內田康哉公使的親筆信，傳到福島安正手上之後，日本軍隊在東北自然少不了對那裡道教廟宇予以關照。京師白雲觀的高仁峒方丈，則對東交民巷的日本外交官感恩不盡。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905年4月9日)，「高方丈招待日本駐京公使、館員及青木大佐等人，且以高方丈之名，贈送書畫等，殷勤備至。」(36)白雲觀方丈想通過這些舉動表達對日本人的謝意。

正當白雲觀與島川等日本外交官關係日益密切之際，傳來璞科第被俄政府任命為駐京公使的消息。面對東北前線不斷傳來俄軍節節敗退，水陸俱失的消息。高雲溪對他昔日的朋友璞科第之態度亦開始稍稍有所轉變。島川報告謂：

其後，璞科第被任命為俄國駐北京公使，電報傳到北京，下官遂佯裝不知，探聽其消息，得知璞科第早已致電北京公使館，稱將赴北京就任新職，並以避暑為名，欲租白雲觀花園。館員某即赴白雲觀商談。高方丈回答極為曖昧，謂俟璞科第來京之後再行決定，遂讓官員辭去。於是，小官會見白雲觀中地位僅次於高方丈的道士王純樸，告以高方丈曾稱有本年租給日本公使之意，現聞璞科第來任，當不會有食言之事。當日就此回來。(37)

在稍稍冷落璞科第的同時，高雲溪與王純樸再次於5月7日(四月初五日)，在白雲觀款待島川毅三郎等人。據島川報告稱：

於五月七日，在白雲觀招待日本人，亦邀請高方丈和王純樸。其時，下官與高方丈在室內對話。直至旁無人影出現，高方丈遂談及他派趙秋水赴上海之情委，告以趙秋水根本無法選出上海的白雲觀座主。謂宮廷亦欲將此事作罷，近日高將赴萬壽山，請皇太后懿旨。又談及，大概百日讀經之命下，又會禁止外出；高道士還屢次談及與李蓮英等人敦睦共事，並謂介紹下官與彼等相識。且謂常在白雲觀與下官等相逢，將會招致閑言碎語，故應在正陽門內太升堂密會云云。

高方丈還提醒謂，白雲觀雖有多名道士，但其心腹只有派赴上海辦事之趙秋水，和列席此處之王純樸二人。此二人均屬自己人，應如對自己同樣，可以毫無顧慮，談論秘密之事。小官心領神會，謂我等兩人是心友，宜以心傳心相交。且約定在太升堂會談的具體日期而告別。(38)

這是高仁峒與島川談話首次涉及與上海白雲觀之關係。據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寫的《海上道教名觀——白雲觀》記述：

光緒十四年，徐至成進京，在清廷官員和北京白雲觀方丈高仁峒的協助下，以改雷祖殿為「海上白雲觀」，即為北京白雲觀下院的條件，請得明版《道藏》8000餘卷。《道藏》從海路運至上海時，上海地方官吏和紳董們，曾聚集在上海東門外碼頭迎接，並將馬車飾以黃緞，裝運《道藏》至白雲觀供奉。之後，採用北京白雲觀的規戒，逐漸確立了其全真派十方叢林的地位，成為我國東南地區頗具威望的全真道觀。……光緒三十一年，北京白雲觀趙秋水來觀住持，1915年趙秋水去世後白雲觀日趨蕭條。(39)

上文中的徐至成，乃當時上海白雲觀之住持。上海地方志所記，既說明了高仁峒與上海白雲觀非同尋常的交往；又提到趙秋水於光緒三十一年出任上海白雲觀之方丈。所記時間與島川之報告相符。趙秋水赴上海任職的時間，應是是年五月初七日之後，在高雲峒請示慈禧之後所定。

5月10日(四月初七日)，島川又再次來到白雲觀的後花園，一邊聚餐，一邊密商要事。是日，陽光明媚，空氣清新。一朵朵牡丹含苞欲放，一叢叢灌木，散發出陣陣清香，整個白雲觀被裝扮得生機勃勃，奼紫嫣紅，充滿了濃郁的初夏氣息。島川與白雲觀方丈交談融洽。高雲溪、王純樸等道士表示，欲加強白雲觀與日本駐京公使館的交往與友情。根據此次會商之結果，將由高雲溪出面，在後花園宴請日本駐京公使內田康哉及公使館的其他官員。而在此之前，白雲觀諸方丈則要到高雲溪在京城內的另一個私密約會地點太升堂酒家，由日本方面請客敘談。商定後島川返回東交民巷的公使館，即專門修書一通，確認會面之期。島川之書稱：

