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撕裂英國的爭論：大屠殺中的士兵要擔什麼責任

文/楊猛：記者，作家。著有《陌生的中國人》《不平靜的江河》。

電影《Bloody Sunday》劇照

47年前，北愛爾蘭城市倫敦德里發生了一起騷亂，軍隊向遊行人群開槍，導致眾多手無寸鐵的平民死亡，1972年1月30日這一天，在英國歷史上被稱作「血腥星期天」。在當地人心中，那是最黑暗的一天。

時隔47年之後，今年3月14日，涉嫌在血腥星期天向遊行人群開槍的一名前士兵正式被檢方起訴。檢方沒公開其姓名，而使用化名「前士兵F」（Soldier F）。檢方指控F在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中涉嫌2宗謀殺和4宗謀殺未遂。

至此，延宕了近半個世紀的正義運動又艱難前進了一步，但是卻撕裂了英國人的記憶。其背後是北愛爾蘭和英國政府複雜的恩怨糾葛，以及利益各方的博弈，還有賴於受害者家屬多年不懈爭取，最終推動了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

血腥星期天是英國的一道傷疤。在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持續不斷的暴力衝突困擾著英國。羅馬天主教徒主張北愛爾蘭脫離英國與愛爾蘭合併，新教徒群體則主張留在英國。愛爾蘭共和軍興起，試圖以武力手段脫離英國統治。北愛爾蘭政府於1971年夏天通過一項新法律，授予當局未經審判監禁武裝嫌疑人的權力，以此作為解決暴力升級的唯一辦法。

這引發了更激烈的抗議。1972年1月30日下午3點，據信超過一萬人前往倫敦德里市政廳抗議，此舉違反了政府令，英軍被部署到騷亂地區，於是緊張局勢爆發了。

次日《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描述了當天的衝突：……主要是年輕人，有些人帶著寫著被拘禁者名字的黑色橫幅，對士兵大喊：「IRA，IRA（愛爾蘭共和軍縮寫）」。然後，瓶子、碎石、椅子腿和鐵格柵被扔到布置路障的英軍士兵頭上。

英軍發射水炮和催淚彈，降落傘團第1營沖入人群，「短暫但激烈的」槍聲隨即響起。

那些死者

1972年的悲劇事件後，世界各地的媒體上都出現了一位天主教神父試圖幫助受害者撤離時揮舞手帕懇求士兵不要射擊的照片，這成為了血腥星期天的標誌性圖像。

血腥星期天的標誌性圖像

倒在地上的人叫傑基·達迪，一個17歲的大男孩，在工廠做工，喜歡拳擊，當天沒聽從父親的建議，執意跟朋友參加活動，當他和愛德華神父一起跑向安全區域時被擊中身亡。

當天共有五名17歲的少年被打死。其中一名死者，英軍稱其攜有釘子炸彈，這個結論遭到了家屬的抗議。調查表明，他在被槍殺時，並沒有對他人構成威脅。

其他死者中，31歲的帕特里克多爾蒂在試圖擺脫危險時被擊中後背；22歲的詹姆斯剛與一位女孩訂婚，身體和背部兩次遭到射擊； 27歲的威廉·麥金尼是一名報社印刷工人，家中十個孩子的長子，他也是後背被擊中——正是被「F」士兵射殺。

當天的衝突中有13人死亡，17人受傷。

衝突爆發之後，遊行召集者指責英軍濫殺無辜。軍方第二天向英國議會作證時稱，開槍是為了反擊愛爾蘭共和軍槍手和土製炸彈的進攻。

但是除了英軍之外，包括遊行者、當地居民、英國和愛爾蘭記者在內的目擊證人都證明沒有人向英軍射擊，而是英軍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火，向逃跑者和救助傷員的人瞄準射擊，現場也沒有找到土炸彈。

