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墮胎、沒有劈腿、沒有車禍，也能叫青春電影？

《過春天》劇照

本刊記者/李行

本文首發於總第891期《中國新聞周刊》

沒有墮胎、沒有劈腿、沒有車禍，《過春天》給觀眾帶來了另一種「青春成長」電影的樣貌。

電影以「單非」家庭（夫妻一方非香港身份）的孩子佩佩為主視角出發，講述了其家庭、朋友，呈現出一段頗有冒險意味的青春故事：影片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深圳和香港，特殊的地域關係使當地滋生出龐大的「水客」生意。生於「單非家庭」的佩佩，每天一大早從深圳過關到香港，搭港鐵去上學，傍晚放學再回到深圳。她在深圳有家沒朋友，在香港有校園生活，卻沒有家。一邊是生活的迷茫，一邊是身份的認同，為實現與閨蜜去日本看雪的願望，她內心的衝動被點燃，由此展開一段冒險「走水」的青春故事。

該片在2018年平遙國際電影展獲得費穆榮譽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員，並提名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青年單元最佳影片單元。平遙電影展組委會給予《過春天》的頒獎詞寫道：白雪導演的《過春天》是一部優秀的類型片，其獨到的力度與新穎的題材，引人入勝，令人信服，講述了中國的當下和明天。

《過春天》導演白雪。

攝影/本刊記者 董潔旭

自2007年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本科畢業以後的十年間，白雪結婚，生子，跑劇組，拍短片，但有一個標籤一直貼在她身上：一個寫不齣劇本的待業主婦。電腦的文件夾里躺著十幾個劇本，但都停留在大綱階段。

2013年，她考入母校導演系讀藝術碩士，因為碩士需要一部長片作為畢業作品，她幾經輾轉，才確定了《過春天》這個聚焦於「單非」家庭孩子「走水」的題材。

起初，來自香港的同學寫了一個13歲跨境學童的故事，這給了白雪啟發。順著這個方向，兩年時間，她不斷往返於北京、深圳、香港等地採訪，一步步尋找劇本的主題。

有次，她問一位「單非」家庭的女孩，你覺得你是哪裡人？對方眼神躲閃著，回答她，「我有香港身份。」她們內心深處有一些顧忌，深到她們自己都不想去觸碰，如此種種都讓白雪起了惻隱之心。

「跨境學童這個題材比較好。因為我覺得這類人物身上兼備兩種地域的價值觀和生活環境的矛盾，他每天要這樣往返，我直覺，這裡面一定會有能夠挖掘出來有意思的人和事。做第一個電影，我也希望能夠寫一個跟塑造人物有關的題材。我花了兩年時間去這兩個地方採訪，把這個故事慢慢地豐滿起來。現在素材都有了，寫他們如何融入香港社會嗎？政治？時局？都不是我想說的。我只想說在這個地方的人們是怎麼活著的，他們都有自己的不容易。」白雪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那個氣氛還是挺驚恐的」

白雪的中學時代是跟隨父母在深圳度過的。父親是1990年代從體制內離開，到南方淘金的第一批人，當時的工資是內地的十倍。後來，白雪和母親到深圳投奔父親。她記得，第一次從老家蘭州來到廣州，剛下火車，父親帶她逛街，她震驚於那裡的繁華，到了深圳後，看到田地上的水牛，她覺得跟西北農村沒什麼兩樣。

2015年，為劇本來深圳、香港做調研，對白雪來說，就是回家。每次飛到廣州，就會讓白雪覺得離劇本中人物的世界特別近，在深圳寫劇本也比在北京更有感覺。

深圳和香港，每天都要往返百萬人。早上6:2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準時奏響，隨後，通往香港的深圳羅湖口岸的鐵閘緩緩開啟，人群開始湧入。跟隨成年人一起湧入閘口的，還有一群身穿各色香港校服的小朋友，他們就是跨境學童。

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來自單非家庭和雙非家庭。家長們的普遍想法是把小孩生在香港，拿到香港身份證，可以在香港受教育、享受那裡的福利。

因為昂貴的房價，家長們往往選擇居住在深圳，讓小孩每天往返兩地讀書。早上7點到8點之間，口岸為學生開設了特別通關通道，讓孩子們早上可以節約不少通關時間。儘管如此，單程兩個小時車程，對孩子們來說也是種「冒險」。

羅湖村，距離羅湖口岸僅一步之遙，通關方便，因此居民魚龍混雜，香港人、內地人、外國人，各種膚色，來來往往、大包小包，川流不息。雖然是「村」，事實上已經絕非原始意義上的中國農村，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層公寓、酒店、餐廳和設施齊全的娛樂場所。深圳的另一座口岸——黃崗口岸附近的皇崗村和羅湖村非常相似，儼然自成體系的小社會。

這些村裡的居民都或多或少與香港發生著聯繫，有些居民，每天的工作就如螞蟻搬家，從香港往深圳倒買倒賣各種貨物，包括奶粉、紙尿褲、香煙、護膚品等等各種生活用品。村裡的大小空地每到下午四五點鐘，開始聚集大批從香港返回、交易手中貨物的人群， 這些人就是常說的「水客」。「過春天」是水客們「走水」的行話。