日昨趨謁，藉聆大教，有推心置腹之慨，弟佩服不止。茲擬於華歷四月初九日(5月12日)下午五點鐘，於太升堂敬備便酌，奉邀台駕，未知屆時能否有暇，務望賜復為盼。順頌雲溪大方丈壇下日祉。

弟島川毅三郎頓首。(40)

在收到島川毅三郎的來函後，高方丈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送來回簡。高雲溪函稱：

毅卿仁兄大人閣下(尊)鑒：

前蒙賜盛宴，飫酒飽德，齒芬猶存，欣感莫名。昨日晨起無事，散步花園，見牡丹多半開者。忽憶前與吾兄及諸友，有賞此花之約。昨日即派純樸前來訂約，幸吾兄賜給日期在四月十一日，甚好。務望是日台駕早臨為盼。再者，蒙囑於本初九日(5月12日)午後，在太升堂聚談，定遵台命，至期不悞。特此布復，敬請升安，統希靄照，不宣。

方外弟　高仁峒　拜

貴同事諸友，統此致意。不另及。再者，外有請帖九分(份)，祈費心代送是托。至初九日晚六點鐘，准在太升堂恭候台光。特又及。(41)

高仁峒的復函文質彬彬，非常熱情，顯示這位方丈對外交涉，毫不陌生。他不但希望在白雲觀宴請日本外交官，而且還盼望能有更多的日本人出席。

五、太升堂的神秘晚宴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九日(5月12日)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日子，是日，京城陰雨連綿，道路泥濘。可是，下雨無法阻擋日本公使館的大小官員爭相前往一個很神秘的地方——太升堂酒家。此酒家位於距離東交民巷近在咫尺的正陽門之內。能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開這樣一個酒家，沒有紫禁城裡的後台幾乎是不可能的。島川的報告詳細地介紹了此次日本人宴請高道士的詳細經過。其文曰：

五月十二日，雨天。清人雨天不外出，習以為常。因而以為高方丈不會履行約定，尤其不會特從城外遠處冒雨來會。然而下官為了在太升堂準備房間及飯菜，比約定時間早到半小時。不料，該方丈早已在該店雅間等候。冒雨來會，已感意外；在雅間等候，更覺意外。詢問緣由，方知此太升堂酒家，名義為方丈弟子山東人某所開，實為高方丈投資開業。其雅間，亦設在毫不惹人注意之處，與其他房間隔開。室內裝飾清潔，可獨自飲食，並且可以在此寢宿，設備一應俱全。其夥計亦特殊之人，不離方丈左右，其他人決不許進入其室內。以此情觀之，此乃方丈籌謀種種策略的密會場所，不問便知。高方丈亦說明之，得意之情，形之於色。高方丈聲稱，他所言之密會場所，不獨在城內，城外也設一處，即王福居(按，應為「萬福居」)酒家，並告以不日可在該處密會之事。(42)

此前，無論是清人筆記，還是小說野史，均記載高雲溪在宣武門外開了一處「王福居酒家」。而今我們在日本檔案中可以看到，在正陽門以內，還有一個太升堂，也是高道士會見清廷要員及「外賓」的更加神秘的處所。真可謂狡兔三窟。

對於這次神秘的宴請，日本外務省留下了非常翔實的記載。島川的報告寫得有聲有色，文采斐然。島川報告稱：

此日宴請，原本是小官出面，招待高方丈。不料，方丈早已將各種菜肴點畢，即要端至桌上。高方丈先以香檳酒敬我，似乎接待賓客的準備，均在此特別的房間進行。

用餐之中，彼我相互傾談，宴會漸至佳境。高方丈云：此處的服務人都是他的親信，絕無泄露機密的危險。

於是，提及白雲觀之後花園，擬以避暑為名租賃之事宜。高方丈委婉謝之云：租賃花園事為好辦，其實先前有要務，派趙秋水前往上海。他本擬自身啟程，不料，後來宮中以本地之要務，命他改派別人前往。當時，他無法推測有何要務，根據最近宮中預告的消息，才知道本年仍要不得不為皇太后、皇帝於後花園的高壇百日讀經。因此，不能立即答覆租賃花園事宜。他還說：百日讀經期間，方丈當然要戒齋沐浴，花園也要洗請，如有人居住該處，不合讀經的主旨，更不能答應租賃給他人。

