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繼位後形勢並非無法逆轉，只要走好兩步棋，斷不會成亡國之君

崇禎皇帝繼位時，大明江山已經是破敗不堪了。後金政權虎視中原，隨時要將明王朝一舉吞沒，中原內地的農民起義軍又愈演愈烈，席捲大半個中國。雖說內憂外患已是火燒眉毛，可要是認定大明王朝必亡無疑恐怕也有點誇大，假如崇禎皇帝處置得當，斷不會坐實亡國之君的悲劇。

要想梳理明末的政局態勢，那麼是先攘外還是先安內就是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雖然歷史不容假設，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當時只出現了農民起義或是只有後金的威脅，那麼大明朝必然不會滅亡。再假如崇禎帝先解決了其中一個，再騰出手來應付另一個，大明朝也可能渡過難關。

崇禎十年（1637年）三月，崇禎帝起用了前任宣大總督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他向崇禎提出了「必先安內然後才能攘外」的治軍方略，並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軍事圍剿計劃。

主要內容是：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起義軍主要活動區為「四正」，派出四位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派出六位巡撫「分防而協剿」；四正六隅合成「十面網」，然後再命總督、總理二大臣，統一指揮，隨農民軍活動方向「專征討」。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楊嗣昌的軍事計劃抓住了重點，也是唯一可行的戰略方針。在崇禎的大力支持下，楊嗣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從崇禎十年（1637年）至十一年（1638年）間，洪承疇、孫傳庭在陝西圍追堵截，農民軍一度受挫。除李自成梓潼失利外，其他農民軍也遭到了打擊。十一年四月，張獻忠也在谷城受降於熊文廷。

短短的一年多時間，明政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內亂之禍似乎有望解除。與此同時，明政府又積極和關外的後金政權嘗試議和事宜，希望以議和換回邊境三年的平靜。但因皇太極的要價太高而未能如願。崇禎十一年，多爾袞率清軍入關，在京畿、河北、山東等地搶掠達半年之久，攻下州縣七十餘座。

清軍這次入關最大的目的還是劫掠，並非要和明朝一決雌雄。但崇禎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而是匆忙下令徵調正在前線的洪承疇、孫傳庭前往解圍。如此一來，使得中原「安內」戰場的兵力陷於空虛狀態，農民軍再度死灰復燃，前功盡棄。

崇禎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始終搖擺不定，猶豫不決。崇禎九年，他把盧象升從中原五省總理調任宣大總督已是失策，時隔兩年，又把威震陝豫的三邊總督洪承疇、陝西巡撫孫傳庭調往北方邊防線，使得楊嗣昌精心策劃的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的戰略功虧一簣。

在安內戰略中，崇禎還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把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偽降看作是內亂已經平定，而實際上農民軍乘中原空虛之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李自成挺近河南，張獻忠谷城再起，宣告了明朝招撫政策的徹底失敗。崇禎惱羞成怒，逮殺了力主招撫的熊文廷。

崇禎十二年（1639年）八月，崇禎下令讓楊嗣昌代替熊文廷前往湖廣督師，但這時形勢已難逆轉。洪承疇駐軍山海關，孫傳庭因黨爭而下獄，楊嗣昌一人孤掌難鳴，最終心力交瘁，畏罪自殺。此時崇禎除了嘆息之外，已經是束手無策了。

在攘外方面，薊遼總督洪承疇奉旨率十三萬精兵，於崇禎十四年（1641年）五月出山海關解錦州之圍。洪承疇看準形勢準備與清軍打持久戰，無奈形勢逼人，加上崇禎的不斷催促，只好違背初衷，力求速戰速決，結果導致全線慘敗，寧錦防線盡失。

這個時候，崇禎又想與清廷議和。平心而論，在當時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如果能與清議和以求得一時的安寧，也不失為明政府的權宜之計。可崇禎沒想到議和事情敗露，輿論嘩然，朝臣們在「剿賊」問題上立場一致，不能容忍外族的入侵。在輿論壓力之下，崇禎卻沒有擔起責任，當上一回「民族罪人」，而是讓兵部尚書陳新甲替他背了黑鍋。

說一千道一萬，就是崇禎沒有這個魄力，既不能全力安內，也無法背上和談的壓力攘外，只能選擇怯懦地退縮。在攘外安內的兩難選擇中，崇禎手裡已經無牌可出，等待他的只能是大明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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