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我的書房，為用不為藏

首發：3月22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綠茶

書房主人簡介|馬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學術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漢代春秋學研究》《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1894-1915：夢想與困惑》《1895年大夢初醒》《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中國尷尬記憶》《1911中國大革命》《超越革命與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等，並為梁漱溟、董仲舒、嚴復、章太炎、蔣夢麟等多人立傳。

馬勇在書房一角。綠茶攝

1979年，恢復高考第三年，馬勇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入學後到圖書館借的第一本書是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正是這本書影響了馬勇的學術方向，書中提到哪本書，就把那本書找來看，大學四年，幾乎把大學圖書館裡與思想史專業相關的書都讀了一遍。

1983年，馬勇順利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師從著名思想史學家朱維錚教授。1986年畢業後分配到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從事近代史研究。

馬勇上大學前當過兵，也當過工人，他是帶薪上學，所以，相較同學們生活條件好一些，也有富餘的錢買書。大學期間就買了很多書，畢業來京時帶了十二箱書，這是他最初的書房家底。

從學習古代史到從事近代史研究，這個路徑促使馬勇必須把中國歷史打通，家裡的藏書也涉及中國歷史的不同斷代和方方面面，這也是客觀造成馬勇家裡書量很大的原因之一。

像大多數愛書人一樣，馬勇家每個房間也都是書，但多而不亂，不同書架都有各自的主題和分類，像客廳沙發背後，以書目、索引、年譜、日記等書籍為主。馬勇反覆強調，讀書目是做學問的第一要訣，要通過大量的閱讀書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學問路徑，知道哪些書在哪裡可以找到。

而談到書房的未來，馬勇也是愁上心頭。他說，人再長壽，生命也只是一個過程，而人過世之後，那些曾被我們珍視的書，就永遠失去了主人的守護，變得很可憐。

下面，讓我們一起走進馬勇老師的書房，聽聽他分享的書房故事。

我的閱讀啟蒙從地震棚開始

馬勇書房。綠茶手繪

綠茶：您的書房是怎麼樣一個成長過程?

馬勇：我是農村出來的，父親讀過私塾，對孩子讀書還是很支持的，我們小時候，如果你願意讀書，就會給你創造條件。印象中，上世紀60年代，邢台地震，我們安徽家家都搭地震棚，我和大弟一人一個地震棚，在裡面讀書，我的閱讀啟蒙差不多從那時候開始。

但那時我們能讀到的東西很少，印象中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艷陽天》，還有巴金的作品。大概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我到新華書店買過一套魯迅的單行本，就是人民文學那套白皮本，後來我把它們裝訂成冊了。

1986年大學畢業到北京來的時候，我帶著全部資產就是十二個紙箱的書。我為什麼能夠在七年讀書期間積累那麼多書呢？因為我是帶工資上學，像有一套《中華大詞典》，就是我在讀本科的時候買的，當時大概就三十來塊錢。

剛來北京，我住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對面的東四頭條社科院宿舍院內，給我的是一個20平方米的里外間，根本談不上有書房。但我們宿舍離單位近，我的書都放在辦公室。2005年搬到現在這個家之前，我的書房就是辦公室。

辦公室是個內外間，但我因為書增長得太快，很快一個人就佔了內外間。那時候，我每天晚上十點多才從辦公室出來回家，第二天送完孩子又去辦公室。2005年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辦公室完成的。

2005年搬到現在這個家之後，有了一個20多平方米的書房，但實際上每個房間都是書，樓下還有一個地下室也是書，加起來大概有三萬多冊書。直到去年退休前，才徹底把辦公室的書都搬回到家裡來。

從讀書開始，專心讀了十幾年

綠茶：除了做書房的辦公室，你們近代史所的圖書館應該是學術研究的主陣地吧。

馬勇：對。我1986年畢業，到1991年才發第一篇文章，我老師朱維錚一再告誡我們，不要過早發文章，要多讀書。所以，那些年我每天就是去圖書館借書還書，再借再還。當時做的第一個課題是梁漱溟，我做了很多前人沒挖掘過的材料工作。包括後續做的幾個近代人物，比如蔣夢麟，在我做之前，國內找不到一本關於蔣夢麟的書，我從香港、台灣等地方收集、挖掘了很多材料。

我是學古代思想史的，後來到近代史所工作，當時的研究環境跟現在不一樣。那時候我們剛來的年輕人，老先生不讓我們寫東西，也沒那麼大壓力，就靜靜地讀了五六年書，算上本科，專心讀了十幾年書。

等到後來開始寫東西時，腦子裡對歷史有無數種自由組合，也知道材料在哪兒，隨時可以調動這些資源。我寫東西面比較廣，得益於當年閱讀比較系統，可以從古至今打通。

（注）2000年時，近代史所承擔了一個編撰《中國近代通史》的課題。之前馬勇發表過關於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的文章，所長就讓他負責從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這一個時間段的寫作。2014年，由近代史所中青年學者編纂的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出版。

我自己真正想寫的是「經學史」和「儒學史」

綠茶：在書房和圖書館這兩者之間，您是如何取捨的，哪些書要收在家中，哪些去圖書館閱讀?