於是小官質問：以前在白雲觀招待內田公使時，曾對小官表示，夏季可以居住該園。然而，其後您之舊知璞科第，即將來北京就任公使，直到今日，竟然如此食言，甚難理解。

方丈云：賃予與否，與璞科第的任命無關，完全基於以上所說的理由。並且，自拳匪之亂後，方丈遂與外人交際，在外人中亦有知己。「璞」乃是其中一人。該人在亂後於白雲觀施粥等事業頗為助力，於是關係殊為親密。直至光緒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夏季，將花園租給璞科第為避暑勝地，第二年又續租白雲觀為該人避暑。彷彿在那一年，皇太后之弟桂祥帶領其妃和宮女至白雲觀進香，如同往年。在該妃等於後花園散步之際，「璞」夫人迎接她們，不但奉以茶點，還以她所擅長的藝術彈琴歌唱，熱情款待。後來桂祥入宮謁見皇太后，介紹她們受其款待的情形，皇太后遂下令召見「璞」夫人。當時，美國公使夫人帶領其他外國公使夫人作為譯員，與「璞」夫人一同在宮中召見。世上傳說「璞」與宮中的關係更加密切，專指此事。而做媒介者為高方丈，結果對他有各種各樣的風言風語。

於是，下官打斷有關「璞」的情況，又詢問了皇太后與高方丈的關係。該方丈談云：他為皇太后所認知，是在同治帝崩御之後，為了讀經出入宮中的時候。皇太后賜予三千兩(貳千兩？)，作為永世祭粢費，供食給每年春秋之季讀經並進香者，習以為常。前所述桂公亦在此時前來白雲觀。加之，白雲觀每年逢大讀經之際，宮中予以恩施多金，皆是蒙皇太后恩賜之證據。尤其在拳亂作亂時，皇太后巡守在外，方丈於扈從之沿途，照料太后起居飲食等事，故有今日之殊遇。上次萬壽節，高方丈於白雲觀後庭高台戒齋沐浴，乘著夜深人靜、天地寂寞之際，尋思百日讀經，得到銀一千兩及各種下賜品。要之，蒙受皇太后之知遇已有三十多年，即自繼任白雲觀座主以來，年年均是如此。(43)

島川毅三郎的報告，為我們真實地描述了一個京師白雲觀的道士，以宗教活動為手段，與宮廷建立緊密聯繫的全部過程。通過與宮廷之交往，高道士又不斷抬高自己的身價，在京師到處招搖；然後再經由太監，影響清廷的最高決策。這種宗教與政治結合的歷史現象，實在是不可想像的。它為我們研究晚清政治史、宗教史，提供了新的線索。

六、道士、太監、皇太后

高方丈在太升堂宴會上，高談闊論他與慈禧太后關係，還泄漏他與宮中太監頭目交往的細節。島川之報告云：

再據該方丈所談：他如此深得皇太后之厚遇，又多得力於身在皇太后左右者。最初，宮內宦官總管劉(誠印)多子協助。此劉總管之威勢，非如今日之李總管，於宮廷內外威勢赫赫。他意志極其堅強，而又是寬宏大量，清濁能容。收入也相當多，多處創建許多寺觀，一面為皇太后祈禱萬壽，一面扶植自家勢力。白雲觀現有今日之興隆，也多依仗劉總管之布施。

他還說：李[蓮英]總管與劉總管相比，更加清廉潔白，努力少有過失，因而手腕不如劉總管，威勢與財力也差，但皇太后的信任僅次於劉總管，如今是皇太后信任最為專註者。他與高方丈的關係也特別密切。李總管之外，又有一位姓崔[玉貴]的總管。據說此人尚年少，今年三十歲。此人頗像劉總管，其手腕有壓倒李之勢。高方丈對崔氏以師弟相稱，亦有特別之關係。不僅是崔、李總管，宮中宦官幾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其中高方丈授戒之弟子又居多數，以致白雲觀在宮中之勢力膨脹。

