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東園32號小樓的高名凱先生

【核心提示】外牆上掛著「燕東園32號院修繕記」的牌子，記錄了32號小樓的歷史歲月。1952—196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高名凱教授便居於此。

高名凱先生，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語言學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秋天，進入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深造，後取得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文科博士學位。

燕東園原分兩區，軍橋相連，風景優雅。32號院在橋之西南，1929年建成。這是一棟二層小樓，灰磚紅瓦，在院子里黃綠相間的樹葉的映襯下，顯得愈發古樸。外牆上掛著「燕東園32號院修繕記」的牌子，記錄了32號小樓的歷史歲月。1952—196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高名凱教授便居於此。

做淵綜廣博的學者，不做舞文弄墨的「文人」

高名凱留法回國後，專心致力於漢語語法研究和對普通語言學理論的鑽研。作為學者，高名凱先生著述宏富，寫文章快是出了名的。從1940年在巴黎發表博士學位論文算起，直到1960年初，平均每年都有一部語言學的專著（包括譯著）問世。「不道前人所未道，就不算於學術有貢獻。」先生一句樸實的話，凝聚了人生幾十載的學術之路。

他是理論語言學的先驅，更是潛心奉獻學術的大師。高名凱先生成名之作《漢語語法論》，在出版後短短數載就進行了大幅度修訂。他曾對學生說：「做學問就要專心致志，要做淵綜廣博的學者，不做舞文弄墨的『文人』。」高名凱還先後翻譯出版了《歐也妮·葛朗台》等20多部巴爾扎克的著作，被學生親切地稱呼為「高老頭」。雖然授課壓力巨大、事務繁雜，但高名凱先生從未有過消沉與抱怨，龔祥瑞先生對此這樣評價：「我想他是把全部精力、興趣、心思都放在學術上了，這是他的精神支柱。」

教人學真學做真人

1957年，現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徐通鏘第一次嘗試翻譯A. H.斯米爾尼茨基的一篇近三萬字的學術論文——《關於詞的問題》。作為老師，高名凱先生花了整整一周的時間校對譯稿，甚至重新改譯其中不合理的地方。為了幫助學生提高外語水平，高先生犧牲本可寫出一篇學術論文的時間，字斟句酌，耐心校改。在這篇譯稿編審時，陸志韋先生出版的《漢語的構詞法》一書，已經在目錄中收錄了同篇論文的譯文，但高名凱先生也並未因此而減少校正的過程。在外人看來，他這一周的努力只對學生學習俄語有點幫助外，或許並無它用。

當時就讀於中央民族學院的羅安源教授也曾回憶，當時，由於要兼顧在北京大學和中央民族學院兩面的課程，高名凱先生每周都要在兩校之間往返兩次，每次騎自行車十數里，往往是上午在民院授課，中午返回北大辦公，晚飯後又匆忙趕到民院給學生做輔導。他不僅組織多種形式的座談和討論，還不厭其煩地進行個別指點，常常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才又蹬著自行車回家。對此，羅安源教授非常難忘，「先生對學生是『千教萬教，教人學真』，我們對先生是『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親人的追憶：為學術的一生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高名凱先生轉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語言教研室主任，並從此住進燕東園32號小樓。

由於醉心學術、教學任務繁重，高名凱先生鮮有娛樂時間，也因此很少與子女一同玩樂，只在妻子去世後帶4個孩子游過一次頤和園。高名凱的兒女們曾這樣回憶父親：我們眼前總是浮現父親在那間狹窄的書房裡伏案寫作的情景，他的書桌上下左右都是半翻開的或翻開的帶有記號紙條的書籍。書桌中央是他書寫的厚厚的書稿，右手邊是一個深灰色的六角形煙灰缸，裡面布滿了長短不齊的煙頭和煙灰。他的周圍是五六個裝滿各國文學書籍的書架。在書房內還有一個貯藏間，裡面裝滿了父親的手稿。他在伏案工作的照片上題寫了四個字：日日如是。雖然那時我們年齡都很小，但看見爸爸繁忙的工作情景，我們從來不敢前去打擾。我們知道父親的工作十分重要。

燕東園32號的「高老頭」長才未竟，風範永存。正如堂兄高名芳在高名凱先生誕辰80周年紀念上對他的緬懷：「少與同窗終成大器自應楷模銘史冊，行常不苟無傀名賢長留品德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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