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帥：母親用「小伎倆」維持一家的生活和尊嚴

母親被物質擊垮了，和父親的天馬行空不同，為了維持這個家的正常運轉，她被逼著去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戰鬥。只要有一份花銷脫離了她的控制和掌握，她就會變得極其不安。直到現在，母親炒完一個菜都要習慣性地在盛進盤子以後用筷子把菜往兩邊撥一撥，好顯得分量大一點。是母親，執拗地用她一個個小小的伎倆，維持著一家人的生活以至尊嚴。

我的母親

主筆/王小帥

導演／編劇／製片人／監製

主要作品《十七歲的單車》《青紅》《日照重慶》《我11》。執導作品曾四次入圍戛納電影節，以及威尼斯電影節和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新作《地久天長》同時摘得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男女演員銀熊獎桂冠，開創了中國電影歷史先河，本片預計將於2019年3月22日上映。文摘自《薄薄的故鄉》。

我對母親的記憶都是日常的，瑣碎的，一如母親的性格。

工廠的上班時間是每天上午八點，母親不到七點就起床，去食堂打早飯。

從生活區走到廠里再走到食堂，快走的話單程需要八九分鐘，買完早點再回來，把我和妹妹叫起來，吃完早飯，我們去上學，母親去上班。

工廠里的早點還是很豐富的，有麵包、雞蛋、饅頭、豆沙包、稀粥、鹹菜，還有上海人喜歡吃的發糕，有時還有菜肉包。我不喜歡吃豆沙包和發糕，而菜肉包不是總能吃到的。

中午的時間最緊張，工廠十二點下班，一點就要上班，中間只有一個小時，母親要趕回來，給我們做飯、炒菜，然後還要午睡一會兒，往往是只能睡十五分鐘。

現在想起來都不知道這麼多事一個小時是怎麼辦到的。

我問母親，你那時候都能睡著嗎？

她說睡著睡不著，躺下眯一會兒總是要的。

但我還是總能聽到她的打鼾聲，經常是她人剛一進屋鼾聲就傳出來了，她是那種不管有天大的事，躺下就著的人。

後來為了讓中午這點時間不那麼緊張，母親教會我開煤爐和做米飯，這樣她一回來只需炒個菜就可以了。

學校離家很近，中途不玩的話，一分鐘就能到家。這樣等母親下班到家，米飯基本上就能做熟。

母親炒的菜基本可以論葉來數，偶爾有肉也只會少許幾片，我們總是很珍惜這些有幾片肉的日子。

我一般要吃兩碗飯，到第二碗基本就沒菜了，就用辣椒醬把一整碗飯都拌了，然後拿出家邊玩邊吃，我叫這是紅飯，因為拌上辣椒醬的每一粒米都是紅紅的。

王小帥幼時與母親

而周末父親回來的時候，母親總是做很大一碗肉，不論是雞鴨魚還是肘子。

父親很愛吃肉，不吃蔬菜，他如果看到桌上沒有大塊肉是要發火的，他經常說母親小氣，平時不給我們吃肉。

但是很久很久以後，父親已經不在了，母親才說，其實是她沒有錢。

父親平時對錢沒有概念，自己在京劇團的工資基本都是自己用掉了（父親喜歡請同事們吃喝），家裡面我們三個人加周末父親回來所用、所吃都只能靠母親一個人的工資，所以她只能等周末父親回來好好做頓肉，平時要節省著，要是平時也做那麼多肉，錢就不夠用了。

我聽了很震驚，誤會了母親一輩子。

父親一輩子不善於跟人拉關係、打交道，而母親不是在工廠就是在學校，和社會接觸極其有限，所以他們兩人一輩子就靠工資生活。

等後來改革開放了，各家都想盡辦法撈外快，他們也沒有跟上時髦，所以家裡一直都是很窮的。

雖然退休後的父親有幾次因為參加電視劇的拍攝掙了一些外快，也沒有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加上父親對錢毫無概念，一有就花，大手大腳，所以不論母親如何努力，一年到頭還是積蓄不下什麼余錢。

進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特別是到了武漢以後，條件稍好了一點，父親的工資也全數交給母親，母親就會謹慎地計劃著用錢，希望也像別的人家一樣能有一些積蓄。但每次都剛剛有點好轉就被父親天才的氣魄用掉。

主要有三次。

一次是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父親一激動就要給我買一個當時很流行的單卡錄音機，為此還借了點錢。在這方面父親是一個暴君，母親是絲毫沒有話語權的，我極力反對也沒有用。

後來美院附中樓道里飄蕩著的鄧麗君的《香港之夜》就是出自我那個全校唯一的錄音機。

還有一次是我決定考電影學院，父親執意要給我買一個海鷗牌單反照相機，說這對學導演是有幫助的，而這樣一台相機當時就要花掉六百塊錢，我再跳腳反對還是沒有用。

母親已經受到了驚嚇，不敢說半個不字，雖然父親的這一創意一下就要掏干母親幾年辛苦攢下的錢。而我卻因為父親暴君般的慷慨，上學時幾乎成了當時的小富二代。

最後一次最難忘，父親受聘出去導演了兩集電視劇《背琴人》，據說是全軍第一個電視劇，為此得到了兩千元的酬金，這在當年是我們全家從未見到過的巨款。

母親怕別人懷疑錢的來歷（實在是沒有一次性擁有那麼多錢），她連續幾天分幾次小心翼翼地將它們全部存進了銀行。

居然在舊物堆里找到了印象中一直壓在玻璃板下面的父親的小油畫，而且有題字，叫《古老的傘》。問了母親之後才知道，它不像看起來那麼抽象，是有故事內容的。母親說這是她和父親的第一次約會，那天正好下雨，他們打著傘坐在公園的長椅上，那個傘下的紅點，是母親辮子上的蝴蝶結。