於是，下官請求他介紹劉總管或崔總管，方丈答以十八日將要赴萬壽山，有事與他們商談，可以藉此談及。他同時還縷陳他和宦官往來全屬私交，絲毫與公事無關。後來，在他對交遊的官員做出人物評價之際，談到李鴻章之子李經邁先年來到京師，對在京的王大臣以及李蓮英頗為失禮，因而李經邁狼狽不堪。當時，李蓮英與李鴻章關係頗為親密，有意提醒李經邁。高方丈曾受李蓮英的委託，將李經邁約到太升堂的房間中，轉告其意。由此可見，他自己在官場裡面成為何種機關。

接著，下官又告高方丈，內田康哉公使願捐修繕白雲觀的經費。他回答說：如是布施，樂意受納，可否將其名與其他捐助者，一同公佈於世。本官答以完全可以。由方丈的語氣來看，私賄並非秘密提交，而稱謂是為白雲觀接受布施。可見，高方丈雖然已經在此幽會場所，與下官等進行密談，而姑置事實，但至少在名義上，還注意行止端正，以免蒙受日後之禍。其後，雜談一時，此夜告別，而暗夜下雨，迴路困難，高方丈用自己的馬車將小官送回住處。

五月十四日，該方丈於白雲觀後花園招待貴公使等人之時，小官比預定時刻稍稍早到，在該方丈的居室送交一千兩票據作為內田公使的布施。該方丈甚為感謝，謂全是小官從中出力，滿面喜色，熱情接待，且將皇太后與李蓮英的合影一張、皇太后賜給方丈的御筆字畫扇子一把、用宮廷內的菩提樹製造的念珠一串以及一柄扇子贈送小官。在當天的宴席上，方丈對公使之布施厚禮再三稱謝。(44)

島川的報告，既揭示了慈禧太后與高道士之間不同尋常的往來，還說明了宮中太監劉誠印、李蓮英等，乃是這種關係的牽針引線人。通過這種關係，在紫禁城出現了「宮中宦官幾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其中高方丈授戒之弟子又居多數，以致白雲觀在宮中之勢力膨脹」的怪現象。這些記述，對於釐清道士、太監與皇太后三者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最直接、最可信之史料。

七、璞科第當上俄國駐華公使之後

璞科第在華活動，給俄國帶來不少好處，因此，這位學者出身的外交官，很快被提拔成為俄國駐華公使。當璞科第被任命為公使時，他本人當時並不在北京。但是，無論是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還是白雲觀的高道士，均已經得到他提升的消息。1905年6月30日(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璞科第到達北京。當天高方丈即登門拜訪他的這位知己，而後又有一系列活動。

當時日俄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交戰雙方正在策劃在美國朴茨茅斯的談判。為了讓本國政府及時了解俄國動向，日本駐北京公使內田康哉專門寫了一份報告稱：

關於送呈白雲觀方丈談話要領之件

新任露國公使璞科第於六三十日到達當地，與該公使有親交之稱的白雲觀方丈，高仁峒即往訪該公使。其後於二日，高方丈又赴萬壽山與李[蓮英]、崔[玉貴]兩總管會面。歸來之後，島川通譯官與高方丈交談，其談話要領由該通譯官呈上，別紙附來，謹供參考，並敬請查閱。敬具。

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四日

在清國特命全權公使內田康哉

外務大臣男爵小村壽太郎(45)

內田康哉的報告所附呈的島川密報，名曰「白雲觀方丈高仁峒談話要領」。其文稱：

新任俄國公使璞科第抵達此地，當時作為方丈的高仁峒，即赴俄國公使館與其會面，次日高仁峒又至萬壽山。七月二日，島川通譯官於白雲觀探知以上情況，並約於次日與該方丈會面商談。他很快接到高仁峒的迴音，謂擬在三日下午六時，在太升堂面唔。按照預定時間，下官在太升堂與方丈之談話。其內容如下：

璞科第到任的消息是由俄國公使館告知的。會面之時，因和多數人聚在一起，無奇可談。唯璞科第不願住方丈周旋於西山的避暑勝地，希望如同以前那樣仍居住白雲觀，而方丈卻婉拒。璞科第諷刺方丈稱：是否因為有意將該處租賃某外國公使。然後，璞科第謂這次出任公使，繁忙多事，無法至避暑勝地安閑過日，因而不用。其它無話可記。

