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真實目的

文 | 諶旭彬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的一個重要歷史標籤。

他尊崇儒學的核心動機有三：

（1）藉助儒學，將體制外知識分子納入統治集團。

拜劉邦「白馬之盟」的後遺症所賜，從中央到地方，西漢帝國各級政府遍布「官二代」、「官三代」。

漢哀帝時代的京兆尹王嘉，曾回顧漢文帝時代官員的任用問題：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漢書·王嘉傳》）

大意是說：文帝時代的官吏，都是終身制和世襲制，最後，管倉庫的乾脆讓自家姓倉姓庫，這種情況，在兩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員里也很常見。

光武帝時代的儒生朱浮，也有類似的批評：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後漢書·朱浮傳》）

大意是：西漢初年，官吏長期久任不換，在某個職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數；很多職位父子相繼，官職名稱成了他們家族的姓氏。

這些「官二代」、「官三代」，將眾多體制外知識分子排斥在了統治集團之外。

這些體制外知識分子，遂搖身成為「游士（俠）」，縱橫捭闔於漢代各諸侯王和公卿大臣們中間。他們的流動性和煽動性，給帝國的穩定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漢武帝尊崇儒學，下詔徵求賢良方正，既是針對「官二代」霸佔官僚體系，也是為了消除久盛不衰的「遊俠（士）之風」。

（2）藉助儒學，打擊外戚，鞏固皇權。

這方面的典型動作，是漢武帝聽從儒家知識分子的建議，決定在長安建設明堂。

明堂是周天子接見諸侯朝拜之地。修建明堂，顯然有針對諸侯王勢力的用意。

此外，就朝廷禮制而言，黃老師法殷禮，儒家師法周禮；殷禮重視母權舅權；周禮重視父權。明堂是典型的周禮。修築明堂，相當於儒家之禮壓倒了黃老之禮，映射到現實政治，相當於標誌著「漢武帝說了算」取代了「竇太后說了算」。

所以，與明堂事件的發生大略同期，漢武帝所支持的儒家出身的御史大夫趙綰，曾以周禮為理論依據，提請竇太后不要再干預朝政，結果是竇太后強勢反擊，趙綰等人下獄自殺。這當中的利害關係，如武帝之母王太后所言：

「汝（指劉徹）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

也就是說，漢武帝尊儒，並不表示他信奉儒家的政治理念。其動機不過是以儒學為政斗工具。

（3）給漢帝國尋找一種新的統治合法性。

竇太后在公元前135年去世，劉徹告別蟄伏，起而全面掌控朝廷大權。如何為漢帝國尋找到一種「普世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是他亟需解決的一個政治命題。

這是西漢之前歷代皇帝未曾面臨過的問題。

在劉邦時代，漢帝國的合法性，來源於推翻暴秦、消滅項羽的戰功。其統治基礎源自一場規模浩大的「按功分贓」——劉邦的登基稱帝詔書，說得很明白，功最大者為帝，次者為王為侯，最末梢的戰士，可以分到屬於自己的一畝三分田地。這個龐大的軍功受益階層，構成了西漢帝國的早期的統治基礎。

到了漢武帝時代，軍功受益階層已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皇權消磨殆盡，為漢帝國尋找新的統治基礎，成了劉徹亟需解決的問題。

圖：初中歷史教科書中的漢武帝像

公元前134年，年過四十的董仲舒，趕上了歷史進程。

他響應朝廷徵召賢良的詔書，寫了一篇名叫《天人三策》的政論文，得到了漢武帝的激賞。

《天人三策》談了三個重要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天命」，也就是王朝合法性。大意是：誰獲得天下，存在著「天命」。災異是天與人之間的一種對話。國家無道，上天就降下災害來譴責皇帝和政府；屢次譴責警告無效，上天就會改變初衷，把天下交給其他人。反之，國家有道，上天也會降下祥瑞來表彰皇帝和政府。