因為遊走在法律邊緣，白雪在前期採訪時，經常被水客拒絕。後來，白雪只能通過熟人介紹才找到幾個「業內人士」。

電影里的水客一姐，一頭紫色短髮的「花姐」的原型就是白雪在水貨市場上看到的。電影中，展現的「走水」方式有放到行李箱、書包里，綁在身上，通過河上船運等常見方式。白雪還聽到通過地下隧道等更神奇的方式。

在後來拍攝過海關戲份時，劇組並沒有另外搭建場景，而是直接在真實場景拍攝。不拍攝的時候，他們會在旁邊看海關檢查行人。有一次，他們看到海關查獲一個年輕人一背包的蘋果手機，年輕人「臉都綠了」。還有一次在福田口岸，就在白雪身後，兩個人拉著行李箱跑過，緊接著，海關武警就衝上去抓人，「那個氣氛還是挺驚恐的」。

「對題材的把握，我也有一定的敏感度」

前期採訪的時候，在與「單非」「雙非」家庭、學生、水客、海關緝私人員等等溝通後，白雪了解到香港繁華背後的一面。

在羅湖口岸設有一個跨境學童服務中心，這個中心是為了幫助跨境學童和家長更好地融入香港社會。來自香港的負責人告訴白雪，有一個小男孩，每天穿著一件髒兮兮的白襯衣，邋裡邋遢地混跡於跨境學童的隊伍中，上學經常遲到，還不做功課。鄰居發現他獨自坐在樓道里，將其帶到羅湖跨境學童辦服務中心。經調查後得知，男孩爸爸是香港人，幾乎不回家，媽媽只丟給孩子一些錢，每日不知所蹤。男孩幾乎是獨自生活，行為和心理也漸漸扭曲。

這個男孩的問題並不少見。目前，每天往返香港讀書的深港跨境學童有3萬左右，包括幼兒園、小學和中學，這批孩子或多或少都有「我是哪裡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電影中的佩佩就是這樣，她的生活圈不會超過旺角，更不會到港島。

近十幾年，有超過20萬「雙非」家庭的嬰兒在香港誕生。這些「雙非」小孩長大之後，可以和「單非」家庭小孩一樣，選擇跨境上學。因為跨境學童猛增，香港幼教資源開始短缺，引起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新矛盾：如何限制內地孕婦赴港生子。

「我其實是避開了這個矛盾最激烈的點去講故事，這個電影特殊之處就在於從電影本體上來說，是寫了一個小孩干一件冒險的事情，從電影觀感上來說，它也是有情節的起伏。從另外一個社會的維度上，它又不是單純的青少年故事。對題材的把握，我也有一定的敏感度。這個話題其實是可以蔓延開去的，跨境兒童的教育、生活等很多問題發生後，有些家長們其實是後悔的，但孩子要放棄香港身份，轉拿內地身份也很難。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我沒有選擇這個點，因為挺難拿捏的。」白雪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她就是這個時代的切片」

關於電影中表達「自我認同」的部分，白雪坦言，她自己也有這種困惑。她出生在蘭州，長在深圳，現在結婚生子，在北京生活，但沒有北京戶口。「我覺得這就是在城市化進程當中的一個普遍問題，現在有很多孩子，很小就去了國外念書，那我覺得他們身上同樣會有這個問題的產生。」白雪說。

電影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沒有給出答案。起初，在對父母的反叛中，佩佩遇到的契機是「走水」。這是為了賺錢，跟朋友去日本看雪，但她在走私團隊中逐漸找到了認同感和歸屬感。

經歷過東窗事發、取保候審後，媽媽依然愛她如初，兩人和解。電影尾聲，佩佩帶媽媽登上了香港山頂，那顯然是媽媽第一次從這個角度鳥瞰香港全貌，說了句「這就是香港啊」，這時，天空竟然飄落了雪花。「這個結局是我很喜歡的，佩佩能夠坦然正視自己的身份，還能夠繼續要抓住一些美好的東西，努力積極地去面對日後的人生，這個是很重要的。」

提起沒拍電影的十年，白雪的關鍵詞是「迷茫」「焦慮」「不安」。但心裏面想要拍電影的那個夢，從來都沒有磨滅過。「可是一方面基於現實，其實那時候沒有那麼多的機會讓你去做。另外一個就是無論怎麼樣，想要進入電影這行，你還是要憑自己的劇本，但是那時候我對於這個世界，包括電影的認知是沒有那麼成熟的。所以我覺得怨不得任何人。總是要有一個時機，到了那個節點，可能你所有的東西都積攢到了那個不得不說的時候，他就會爆發出來。」白雪說。

在柏林電影節放映後，一位觀眾說，白雪應該非常愛深圳和香港，這令她特別感動，因為觀眾真的是看到了她這些「情感的部分」。

有人問她為什麼要寫這樣一個故事，她說她在深圳長大，看到很多這樣的女孩，像雙棲的鳥，在兩地徘徊。「這個故事雖然是一個青春成長片，但是這絕不僅關於青春，關於成長。透過佩佩這個女孩子，一個身份特殊的集合體。以她作為切入點，深深地在這個時代切了一刀，她就是這個時代的切片。」白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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