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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瀾:採訪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楊瀾:採訪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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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楊瀾

來源 | 鳳凰網讀書(ID:ifengbook)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長也不短。回頭一看,其實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趕路,顧不上停下來。

借這個機會我停下來,回頭看看走過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填空,是件好事。

楊瀾:採訪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什麼是成功?

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證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後詢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成功的秘訣。

我採訪了上千位精英人士,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到底什麼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征」?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

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我們有沒有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

我曾收到這樣一條簡訊:


「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於做自己。

新時代對成功的詮釋已經悄然改變,它是活力與健康,而不是規模和權力;

是自我的覺醒和接納,而不是屈從於他人的期待;

是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單一刻板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籠。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就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

股神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他19歲時做出決定,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

當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巴菲特說:「兒子,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們熱愛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到終於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

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還能影響更多的人,幫助他們獲得成功、進步,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楊瀾:採訪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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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比答案更重要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

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

可能是因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數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

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課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大教室裡面,100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

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里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張美金送給他。」

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什麼問題,了無印象。

說到我與主持人職業相關的第一次提問,還帶有點溫柔的對質。

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的製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後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記得她當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

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


「為什麼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麼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

其實我當時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

後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後,我走上了《正大綜藝》的舞台。

楊瀾:採訪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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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已經走向娛樂至死?

今天的電視技術已經有巨大的進步,但是同時今天的傳統媒體還是有很多的困惑。網路是巨大的挑戰之一,很多歷史悠久的報紙已經紛紛倒閉。

電視觀眾也已經呈現出兩極化的發展,兩大收視群體分別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齡化的趨勢和老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而20~50歲左右的社會中堅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從網路上獲取他們需要的資訊和娛樂,即使是電視節目也常常是在網上搜索收看。

在收視率的壓力下,電視人必須要滿足這兩極化的需求,最後的結果往往是電視劇和綜藝類的節目佔據黃金時段。

放眼全國的各省級衛星頻道,幾乎都把新聞壓縮到最小,每晚連續播放2~3集的電視劇,再加上原創或引進的綜藝類節目,訪談類、專題類節目已經都被移到11點以後了。這似乎是一個潮流趨勢。

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或不好,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現實,必須面對的現實。

我也經常會聽到讀傳媒的學生詢問,如果要去國外深造讀新聞專業,最好採用什麼樣的途徑。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為例,它在大學本科是不設立新聞學院的,通常也不鼓勵學生從本科畢業直接上研究生。

它更歡迎有專業背景和一定工作經驗的人。今天的新聞時代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新聞事件的報道,並不是問了五個W(who,w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寫出一篇好的報道。

甚至,今天人工智慧在財經、體育類新聞的簡單報道方面,速度已領先人類記者。

今天的一個優質報道更多地與背景鏈接有關,即如何把一個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時間和社會背景的坐標上,給受眾一個理解和思考的框架。

而對背景的介紹通常需要比較專業的知識,他們更希望是由有專業背景的人進入到傳媒的這個行業。

相關知識越豐富,提的問題才越有質量。

1996年,我在紐約採訪了已經退休的美國CBS的老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先生。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業精神和職業素養,特別是高度的社會正義感和誠實客觀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經典報道——越南戰爭、阿波羅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門事件等等,被譽為美國公民最信賴的人。

當今恐怕沒有一個主持人或新聞記者能擁有他當年的那種公信力了。

當他退休以後,網路媒體迅速崛起,所以我問他:


「您過去總以『That"s the way it is』來結束每天的新聞節目,如今人們已經能夠從網路接收到海量的信息,電視新聞未來的角色會是什麼?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

克朗凱特說:


「無論人類的社會如何發展,無論人們的資訊有多少不同的途徑去獲取,真理和真相永遠是隧道那一頭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報道真相,永遠是我們最應關注的事。」

楊瀾:採訪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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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獲得者:

我寧願是個不識字的農民

從美國學習回來以後,1998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作為製片人和主持人製作《楊瀾訪談錄》的前身《楊瀾工作室》。

我當時就是希望能做中國電視史上第一個「一對一」的高端訪談節目。其實那個時候自己也不過才27歲,不乏幼稚之處,但是我很有熱情。

當時香港電台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傑出華人系列》。

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的傑出華人,從李嘉誠到貝聿銘,等等。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華人所做出的傑出成就,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

所以在最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就採訪誰,而採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麼成功的,是刻苦啦,堅持啦,有伯樂啦,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

崔琦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

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個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的機會。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就這麼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可以幫著干農活的年紀,不願意放兒子走。

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小崔琦捨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

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里。就這樣,小崔琦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

但令他沒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因為他的父母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中餓死了。

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之類的。

崔琦的回答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說:


「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餓死吧。」

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

而如果我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所謂的「成功故事」,我們也就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最終歸於淺薄。

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

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簡單的問題比複雜的問題更重要。

比如,「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我快樂嗎?」

*註:本文部分圖片來自於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繫。

*作者:楊瀾,中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媒體人、傳媒企業家、慈善家。本文轉自公眾號鳳凰網讀書(ID:ifeng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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