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採訪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作者 | 楊瀾

來源 | 鳳凰網讀書（ID：ifengbook）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長也不短。回頭一看，其實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趕路，顧不上停下來。

借這個機會我停下來，回頭看看走過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填空，是件好事。

什麼是成功？

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證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後詢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成功的秘訣。

我採訪了上千位精英人士，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到底什麼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征」？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

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我們有沒有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

我曾收到這樣一條簡訊：

「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於做自己。

新時代對成功的詮釋已經悄然改變，它是活力與健康，而不是規模和權力；

是自我的覺醒和接納，而不是屈從於他人的期待；

是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單一刻板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籠。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就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

股神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他19歲時做出決定，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

當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巴菲特說：「兒子，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們熱愛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到終於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

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還能影響更多的人，幫助他們獲得成功、進步，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提問比答案更重要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

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

可能是因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數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

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課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大教室裡面，100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

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里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張美金送給他。」

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什麼問題，了無印象。

說到我與主持人職業相關的第一次提問，還帶有點溫柔的對質。

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的製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後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記得她當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

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

「為什麼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麼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

其實我當時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

後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後，我走上了《正大綜藝》的舞台。

媒體已經走向娛樂至死？

今天的電視技術已經有巨大的進步，但是同時今天的傳統媒體還是有很多的困惑。網路是巨大的挑戰之一，很多歷史悠久的報紙已經紛紛倒閉。

電視觀眾也已經呈現出兩極化的發展，兩大收視群體分別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齡化的趨勢和老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而20～50歲左右的社會中堅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從網路上獲取他們需要的資訊和娛樂，即使是電視節目也常常是在網上搜索收看。

在收視率的壓力下，電視人必須要滿足這兩極化的需求，最後的結果往往是電視劇和綜藝類的節目佔據黃金時段。

放眼全國的各省級衛星頻道，幾乎都把新聞壓縮到最小，每晚連續播放2～3集的電視劇，再加上原創或引進的綜藝類節目，訪談類、專題類節目已經都被移到11點以後了。這似乎是一個潮流趨勢。

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或不好，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現實，必須面對的現實。

我也經常會聽到讀傳媒的學生詢問，如果要去國外深造讀新聞專業，最好採用什麼樣的途徑。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為例，它在大學本科是不設立新聞學院的，通常也不鼓勵學生從本科畢業直接上研究生。

它更歡迎有專業背景和一定工作經驗的人。今天的新聞時代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新聞事件的報道，並不是問了五個W（who，w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寫出一篇好的報道。

甚至，今天人工智慧在財經、體育類新聞的簡單報道方面，速度已領先人類記者。

今天的一個優質報道更多地與背景鏈接有關，即如何把一個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時間和社會背景的坐標上，給受眾一個理解和思考的框架。

而對背景的介紹通常需要比較專業的知識，他們更希望是由有專業背景的人進入到傳媒的這個行業。

相關知識越豐富，提的問題才越有質量。

1996年，我在紐約採訪了已經退休的美國CBS的老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先生。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業精神和職業素養，特別是高度的社會正義感和誠實客觀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經典報道——越南戰爭、阿波羅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門事件等等，被譽為美國公民最信賴的人。

當今恐怕沒有一個主持人或新聞記者能擁有他當年的那種公信力了。

當他退休以後，網路媒體迅速崛起，所以我問他：

「您過去總以『That"s the way it is』來結束每天的新聞節目，如今人們已經能夠從網路接收到海量的信息，電視新聞未來的角色會是什麼？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

克朗凱特說：

「無論人類的社會如何發展，無論人們的資訊有多少不同的途徑去獲取，真理和真相永遠是隧道那一頭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報道真相，永遠是我們最應關注的事。」

諾貝爾獎獲得者：

我寧願是個不識字的農民

從美國學習回來以後，1998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作為製片人和主持人製作《楊瀾訪談錄》的前身《楊瀾工作室》。

我當時就是希望能做中國電視史上第一個「一對一」的高端訪談節目。其實那個時候自己也不過才27歲，不乏幼稚之處，但是我很有熱情。

當時香港電台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傑出華人系列》。

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的傑出華人，從李嘉誠到貝聿銘，等等。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華人所做出的傑出成就，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

所以在最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就採訪誰，而採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麼成功的，是刻苦啦，堅持啦，有伯樂啦，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

崔琦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

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個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的機會。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就這麼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可以幫著干農活的年紀，不願意放兒子走。

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小崔琦捨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

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里。就這樣，小崔琦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

但令他沒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因為他的父母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中餓死了。

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之類的。

崔琦的回答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說：

「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餓死吧。」

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

而如果我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所謂的「成功故事」，我們也就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最終歸於淺薄。

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

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簡單的問題比複雜的問題更重要。

比如，「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我快樂嗎？」

*註：本文部分圖片來自於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繫。

*作者：楊瀾，中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媒體人、傳媒企業家、慈善家。本文轉自公眾號鳳凰網讀書（ID：ifeng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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