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離開Facebook？

Facebook曾經被認為是矽谷最無人願意離開的公司，然而這家社交網路巨頭正在不斷地流失重要人才。

上周四，Facebook宣布重大人事變動：公司的元老之一、首席產品官（CPO）Chris Cox離職，這也是Facebook在過去幾年裡職位最高的離職高管。

Chris Cox是誰？他是Facebook最早的15位員工之一，2005年從斯坦福大學在讀博士輟學，開始追隨扎克伯格。

Cox參與設計了第一代Facebook App。如今，許多Facebook最重要的功能—例如信息流（News Feed）—都出自Cox之手。他曾先後成為Facebook人力資源部的主管以及產品副總裁，並在2014年升任為公司的首席產品官。

和Facebook的另一位左右手、COO Sheryl Sandberg不同，Cox非常低調，公眾都不甚了解他的存在。

但事實上，許多Facebook員工將Cox看作是公司第二把手，甚至是扎克伯格的接班人，兩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Cox是扎克伯格最信任的商業夥伴。

2018年，Cox被任命負責Facebook、WhatApp、Messenger三大平台的開發和運營，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Cox的突然離職令人十分意外。

最不意外的是扎克伯格。

他在博客中透露，Cox在幾年前就想要離開Facebook，但從2016年，Facebook就被各種負面新聞纏身，包括俄羅斯方面利用Facebook平台傳播假新聞干預總統大選、以及劍橋分析公司的大規模數據泄露醜聞，Cox希望先留下來幫助扎克伯格和Facebook渡過難關。

同樣在周四宣布離開Facebook的還有WhatsApp的負責人Chris Daniels。

Daniels之前是Facebook項目Internet.org的負責人，該項目的的目標是將互聯網訪問和連接帶給全世界。去年5月，Daniels開始負責WhatsApp。

離開原因：

Facebook的轉型與陣痛

據Facebook內部人士透露，Cox和Daniels的離開，和Facebook一周前宣布的重大改變有關。

3月6日，扎克伯格發布了一篇3200字的博客，透露了Facebook將在未來數年內重點發展即時通訊業務，同時整合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三大業務。

業務藍圖的轉變對任何一家企業的影響都是巨大的。Facebook的核心業務從來不是圍繞通訊而建立的，Instagram也不是。

這兩樣產品都是讓用戶向公眾、向外界傳播和公開自己的信息，然後建立用戶畫像匹配廣告商獲得收入。

可如今，扎克伯格意欲設計一種新的社交模式，並圍繞即時通訊大做文章。

Facebook從來不會在沒有分析過用戶數據的情況下做出產品決策。如果扎克伯格說未來是通訊，那麼他一定在WhatsApp或者Messenger上看到了前景。WhatsApp的用戶數量目前已經達到15億。

他相信，在互聯網的未來，以隱私為中心的通信平台將變得比今天的開放平台更重要，只有在隱私和信任的前提下，人們才能更自由地分享自己的生活。

Facebook已經從私密社交圈中嘗到了甜頭了。去年秋天，Facebook告訴投資者，它從Snapchat複製過來的的短暫照片和視頻剪輯服務Stories非常受歡迎。

在私密交友圈和即時通訊業務之上，扎克伯格希望加入更多的方式實現更豐富的用戶交互，這包括視頻聊天、群組、故事、企業、支付、商業、並最終成為許多其他類型的私人服務的平台。

聽上去是不是很熟悉？對，Facebook就想要成為微信，只不過是面向全世界的。

這必然會帶來許多挑戰。首先用戶私密從來都不是Facebook所擅長的，否則也不會發生劍橋分析公司的數據泄露事故，導致公司聲譽降到最低；

其次，Facebook擁有眾多的競爭者，比如iMessage或者Android Message，在東亞地區有Line和Kakao，如何在競爭中突圍；

通訊服務必然帶來商業模式的改變，世界上還沒有人能想出如何從即時通訊服務上賺錢；

Facebook沒有建立起第三方的線上支付系統，也沒有電商等業務，如何從廣告之外的渠道獲得收入，目前還是未知數。

矽谷頂級風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道出了Facebook轉型真正用意：

如果沒有News Feed，俄羅斯人不能在你的新聞源中傳播病毒。如果Facebook沒有你的數據，（劍橋分析公司的）研究人員就無法抓取你的數據……這不是修補問題，而是徹底刪除了問題。

回到Cox身上，他的離職就很好理解了：信息流是Facebook過去十年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隨著Facebook的轉型，意味著它的價值和潛力接近封頂。

主導News Feed開發的Cox在未來很難像過去一樣對Facebook那麼重要了。在無法認可Facebook的轉型、以及認定自己對轉型新方向無法帶來足夠貢獻的情況下，Cox離開就顯得很順理成章。

「正如馬克所概述的那樣，我們正朝著產品方向轉變新的一頁，專註於加密，可互操作的消息傳遞網路，」Cox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道。