馬勇：我的書基本是一個流動狀態，我正在做的題目，這些書都在我的書房，暫時不做的就搬到地下室去。需要參考和補充的基本是去圖書館，但很多時候，做研究需要藉助更多的地方。比如，我當時做蔣夢麟的研究，大陸各圖書館都找遍了也沒找到什麼材料，就需要去台灣、香港等研究機構的圖書館。而我的書房本身，我保持它是流動的狀態，隨著自己的研究變化而變化。我的書房是用的書房，而不是藏的書房，到現在為止，沒有一本書是因為藏而買的。

客觀造成我書多的原因是，我原來做古代史，所以積累大量的古代史方面的書，大學畢業後做近代史，又大量購買近代史方面的書。加之三十多年來，我的書都跟著題目走，不同的題目又增加了不同的書。比如，劉大年找我合作做抗戰時期的中國思想文化，就增加了大量抗戰史的書。後來做嚴復的研究，關於嚴復的書基本上都收齊了，還去瀋陽看嚴復的資料、手稿等。之後，又做章太炎的研究，用三年的時間讀章太炎的資料，《章太炎全集》最後就是我參與一起合攏的。

還有由社科院常務副院長汝信牽頭的「世界文明研究」，這項研究也一直在進行，我參與其中「中國文明的研究」，今年已經是第三期了。圍繞這個主題，又擴充出很多書。這些年來的課題經費，基本上都換成書了。

到目前為止，我自主性的研究比較少，只有梁漱溟算是我自選的，還有幾本論文集。而我自己真正想寫的是「經學史」和「儒學史」。上世紀90年代初，龐朴主持「中國儒學」項目時，曾約我參與，第一卷《儒學簡史》就是我寫的。

書失去了主人的守護，就很可憐

馬勇書房一角。綠茶攝

綠茶：這麼多研究項目，如此高速的圖書增長，您的書房如何容納得下，有什麼好的書房優化手段嗎?

馬勇：我會隨著項目的變化，處理一些書，主要散給像孔夫子、布衣書局這樣的二手書店。不散書，家裡可容納不了。淘汰書很不忍，人都有佔有書的慾望，但沒有辦法。別人送的書，我是不敢往外散的，這類書還不少，所以，我通常放在書房最高處，免得不小心散出去，就很尷尬了。有一次，我在一個流動書攤看到自己送給一位老先生的書，可能是老先生過世後，家裡人處理出來的。人的眼睛在這時候特別敏銳，一眼就看到自己的書了。

綠茶：這就涉及書房的未來，每個人都會面臨這個問題，積累了一輩子的書，人不在之後，書房裡的書就像孤兒一樣，不知如何託身。

馬勇：是啊，這是一個麻煩的問題。這些書對我們來講是寶貝，但對後人或圖書館來講反而是個累贅。像我們單點陣圖書館，有故去的老先生要捐書，圖書館要查重，重複的不收。將來怎麼來處理學者的書，真是一個不小的問題。我的書如果捐給一個新成立的大學歷史系，應該是很有價值的，可以構成一個歷史系整體的架構。人再長壽，生命也只是一個過程，而過世之後，那些曾被我們珍視的書，就永遠失去了主人的守護，就很可憐。

綠茶：您有自己的找書路徑嗎?這麼多書平時能找到嗎?

馬勇：經常找不到。昨天還在找一本丁韙良的書，我百分百知道我有，就死活找不到。我的書房已經是分類很清晰的，就算有些書架是里外兩層，我大致也有規律的，裡面一層多半是平時用得少的全集、套書一類。

碰到找不到書的情況，我一般上網下載電子版先用，也許過不了多久，找不到的書又自動出現了。很多大型的書我一般保留電子版，比如：《清實錄》、國家清史檔案叢刊，還有如大象出版社出版虞和平主編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全套三十多萬，我買個電子版才一百元。再比如《徐世昌日記》，定價兩萬多，我當時特別想要。後來有個學生說幫我複印。一本日記印下來才一百塊錢，全部下來才幾百塊錢。

上世紀90年代，有一次在台灣中研院訪學，我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想用的材料，送到外面一個複印的地方印回來。早期，蔣夢麟的資料，我都是在香港、台灣等地複印過來的。

會讀書目是做學問的第一要訣

馬勇書房一角。綠茶攝

綠茶：我看您書架上有很多目錄學方面的書，這也是您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嗎?