第二個問題是到漢帝國的國策路線，也就是要黃老還是要儒學。董仲舒立場鮮明地支持儒學。

第三個問題是教育與選舉，也就是打通體制外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的渠道。董仲舒攻擊了現行的三種官員選拔體制——（1）郎選，皇帝近衛侍臣，任期到了可以升遷為官；（2）任子，二千石及以上高幹們有資格推薦自己的子弟為官；（3）資選，也就是花錢買官。董仲舒認為，這三種辦法選出來的官僚，「未必賢也！」，他主張建議一個正規的官員選拔機制，由地方每年推薦人才給長安，由長安量才授官。

總結起來，董仲舒一共提出了五條實質性建議：

（1）建立明堂禮制，約束貴族（尤其是諸侯）；

（2）建立太學培養官僚，從民間選賢良，為體制外知識分子開闢進入仕途的通道；

（3）以天人之說來重塑漢帝國的合法性。

（4）限制豪民占田，節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經典統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識形態。

前兩條，漢武帝早就在做。第四條，打擊兼并土地的「官二代」、「官三代」，與漢武帝著手打造新的統治基礎——變軍功階層為官僚系統——直接相關。第三條和第五條，漢武帝只喜歡其中的「君權天授」，其餘的內容，比如董仲舒試圖給皇權套上韁繩（將民意等同於天意，天降災異即意味著現實政治違背民意，出了問題），這是漢武帝拒絕接受的。

董仲舒最終未獲漢武帝重用，也與他試圖給皇權套上韁繩有關。當漢高祖廟發生火災時，董仲舒在文稿中說，火災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皇帝不修德，導致田蚡、劉安等權貴橫行。主父偃盜取了董的文稿，漢武帝閱後大怒，以妄言誹謗之罪將董扔進了監獄。

「君權天授」是一把雙刃劍。講「君權天授」，必然得講「天人感應」；講「天人感應」，就得承認天既會降祥瑞，也會降災異。如此，褒貶現實政治的權力，就不可避免被下放到了知識分子手中。所以，不論漢武帝如何有選擇地取用董仲舒的理論，它看起來都很像是一場「政治交易」——漢帝國在意識形態上獲得了合法性，知識分子則擁有了「合法」批評時政的手段（災異）。

圖：董仲舒像

事實上，漢武帝從來不是儒學的擁躉。一方面，他建設太學、明堂，徵召賢良方正；另一方面，維繫朝政運作的，始終是刑名法術。他在意識形態領域操弄儒學，主要是為了通過儒學來證成一個命題：劉家人得天下，是因為劉家人擁有天命、得民心；劉家人擁有天命、得民心的直接證據，是天降祥瑞。

這種玩法，是存在後遺症的。

圍繞著「君權天授」，開啟了新的政治遊戲。自此往後，由漢武至王莽，在帝國是否仍舊合法這個問題上，皇權與知識分子將長期處於一種緊張狀態。

公元前87年，漢武帝去世，長期的政治高壓隨之消失，隨後就出現了知識分子請求皇帝禪位的呼聲。

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突然立起來一塊巨石；長安上林苑一棵枯卧多年的老柳樹也忽然活過來發出新芽。符節令睦弘是董仲舒的學生，他跑去跟昭帝說：

「石頭與柳樹，都是草民的象徵。泰山則是皇室受禪祭天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復生，非人力所為，這昭示著必將有匹夫成為天子。先師董仲舒曾經說過，即便是明君，也不可妨礙聖人接受天命。陛下應該昭告天下，搜求賢人，承順天命，把帝位禪讓給他，然後像殷、周的後代一樣，退位為百里之國的諸侯。」（《漢書．睦弘傳》）

睦弘口中的匹夫，指的是流落民間的戾太子後人。

朝廷以「妖言惑眾」之罪，誅殺了睦弘，但無法消滅類似的聲音。

漢宣帝時代，崇刑法而輕儒學，又有名儒蓋寬饒上奏說：

「如今聖道陵遲，儒學衰敗，陛下把刑餘之人當成周公與召公，拿法、律代替《詩》《書》。《易傳》裡面說過，五帝三王擁有天下，就像四季的運轉一樣，到時候了必須更換。不符合天命的人，不能強行佔據帝位。」（《漢書．蓋寬饒傳》）