電影《Bloody Sunday》中英軍向倒地者補槍的鏡頭

持續的影響

血腥星期天不是北愛爾蘭衝突中傷亡最多的一次，但卻是對北愛衝突進程有深遠影響的一次。有種說法是，這次事件等於為愛爾蘭共和軍做了一次成功的廣告，很多人不滿英軍開槍轉而支持暴力對抗。此後的二十年內，北愛爾蘭陷入了共和派和保皇派雙方的准軍事組織的恐怖主義戰爭。雙方有數千人被謀殺或者暗殺。

血腥星期天頻繁出現在電影和藝術創作中，不斷喚起英國社會的痛苦記憶。

約翰·列儂就是愛爾蘭後裔，他的《Sometime in New York City》專輯中有一首紀念這起事件的《Sunday Bloody Sunday》。其中有句令人印象的歌詞：在這甜蜜的翡翠島上（指愛爾蘭），你真的是少數。但是這首歌流露出的民族主義情緒恐令英國人不安。

U2樂隊的《Sunday, Bloody Sunday》是紀念這起事件最著名的歌曲之一，表達了鮮明的和平理念，歌詞唱道：戰鬥剛剛開始，很多人輸了，但告訴我誰贏了？心中挖出了傷痕，母親、孩子、兄妹四分五裂。

保羅·麥卡特尼在血腥星期天后不久也發布了一首名為《Give Ireland Back To The Irish》的單曲。

2002年，血腥星期天三十周年，兩部紀念這次事件的電影出品，一部為《Bloody Sunday》，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另一部為《Sunday》。這兩部電影中描述的事件也同抗爭者的看法接近。

《Bloody Sunday》劇照

兩份調查報告

關於英軍在事件中的責任，以及被射殺的是平民還是恐怖分子，英國政府先後進行了兩次調查。

第一次調查稱「威傑里報告」。1972年2月1日，希思首相任命首席大法官威傑里勛爵對血腥星期天展開調查。勛爵後來受到嚴重失智症困擾，有種說法是他在調查這起案件時就表現出了病症。這份調查在十周後匆匆出台，但是遭到了質疑。威傑里報告基本接受了英軍的主張：他們是向恐怖分子開槍。他指出是抗議者先對英軍開槍，英軍出於自衛才還火，沒有人需要為事件負責和接受處分。

威傑里報告公正性遭到批評。他在很大程度上開脫了英國政府和大部分英國士兵的責任，被受害者的親屬稱為掩飾真相。

1992年2月，梅傑首相任內希望進行第二次調查，但未成功。1997年血腥星期天25周年，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請願。隨後，1998年1月29日，布萊爾首相宣布展開第二次調查，由薩維爾勛爵領導。這個調查一直持續了12年，耗資約2億英鎊，是英國歷史上最長和最昂貴的調查，被稱為「薩維爾報告」。

2010年6月，薩維爾的報告出爐，指出：英軍在血腥星期天「失控」，殺人行為「毫無道理」。薩維爾發現，那天被殺害的受害者沒有武裝，也沒有威脅，許多人在逃跑或幫助其他受傷的平民時被槍殺。

薩維爾報告批評了將英軍派往騷亂地區的決定。 薩維爾發現，有 「一些共和黨准軍事人員開火」， 但總的來說是英軍首先開火。

2010年發表的《薩維爾報告》正式推翻了1972年的《威傑里報告》，確認英軍無理開火，須就傷亡負起責任。

《薩維爾報告》發表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代表國家對血腥星期天事件受害者致歉，同時強調當年英軍的暴行「完全沒有理據」。

依據這個報告，2012年7月，北愛爾蘭警察局發起了一項為期四年的謀殺案調查。30名偵探調查了18名傘兵在事發當日的行動，於2016年12月向北愛爾蘭公訴機關遞交了多達125000頁的材料。

檢方又花了兩年時間研究和權衡。這期間，18名前軍人中的一名傘兵已於2018年去世。北愛爾蘭公訴機關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為其他16名前士兵進行合理的定罪。唯一被起訴的前士兵F，於1966年加入降落傘團，1988年離開了陸軍。士兵F向薩維爾承認開了13發子彈，殺死了4人，但否認謀殺。這些證據奠定了今日起訴的基礎。

