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產力水平局限，很難發展農業生產，會給環境帶來破壞性影響

歷史不容假設，但是，總有那麼多假設令人浮想聯翩，如果非要假設大清變成漢人王朝的話，我們也應該立足於歷史的一些客觀因素，而不是一味的意淫。題目里強調了領土，我想強調的是傳統中國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領土，但是存在疆域的概念，二者的區別是領土真的是寸土不讓，而且也是相對穩定的，疆域會受到國力強弱而產生變化。（拉鐵摩爾曾經區分過邊疆和邊界）我們沒有理由把古代一個王朝最大的疆域等同於這個王朝實際能夠統治的區域，畢竟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真正的疆域變成領土，主流學術界認為正好是從清朝開始的。

（康熙五十一年，清朝與朝鮮劃定邊界）接下來，我要從知識考古學來闡述這個問題了，一方面，我們能夠看見「不教胡馬度陰山」、「西出陽關無故人」、「春風不度玉門關」。文學的表述，暗含著觀念上「內」與「外」的差異。另一方面，我們能夠看見唐帝國和土蕃的會盟，宋代會有玉斧指大渡劃定邊界的傳說（雖然很可能是傳說，但是宋代確實有相關詔令，凸顯了大渡河的邊界線意味），梁元帝時期的《職貢圖》里的異邦並沒有北方的鮮卑。

宋代詞人陳亮的上疏曾經強調和金朝他提到了「置中國於度外」，「爭衡於中國」，這些「中國」更加有可能是指的處於「金朝」，雖然「中國」在古代漢語里詞義很多，但是這篇上書前面第一個「中國」，通過上下語境很明顯看出來指的是北宋政權，而不是中原。下面的「中國」邏輯上也應該是「政權」，而非「中原」。金朝恰恰疆域在秦漢故土範圍內，被理解為「中國」是不是也凸顯了一種內與外的觀念呢？（具體更多論述參考《歷史中國內與外》）然而我想強調的是幾件事件對於內與外的一個凸顯，明代與清代漢人內外意識凸顯，明初大將馮勝攻下河州，即今天的寧夏臨夏。

馮勝的態度是「以為化外之地不可守。」然後他把這裡建築焚燒殆盡，帶著俘虜南歸。這裡的「化外之地」是不是「外」的一種體現。清代漢人怎麼想？譚嗣同就曾經想把被列強覬覦的土地（新疆和蒙古之類的邊疆）賣掉，事實上，這和馮勝的「化外之地」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一個案例，章太炎當年辛亥革命以後，希望新疆、西藏這些地方，任其去留，頗有點民族自決的味道，他對於邊疆的態度也是能體現內與外的）都是漢人「內」與「外」觀念的凸顯。我想說的是這種「內」與「外」的觀念，恰恰是華夏或者中國敘事的主線，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說。

並且他認為「漢代是近代以前華夏或者中國人之異族意象與自我意象形成的關鍵時代」，並且他說了三個主要原因。其中我覺得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漢帝國的擴張，達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人類生態地理極限。華夏同化主要的就那幾板斧，郡縣化（或者行省化）、移風易俗（推行儒家文化下的習俗）、儒家文化與人才選拔、移民、發展農業。（你仔細看歷史上很多被歌頌的官吏都是在做這些）龔自珍和汪之昌就曾經想在西域這麼做。當今中國的邊疆地區，絕大部分不適合發展農業，固然西南有梯田、東北是今天中國的糧倉、藏南有河谷農業、西北有灌溉農業。

但是，在古代，要麼是生產力水平局限很難發展農業生產的，要麼是發展農業生產會給生態環境帶來破壞性的影響。（畢竟古人沒有金山銀山就是綠水青山的觀念，2333）順便說一句，有時候因為氣候變化，農業與牧業邊界會發生改變，這和擴張與收縮的疆域有點像。這裡面有沒有深層次的關聯，這就不是我能解答得了。中國儒家文化給我的印象是在過去農業文明裡有極大合理性（這種合理性的印象來自於我對於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的閱讀），恐怕華夏文化也是如此，當華夏文明擴展到了適合畜牧業發展的地區，統治也就遇到了瓶頸。游牧民族和漢族長期對立也就可以理解了。

更何況，中國的游牧民族受氣候環境影響大致有三種模式（草原游牧、高原河谷游牧、森林草原游牧），具體研究參考一下王明珂教授的《游牧者的抉擇》。最後，多一句嘴，能夠一時佔據某塊土地不難，長久的統治很難。大清王朝嚴格意義上才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族群）國家，這個中國蘊含著華夏與非華夏因素。從這個意義上看，這和開放、包容的近代國家很像，但是清代局限性在於，這種多民族（族群）國家是建立在帝國體制下，各民族都是臣民，而非真正的近代公民社會的公民，所以，清朝結束了以後也留下了很多歷史遺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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