蓋寬饒的上奏，與其說是勸諫，不如說更像是警告與威脅。他的結局，是被逼自殺。

到了漢成帝年間，有名為甘忠可者，創作了一部《天官曆．包元太平經》，書的主旨是：

「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這是在公然宣揚漢帝國的天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史載，甘忠可當時擁有很多信徒，有在野平民，也有在朝顯貴。甘本人被皇權打擊，入獄病死，但《包元太平經》仍在民間流傳，經信徒們不斷增補擴充，到漢順帝時，已集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經青領書》（東漢末年的「黃巾」，也與之有關）。

圖：今存《太平經》截圖

甘忠可並不孤單。與他大略同時代的名儒谷永，也曾這樣對漢成帝說過：

「天意從來不會獨鍾一姓，因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個人的天下。陛下即位以來，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導致災難叢生，萬物夭傷。臣要提醒陛下，若不悔改，惡政依舊，天意將會拋棄漢室，另擇有德之君！」（《漢書．谷永傳》）

儘管皇權不遺餘力打擊這些「大逆不道」的言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皇權自己也慢慢失掉了自信，開始懷疑乃至默認劉家人的「天命」確實已經走到了盡頭。

漢哀帝就是那個一度徹底喪失了「天命自信」的人。

公元前7年，19歲的漢哀帝劉欣繼承帝位。他留在史書中最顯眼的標籤是「斷袖之癖」，但他其實也是一位頗具野心的青年，漢帝國的長期衰敗，讓他非常焦慮。

公元前6年夏，一個叫做夏賀良的人跑來告訴漢哀帝：

「漢朝氣數已盡，改朝換代在所難免。劉氏要想繼續做皇帝，必須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須改紀元、換國號，才能逃過此劫。」

夏賀良自稱是甘忠可的弟子。他還警告哀帝：

「以前成帝不肯接受現實，不願重新受命，還殺害了我的老師，後來他就絕了後。如今，陛下年紀輕輕，一直疾病纏身，這正是上天對陛下的警告。只有更改紀年，重定國號，改朝換代，才能讓陛下延年益壽，早育皇子。」

哀帝被說服了。很快，漢帝國的民眾就看到了這樣一份詔書：

「漢朝建國二百餘年，氣數已盡。皇天庇佑，又給了我們劉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機會。朕無德無能，豈敢抗拒！現在宣布改元更號。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成為『陳聖劉太平皇帝』。」（《漢書．哀帝紀》）

漢哀帝自己把自己給「推翻」了。

顯然，哀帝並不十分清楚這份詔書可能會帶來怎樣的嚴重後果——這是漢帝國最高統治者，首次主動承認自己氣數已盡。隨後，圍繞著「陳聖劉太平」，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流言，比如有人說：陳國是舜帝後代，劉氏是堯帝後裔，堯傳位給舜，而外戚王氏正是陳國人後裔（王莽後來被推上帝位，與這些流言多少有些關係）。

到了這年八月，民間對詔書議論紛紛，夏賀良承諾的「嘉應」，也就是祥瑞，卻遲遲沒有出現。天災此起彼伏，哀帝的病也不見好轉。為了卸責，夏賀良將問題歸咎於朝廷沒有更換新的大臣，並向哀帝推薦了自己的幾位心腹，建議由他們接任丞相、御史大夫。醒悟過來的哀帝，用一道新詔書取消了「陳聖劉太平」王朝，處決了夏賀良。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裡，哀帝忙得手忙腳亂。他要把全國被廢棄的700多座劉氏神祠重建起來。為了求得先祖的原諒，他還要在這一年裡，對著上蒼和神祠禱告37000多次。

但事情為時已晚。當王莽以儒學信徒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開始一輪又一輪的政治秀時，知識分子們確信漢帝國已經氣數將盡，也確信已經找到了負有天命取代劉氏的新皇帝。

公元8年，在知識分子近乎一致的歡呼聲中，新莽政權取代了西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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