馬勇：我很同意歷史學家陳垣的一個觀點，他說：「人的學問最終是一個書目」。他通讀了《四庫全書》，人怎麼可能通讀完《四庫全書》呢?他其實是在讀書目。我的太老師蔡尚思，一個假期讀完了江南圖書館，其實他也是在讀書目，後來，當然寫了很多關於目錄的書。

會讀書目是做學問的第一要訣，你要通過大量的閱讀書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學問路徑，知道哪些書在哪裡可以找到。老一代學人非常重視收集和閱讀書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我在上大學時反覆讀，這種書要讀下來，會在心裡形成一個學術的版圖。這個是受張之洞的影響，他的《書目答問》就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舉要性書目。做學問，就是要從這兒進入。

現在有了互聯網之後，大家似乎對書目、索引類的書不注意了，認為網上都有。但我遇到這類書，依然都買。因為互聯網的檢索系統和我們以前讀書目在大腦里形成的檢索系統，那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自己腦子的學問地圖和可以檢索的學問地圖相比，還是有自己的檢索系統踏實。

另外，史料書，年譜長編一類的書，我都是遇到就買，儘管有些暫時不做，我也會收集起來，非買不可。

還有日記，我是見一本買一本。日記只要讀的多了，才能體現出故事，單獨讀一本日記是沒意思的，只有在不同記錄的佐證下，日記的價值才越發呈現出來，可以從中類比出一些史料的真實性。比如《胡適日記》，寫的當然是很真實，但是胡適有好多東西不寫，於是，需要藉助別的日記來看到他不寫的那些東西。比如，胡適與曹誠英的故事，他自己日記里沒記，通過別人的日記，慢慢就勾勒出來了。這些就是日記對於學術研究的獨特功用。

綠茶：說到日記，去年有一本《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出版後受到學界和文化界一致好評，這本日記應該很對您胃口吧。

馬勇：這本日記很重要，我多年研究蔣夢麟，鄭天挺是蔣的學生，所以，這本日記中有很多我以前沒看到過的關於蔣夢麟的史料，價值很高，我還決定重新寫一篇關於蔣夢麟的文章。你要是熟悉這裡面的人脈關係，看這套日記，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綠茶：歷史研究中，還有一類史料是報刊，您的學術實踐中會採用到報刊資料嗎?

馬勇：真正有報紙是從1895年開始的，到1949年，這50多年是真正可以用報紙研究的歷史。但是，我們首先要對民國時期的報紙有所了解，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和取捨的判斷。比如，同樣關於革命，于右任辦的《民立報》《民呼日報》等，立場肯定是革命是正義的、正當的。再看實業家張謇辦的《星報》《通報》，以及他為大股東的《申報》等，就不是很主張用革命的手段解決問題。這些背後的立場就是研究的關鍵，只有通過大量的閱讀和參考，才能客觀看待那段時期的歷史，歷史研究的溫情，就是從這些細節中一點點呈現出來的。

歷史研究拼到最後是史料解讀的能力

綠茶：不久前讀到一本北大尚小明教授的《宋案重審》，對史料的佔有和運用真是爐火純青，這種方法是歷史研究的主流嗎?

馬勇：尚小明教授是完全按照學術的路徑在做宋案研究，他是史料派。他這個研究，之前有吳晗的底子，1949年前，吳晗一直注意收集宋案的資料，後來吳晗把這些資料都交給北大歷史系了，這些材料在北大歷史系多少年來一直沒人去研究。在這批材料基礎上，之後，凡是遇到宋案資料，他全部收集起來，就形成了現在的規模。尚小明做得很刻苦。民國歷史走這條路是正路。

對於近現代歷史研究，史料研究是最重要的。但是，對於古代史，就不一定是拼史料了。

比如，陳寅恪，他就不以史料為主，他只以二十四史的史料為準。羅志田教授也是，他不讀奇稀史料，只讀大家都讀的公共史料。羅志田的研究路徑是出新，同樣的史料，他能解讀出新意，他的解讀能力很厲害。陳寅恪也是，他的隋唐史沒有一條史料是新的，但他能解讀出新東西來。余英時也是，他研究戴震，從來不看那些所謂稀見史料，就在公共史料基礎上解讀出新意。再就是，台灣的王汎森，也差不多是這個方法。

像北大的田餘慶教授這一代學者，就在大家常識的狀態下，能研究出你完全出其不意的結論，這就是歷史解讀的研究能力。北大中古史為什麼牛氣，就在於他們有很強的歷史解讀能力，這方面的傳統來自於陳寅恪。雖然陳寅恪出自清華，院系調整後，清華歷史系併入北大，陳寅恪幾位重要學生如周一良、王永興等都是北大歷史系教授。

茅海建、沈志華、楊天石他們幾位又是一路，他們主要看檔案。他們的特殊研究思路，檔案是必要的研究路徑。

綠茶：最後，想再跟您請教一個問題。作為普通歷史愛好者，我們應該從什麼路徑進入歷史閱讀，您認為非讀不可的書有哪些?

馬勇：對於普通歷史愛好者，建議先讀外國學者那些有大格局的通史作品。中國學者呢，要讀點的研究。西方哪怕是一流學者，像史景遷這樣的，史料解讀能力都不行，中國學者在點的研究方面比外國學者強。外國漢學家的宏大敘事和全球視野，以及文筆是中國學者比不了的。像孔飛力的《叫魂》屬於外國學者中點的研究極少極少的個案。

我比較推薦這些年出版的外國通史作品，如《劍橋中國史》《哈佛中國史》以及日本講談社的《中國的歷史》等等。這三家如果能閱讀得比較明白，會比較好地構建出大歷史格局。讀歷史，還是應該從通史角度切入，從遠古通下來，不要一上來就鑽入點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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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易艷剛 | 責編：劉小草 | 校對：趙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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