關於方丈於二日赴萬壽山，向他提問是否有事會見李、崔兩總管。他答云：並非帶著璞科第的使命而去，在萬壽山有關璞科第的傳聞謂：該人在清國駐在多年，清國朝野多有知音，此次作為公使到任，也會有很多方便。又據說，近日謁見呈遞國書雲。方丈似乎不知道他在京滯留數日，而後又要以日俄媾和談判委員而離開。

高方丈談到，內田公使寄來白雲觀牌樓修繕費一事，已告總管。總管謂：日本與他國不同，崇信儒佛教義，故對道教之信奉亦較他國真誠。總管還談到內田公使夫人謁見時的服裝等諸情況，對該夫人有許多話，詢問其歸任日期。

島川通譯官向方丈稱：李、崔總管無暇外出宮廷，其他宦官也不得外出，故希望介紹合適的人。高方丈即答想要介紹福某，同時稱：宦官中有種種任務，其中有類似御史的，比如此福某探知城內外之事，負有隨時向宮廷彙報的職務。所以他知悉宮廷內的情況，自不待言，又精通世事，為人也伶俐，能明白事理。明天即四日與他有約，可談此事，或許該人結伴往訪。(46)

島川毅三郎關於白雲觀的報告，敘述得如此點滴入微，形象生動，讀後頗使人有些身臨其境的感覺。但是，這絕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位駐北京的外交官給其上司的機密報告。它經由內田康哉之手，直接呈遞到日本外務大臣的面前，島川的報告，使人看到了一個隨機應變的外交官，同白髮蒼蒼、年過六旬的道長，為了各自利益，勾心鬥角，彼此利用的真實圖畫。這些記載，對於了解晚清宮廷與道士，或是京師之白雲觀本身之歷史，都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由於島川在京師白雲觀等處的出色表現，他的職務很快被提升為日本駐吉林總領事。而那位被任命為駐華公使的璞科第，在日俄《朴茨茅斯條約》簽訂之後，又在北京的公使館官邸大約呆了兩個年頭，便一命嗚呼了。

*本文中的日檔史料由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胡連成博士翻譯。

注釋：

湯用彬等編：《舊都文物略》，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18頁。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頁。

中國道教協會主辦：《中國道教網》，「教派人物」。

高仁峒：《雲水集》，光緒十一年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高仁峒：《雲水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序言。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隨手登記檔》，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隨手登記檔》，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摺檔，光緒二十七年，李端遇遺折。

高仁峒：《雲水集》，光緒乙酉冬刻，白雲觀藏版。

印光：《印光法師文鈔集後編》，第63頁。

(11)金梁：《光宣小記》，大公報，1933年版，第94頁。

(12)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上海書店，1981年版，卷11，高道士及其生平功行錄。

(13)(1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摺檔，光緒十一年，縮微號416-1688。

(1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隨手登記檔》。

(1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摺檔。

(17)葉恭綽：《中俄密約與李蓮英》，《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蔡鴻生《璞科第與白雲觀高道士》最先引用葉恭綽此文。

(18)孔祥吉：《晚清佚聞叢考》，第136頁。

(19)孔祥吉：《晚清佚聞叢考》，第139-140頁。

(20)小柳司氣太：《白雲觀志》，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4年版，第176頁。

(2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摺檔。

(2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23)李尚英：《中俄密約》的簽訂，見《中華文史網》。

(24)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5冊，第3007頁。

(25)《警鐘日報》，甲辰十月初四日，西曆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號。

(2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諭旨類，電寄諭旨檔，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2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諭旨類，電寄諭旨檔，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28)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關於送呈有關白雲觀方丈高雲峒情況之報告》，見《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07-1608頁。初譯者胡連成，下同。

(29)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編，第703頁。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原書房，1968年版，第1471-1474頁。

(30)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09-1610頁。

(3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11頁。

(32)「江寧劉制台來電」，《張之洞未刊電稿》，光緒二十四年各處來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33)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編：《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1輯，第142、143頁。

(34)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一冊，第321-323頁。

(3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12-1613頁。

(36)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14頁。

(37)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15頁。

(38)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15-1616頁。

(39)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海上道教名觀——白雲觀》。

(40)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17頁。

(4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18-1619頁。

(4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19-1620頁。

(43)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21-1625頁。

(44)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25-1629頁。

(4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30頁。

(46)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諸外國外交關係雜纂》露清間，第一卷，1-2-3-1-11，第1632-16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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