「這是一個適應當今主題的產品願景：一個平衡表達、安全、和隱私的現代通信平台。這將是一個很大的項目，我們需要那些我們需要有興趣看到新方向的領導者。

Cox的潛台詞是：他沒有興趣。

Facebook的高管離職名單

Cox和Daniels的離開，進一步延長了Facebook在過去幾年裡的高管離職名單：

Jan Koum，WhatsApp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CEO），去年4月宣布離職。

Koum和另一位聯合創始人Brian Acton在2014年將WhatsApp賣給了Facebook，交易高達190億美元，其中包括了給Koum和Acton價值30億美元的Facebook股票。Acton也離開了Facebook。

據媒體報道，Koum離開的原因是與Facebook在WhatsApp的商業路徑和開發上出現了重大的分歧。

Elliot Schrage，Facebook通信和公共政策負責人，也是公司最重要的高管之一。他之前是COO Sheryl Sandberg的心腹，後來跟隨她從谷歌加入了Facebook，成為了扎克伯格的左膀右臂，處理Facebook的負面新聞以及公關危機。

據媒體報道，Schrage的離職來源於公司內部的壓力，不少人批評Shrage沒有處理好劍橋分析公司數據泄露的影響以及其他問題。

Rachel Whetstone，高級通訊業高管，在Facebook呆了近一年的時間後，於去年年8月正式離職，並加入了Netflix。她的頂頭上司便是Schrage。

有消息稱，Whetstone來到Facebook的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避免她在以前的工作中遇到的許多棘手的挑戰。

比如，她之前是Uber的溝通和公共政策負責人，在那裡她與當時Uber的CEO和創始人Travis Kalanick發生衝突，隨後離開。

在Uber之前，Whetstone曾擔任谷歌的溝通和政策負責人，工作了十年。諷刺的是，加入Facebook之後，負面消息接踵而至。

Alex Hardiman，新聞產品負責人，去年8月宣布退出Facebook。

Hardiman曾經是紐約時報負責移動和新聞產品。2016年加入Facebook後，她主導了一些Facebook的新聞出產品，但無法緩解平台上的假新聞問題。新聞出身的她也和Facebook的工程師文化格格不入。

Alex Stamos，Facebook的首席安全官（Chief Security Officer），去年8月他宣布離職。

Stamos的離開早有預料。據外媒報道，Stamos和Facebook內部在公司應該如何將干預總統大選、平台濫用等問題的透明化處理上出現了巨大分歧。

Stamos曾主張更多地披露俄羅斯對該平台的干涉以及通過重組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但遭到公司內部的抵制。

Colin Stretch，Facebook的頂級律師、副總裁兼法律總顧問，於去年8月離職。

Kevin Systrom和Mike Krieger，Instagram的聯合創始人，在去年9月宣布離開Facebook。

2012年，Krieger和Systrom建立了Instagram並以7.15億美元的價格將其賣給了Facebook，當時Instagram也只有13名員工和3000萬註冊用戶。如今，Instagram每月有超過10億的用戶活躍量。

創業者總是理想地認為公司能夠獨善其身。但Facebook的用戶增長在美國和歐洲已經出現瓶頸，Instagram是Facebook App以外最重要的廣告收入，預計在今年將會佔到Facebook 20%的收入，扎克伯格希望增加廣告頻率，並且將用戶數據與Facebook平台相連。

被收購以來，Krieger和Systrom一直試圖保持Instagram的品牌和產品獨立性，僅依靠Facebook的基礎設施和資源。但隨著扎克伯格對Instagram的控制力度加大，兩位創始人發現許多改變違背了他們的初衷，最終分道揚鑣。

Brendan Iribe，Oculus VR的聯合創始人兼前CEO，在去年10月宣布離職。

Iribe的離開源於對Oculus業務沒有實權，開發的產品不受內部重視，發展理念和扎克伯格出現分歧，導致離開。值得一提的是，Oculus VR另外兩位創始人Palmer Luckey和Michael Antonov也都離開了Facebook。

Facebook高管出走潮：

時代轉變所帶來的歷史陣痛

一方面，圍繞在Facebook身上的種種負面危機，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傲慢與偏見。

從業者執著地認為科技是中立的，科技公司是遊離在社會責任體系之外，只需要遵循純粹的商業邏輯，缺乏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標準，導致一系列的平台濫用危機。

這種問題不僅僅出現在Facebook上，過去幾年，Twitter、谷歌、亞馬遜都相繼中招，受到公眾質疑，引發公司內部激烈的討論和撕裂。

另一方面，已經看到增長瓶頸的Facebook需要新的業務增長點，寄希望於過去的收購企業為公司帶來十足的利潤增長無可厚非，在這個基礎上，扎克伯格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加速產品商業化，將過去孤立的品牌進行深度結合，這本身沒有問題。

原公司創始人或者部分高管出走是不可避免的代價。

問題是，當兩個方面的問題同時出現，Facebook的高管出走已經不是正常的人事變動。高管手上掌握不了話語權，同時企業文化和價值觀和自己相悖，這隻能卷包袱走人了。

Cox應該是Facebook過去乃至未來幾年出走的最高高管了，但即使如此，Facebook的高管出走潮短時間內不會緩解。留給扎克伯格的不僅僅是業務轉型問題，如何拾起公司的士氣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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