剛剛完成這個動作沒幾天，原來文工團舞美組的一對夫妻，也是我學習繪畫的啟蒙老師，因為要出國，回到武漢向過去的同事們借錢（當時他們已經調回上海），臨走來我們家探訪。

按母親的話說，他們知道我們家是最窮的，所以根本沒打算向父親張口。

但吃飯間談起了他們的出國計劃，以及來武漢的目的，父親聽後大喝一聲說為什麼不早說，我們家有錢。

當即逼著母親去銀行，把剛剛放進去的兩千元全部取出來交給了他們夫婦兩人。

我聽到以後驚呆了。

多年以後他們夫婦兩人談起這個事也說當時就驚呆了，無論如何推阻，招來的是父親的一頓呵斥。

他們夫婦說，後來他們可以還錢的時候，第一時間還的是我們家的。

我完全可以想像母親膽戰心驚的貧窮生活，這使她慢慢地變成了一個「物質恐懼症患者」。

這是我自行下的定義，還加上了引號。

母親被物質擊垮了，和父親的天馬行空不同，為了維持這個家的正常運轉，她被逼著去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戰鬥。

印象中的母親，除了上班這一規定動作，她的一生就是圍著菜市場和廚房戰鬥的一生，只要有一份花銷脫離了她的控制和掌握，她就會變得極其不安。

直到現在，母親炒完一個菜都要習慣性地在盛進盤子以後用筷子把菜往兩邊撥一撥，好顯得分量大一點。

年輕的時候還經常戳穿她的這個小伎倆。如今，看著她顫抖的手在做這個小動作的時候，心裡生出的除了酸楚，更多了一份愧疚。

是母親，執拗地用她一個個小小的伎倆，維持著一家人的生活以至尊嚴。

記得剛上電影學院的那一年，我、妹妹和母親一起去煙台探望一個遠房親戚。那是一個漁村，我們在海邊散步，一起共同「聲討」父親。

母親開玩笑地說她以後享福就要靠我們了，我當時激動地說，等我以後拍電影了，賺了錢給她買一個大別墅，然後天天出去下館子。

慚愧的是這個許下的宏願至今也沒能兌現，倒是她一直在寬慰我，給我打氣，鼓勵我堅持住。

母親除了一日三餐，從來不關心政治，每每說起來，都是「關心了也沒用」，我想這是很多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普遍的想法和標準答案吧。

母親的性格是簡單而直接的，無論把她放到哪裡，她立刻就能融進新的環境，無論在單位、小區、鄰居家還是菜市場，有她在都會顯得熱熱鬧鬧，好像跟誰都是老熟人似的。

所以我以為她的不關心政治，只是不關心政治本身的含義和背後複雜的立場，但是卻熱心於參加各種活動，特別是組織上的活動。

所以，母親和父親不同，父親之於政治，有更加理性和清醒的認知，他的行為，比如逃避、不參與，是帶有主動性的。

而母親是無所謂政治還是生活，她熱愛的僅僅是參與，無論是哪個時代哪種口號，都不能阻止她積極地生活進去。

母親做事很慢，同樣的事情，別人家媽媽用一個小時就能做完，母親可能會埋著頭做三個小時，特別是做飯。

家裡要請客人吃飯，母親從上午就要開始準備，買完菜回來她就會一直在廚房裡，不知道忙些什麼，直到客人來了，她還在做菜。

然後客人邊吃，母親邊一個個上菜，直到客人吃完喝完，她還會在廚房裡弄最後一道菜。

父親又是個急性子，幾個菜擺好就招呼客人開始吃，不讓人家等母親忙完上桌，往往這個時候我很討厭父親，我會不吃，走到廚房裡陪著母親，看看她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我只要不吃，至少還有一個人是陪著母親的。

所以，我的印象中母親的一生就是這樣一直低著頭，彎著腰，從早忙到晚，似乎從未見她停下來過。

家人的早飯、中飯、晚飯，買菜、洗菜、做菜，買布、裁布、縫紉衣服……年復一年，日復一日，重複著。

晚年的母親和父親生活在北京，和以前一樣一刻也不閑著。

有一度她還要照顧她一百多歲的母親，我的外婆。我似乎感到她內心升騰起了比以前更偉大的責任感，她要照顧我那足不出戶的父親，照顧生活在城市另一邊的自己的孫子，照顧另一個小區里她自己的母親，還要參加自己小區里組織的老年人合唱團，她竟然是執行團長！

簡直比年輕的時候還要活力四射！

她熟悉所有的公交車和地鐵線路，每天拉著中國老年人特有的拉杆包，四處奔跑。

如今，父親不在了，外婆也以一百零七歲高齡離世。

她的孫子、女兒和外孫也已經遠在異國他鄉。

需要母親照顧的人突然減少了，她拖著拉杆車的腳步放慢了，一步一步地多了幾分茫然。但是她很快學會了用微信，每周不定期地與孫兒們視頻。

小區的老年人合唱團每周依舊要排練幾次，他們深情地唱著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歌，很多是蘇聯歌曲。

她依然心無旁騖，不管社會怎樣變化，在她的眼裡，當前最大的任務就只剩下怎麼給我做一頓飯了。

「帥，你要吃什麼？我來做。」

本文原載於《時尚芭莎》4月上 名人專欄

主筆/王小帥

編輯/徐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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