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何以稱為「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指出：「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在此提出了實錄的兩條標準。其一，其文直，其事核，即文字要質樸，說事要真實。其二，不虛美，不隱惡，即善與惡都要說，不為尊者諱，秉筆直書，全面真實地呈現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原貌。凡是讀過《史記》的都知道，《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的巨著，體大思精，既有歷史的記錄，又有文學的描述，何以稱為「實錄」呢？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理解。

其文直 其事核

文直事核是實錄的最基本精神，也是歷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史家作史有據，要全面地佔有材料，承認客觀事實的存在，全面而系統地直書史事，不做任何曲筆或漏略。司馬遷寫歷史，全方位地展現社會生活，他寫了各色人物的傳記，反映了歷史的本質，這是實錄精神的一種反映。

實錄精神要求對具體史實的載述，要符合事實的本來面目，不能隨從流俗和習慣，要對訛傳的史事做細緻的調查和考證。史料真實是史書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嚴肅的史家都會廣泛地搜集史料，並加以審慎地考訂和選擇，寫出真實的歷史，揭示歷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記人事活動，不記誣妄之說。司馬遷作《史記》，以繼《春秋》為己任，從學術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實踐上全面繼承、發展了孔子的原則，創立了「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考信標準和考訂方法，為後世史家樹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馬遷在許多篇章作出交代，說明所引據的史籍或其他根據。如《五帝本紀》：「予讀《春秋》《國語》。」《殷本紀》：「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所記殷商諸王世系，為新發現的甲骨文所證實，為此，西方學者大為驚嘆，認為「中國人有深刻的歷史意識」。

不虛美 不隱惡

「不虛美，不隱惡」，就是記敘態度嚴謹，反映事實準確，不僅善惡必書，而且恰如其分：對「善」不虛張，對「惡」不隱諱。司馬遷記敘歷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做全盤肯定或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講清人物言談行事，以及事物的變化和發展，依據事實，給予客觀的評價。例如，司馬遷反對秦朝的暴政，卻肯定秦朝的統一之功和制度體系；司馬遷頌揚漢家一統，卻又深刻地揭露了漢家帝王的一些隱私和弊政；司馬遷肯定項羽滅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個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但也批判了他的殘暴不仁。特別是對高祖劉邦的記述堪稱典範。劉邦是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是位有遠見卓識、智謀過人、善於用人、從諫如流的布衣皇帝，但是司馬遷沒有完全寫他的豐功偉績，沒有一味地歌功頌德，而是寫了他流氓無賴的一面，寫了他性格上的缺點，如好酒好色、言行粗魯、奸詐圓滑等等。司馬遷力求做到尊重客觀的歷史實際，寫出實錄的歷史，還歷史真實的面貌。

「不虛美，不隱惡」，不僅要求史家作史要有根有據，全面系統地直書史事，而且要求史家具有求是、求真的高尚史德。不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膽量和氣魄。唐代的劉知幾特別肯定了司馬遷的「述漢非」，指出史家直筆，貴在對現實生活不合理部分的批判。「述漢非」，從高祖一直到漢武帝，下到各級官吏，無論儒生還是酷吏，對百年漢史的整個面貌，都做了深刻的「微文刺譏」。難怪東漢的王允把《史記》斥為「謗書」，足見司馬遷批判的力度之大。試想，如果一個史家沒有批判現實的勇氣、沒有愛憎分明的立場、沒有直言不諱的精神，那麼史家就喪失了史德，也就沒有史家的地位和歷史的價值。

遙情想像

也許許多朋友會有疑問，如果說《史記》中有實錄的部分可以承認，但是《史記》中還有許多對話、獨白以及場景、細節描寫，具有想像的成分，怎麼能稱為「實錄」呢？這個疑問自《史記》問世以來，存在了兩千餘年，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進行了探討。

當代的錢鍾書在《管錐篇》中進行了概括：「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錢鍾書認為歷史學家撰寫史書，不能像文學家一樣隨心所欲虛構情景，而要立足實際，潛心研究，仔細思考，要合情合理，尊重歷史事實。他所概括的這種「遙情想像」的方法，對於認識《史記》中具有想像特徵的內容，有撥雲見日般的指導意義。《史記》中這部分具有想像特徵的內容，都是司馬遷基於史料及民間素材，據人物性格和生活邏輯，加以自己的經驗，經合理遙體揣摩而形成的。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史記》主幹實，枝葉虛，只有細節的虛構，是合理的遙情想像。

司馬遷記載「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為的是傳之久遠，深恐「文采不表於後世也」，所以要著意刻畫人物形象，「面目活現」，故在他所寫的史事中添加某些細節的補充和想像，這是符合歷史真實的。事實的真實，只是說明發生了什麼事，歷史的真實是要揭示為什麼發生這件事，所以合情入理的想像與評析補充是合乎邏輯的。

以「鴻門宴」為例，按史筆寫：「某年某月某日，劉邦與項羽會於鴻門，嫌隙稍解。」幾十字足矣，而司馬遷卻鋪陳了1000餘字的大塊文章，補充了許多史事和細節，展示了兩大集團君臣的智略與鬥爭藝術。整個情節驚心動魄，有對話、有神態、有起伏、有高潮，扣人心弦，故事性強。細節揭示了人物性格與處事風格，道出了成敗的原因，從而反映了最大的真實。這就是運用「遙情想像」的生動事例。

《史記》通過「遙情想像」的獨特方法，把歷史寫活了，使後人讀之，猶如身臨其境。因此，《史記》中這些「遙情想像」的內容，雖不是實錄，但合情入理、合乎邏輯，是對實錄有益的補充。

黑格爾說過：「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了的……尤其使人驚嘆的，便是他們歷史著作的精細正確。」《史記》作為中國正史的第一部，以「實錄」的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為後世史書作出了表率。

本文轉自「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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