行動尚未終結

對於前士兵F的起訴引發了新的爭議。泰晤士報稱，起訴士兵的決定將激起舊的痛苦。此舉受到受害者家屬的歡迎，但批評人士認為，此事件在47年後無法得到公正的審判。

軍方人士表示了強烈不滿。當年降落傘團指揮官德里克·威爾福德上校堅持認為，他的前士兵不應該被起訴。這位85歲的退休軍官告訴BBC， 「我們認為我們受到攻擊，我們仍然相信這一點。」

一個前傘兵被確定為「O」，向媒體描述了調查起訴對他現有生活構成的威脅。這名70多歲的男子於九年前中風，現在只能依靠拐杖和輪椅在自家周邊活動，他因為在北愛爾蘭地區服役而獲得軍事獎章。

針對英國退伍軍人的刑事指控，被一些人稱為「獵巫」。去年秋天，有150名議員致函梅首相，要求她採取行動為前士兵提供法律保障。

國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 一直在努力引入新的法律機制， 限制對退伍軍人提起訴訟。他將調查稱為 一場「絕對的悲劇」。

英國國防部表示，將支持前士兵F並支付法律費用。

「就我們而言，即便起訴一名士兵也太多了。」北愛爾蘭的退伍軍人組織的創始人對英國媒體說， 「這是非常片面的。沒有士兵應該受到指控。它發生在47年前，需要在沙灘上畫一條線，人們需要繼續前進。」

實際上，很多人認為，薩維爾報告已經為血腥星期天划了一條線。一名接受調查的前士兵表示，他們當年被告知，向薩維爾調查提供的陳述不會用於起訴，所以 沒有任何隱瞞，現在他們覺得受到了背叛。

關於血腥星期天的爭議，涉及複雜的北愛歷史。事發地倫敦德里，一些反對英國統治的人仍然習慣稱之為德里。布萊爾任內，北愛和平進程取得重要成果。愛爾蘭共和軍宣布停火之後，布萊爾重新啟動調查血腥星期天事件，之後，各方簽署了作為北愛和平進程基石的「耶穌受難日和平協議」。這個協議是一個痛苦的妥協，赦免了許多犯下嚴重恐怖暴力罪行的人，但是換來了愛爾蘭共和軍放下武器，北愛迎來了和平，英國結束了內戰。

有觀點認為，既然對愛爾蘭共和軍都可以特赦，也應該對這些為國家服務的前英國士兵免於起訴。很多人希望點到即止，不再深究，避免新的撕裂。

薩維爾當年也預見了報告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他曾表示，他只負責調查真相，是否應該起訴的問題，是政治家和檢察機關的問題，如果認為正義真能通過起訴來實現，「那麼這又是一個無法評論的問題」。

而對血腥星期天的另一方受害者家屬而言，他們認為正義被剝奪得太過漫長。

現年70歲的凱特納什，其19歲的弟弟威廉在血腥星期天被擊中胸部死亡，他對媒體說：「這不是復仇。這只是承認我的兄弟是謀殺受害者，他的生命是有價值的。」 「自從我們的父親和兄弟在血腥星期天遭到殘酷屠殺以來，我們走了很長一段路。」

受害者家屬稱，他們的正義運動「尚未完成」。他們感到失望的是，並非所有負責人都面臨審判。他們還呼籲：殺手不應該從匿名中獲益。

有種觀點認為，士兵當時的身份是為國家服務，因此應該免於事後追責。對此，受害者的律師達拉格·麥肯說，所謂歷史局限不應該削弱罪行的本質。他告訴星期日泰晤士報，「你不能僅僅因為他們是英國軍隊的成員，就換個方式看待這些罪行。我們必須保證法律對所有人都平等適用。」

——該律師的陳詞，或者是這項運動得以繼續進行的題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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