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玄識再爆猛料：漢語是伊甸園神性語言，歐洲語言是被上帝變亂的語言
漢語改造西方語言文字的原委
諸玄識
一，奇遇結緣：伊甸園的神性語言
〔《創世紀》第11章：〕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
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
圖：聖經巴別塔的故事：人類修建通天塔，聯通天地及世界，說一樣的語言；屆時，無事不能，無惡能止。上帝一怒之下，摧毀之，也打亂了語言。從此，人類不能溝通和理解，不斷爭吵與衝突。
在17世紀的歐洲，精英們按照《聖經》中的傳奇來描述世界語言，即：除了漢語之外，所有的人類語言——特別是歐洲語言——都是在「巴別塔之劫」中被上帝打亂了，因而人們彼此隔閡和對立；相比之下，漢語則完好無損，愈益廣博，並且它是人類的「原初語言」或「伊甸園語言」——能夠普遍溝通的「神性語言」。即17世紀的英國語言學家約翰·韋布（John Webb, 1611—1672年）說：「中國書面語言是上帝賜予人類的原初語言，也是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裡所用的語言。」
但實際情況則是，18世紀以前的歐洲語言都是方言土話，加上宗教語言（拉丁語等），此乃兩極對抗：一是「有神無人」的怪異性，拒絕人情、人事和人智；一是「有俗無雅」的陋狹性，隔絕高雅、高尚和高深。它們都是普遍溝通和交流的障礙，是「善解人意、善與人交」的反面。然而隨著印刷術的普及使語音變成了文字，上述「社會負面」便陡然升級、如虎添翼——惡語相加、惡意中傷。如此語言文字的亂局也就成為16、17世紀歐洲的全面內戰（宗教戰爭）的禍因之一。
歐洲「巴別塔之劫 」的癥結是，它的語言文字是表音的，而不是「表意」。唯有後者能夠超越聲音的差異性和排他性，超越空間之崎嶇和時間之蹉跎，從而達成普遍和持久的人類共通，這就是漢語（漢字）。有詩云：
非文字無以表意，非文字無以言志；
非文字無以傳情，非文字無以載史！
漢字，中華文明的基石，
漢字，千秋萬代的信息！
所以，在17世紀初，當赴華耶穌會士把相關信息傳回其故土的時候，漢語很自然地就成為歐洲人拯救其母語的希望和目標。如上所述，現代西方諸語言文字——各種民族性、乃至國際性的語言文字，都是寄生於「漢字表意」的，只不過其發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已。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斷言，所有的18世紀以前的西方「古典、經典」（著作）都是不存在的：在其獲得四大發明（紙與印刷等）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字；而後即使有文字，也只是表音符號，而無合理語義，所以它不能被用於編織錦囊佳句、錦繡文章。再說，我們今天讀到的荷馬、但丁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和全部的「古代」希臘—羅馬的書籍，無不是重紙疊札、重葩累藻（很多「古代手稿」都是幾十萬、乃至數百萬字），難道往昔就具備這樣的條件嗎？實際上，它們都是在18、19世紀這一印刷及傳媒推廣的時代，歐美學者運用其帶有「漢字表意」的新文字，偽造或改造出來的。
接下來的是，我們來確認漢語對於歐洲語言文字的決定性的影響。
二，拯危濟困：尋找合法性的文字
這裡介紹密歇根大學英文系主任大衛·波特在這方面的研究：
當此之時（17世紀），陷於語言危機的歐洲人從赴華耶穌會士那兒了解到漢語，便有了強烈反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譴責他們的母語的敗壞現象。在隨後的百年里，五位代表人物——培根（Francis Bacon）、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威爾金斯（John Wilkins）、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約翰遜（Samuel Johnson）——診斷西方乃「墮落的語言」（fallen language）；他們發現歐洲的書寫語言極不恰當，其概念尤不合理，再加上欺詐、頹廢和增生等詞義問題。由此，漢語成為歐洲人討論的熱點和實施語言改革的樣板。對於那時倡導「通用語言」的西方人來說，字母表音語言文字的缺陷是與生俱來和根深蒂固的；如果只是在寫作實踐中加以改良，則遠不能達到合法性；而必須是全新的語言塑造，確保單詞與事物的始終對應。現存的西方語言的肆意或無序之釋義，反映它的「先驗的結構缺陷」（priori structural flaw）。
克服語言危機的辦法是，擺脫「表音」混亂的困擾，而讓字詞與物性相對應；並且把它們分門別類地編排，剔除其中的粗俗和敗壞的成分。喬納森·斯威夫特和塞繆爾·約翰遜都一直關注英語的這種缺陷和敗壞，但他們的工作重心則從根治痼疾，退一步而求其次，即轉移到遏制他們的表音文字的繼續惡化上。斯威夫特擔憂英語之缺乏精鍊，很可能重蹈羅馬語（拉丁語）的厄運。他還例舉了法語曾經歷了「所有語言中最具毀滅性的敗壞」（the most ruinous corruption）。
最明顯的是，漢字之廣泛可讀性，跨越了口音、民族和文化；這在17世紀，預示著終結「巴別塔之分散語言」這一歐洲夢，有可能實現。
正當歐洲精英們苦思冥想一種替代語言的時候，漢語就成為最重要的外來模式。科尼利厄斯（Cornelius）和其他人都強調：東方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17世紀歐洲人的語言理想，而漢語則是他們邁向這一目標的背後推力；尤其是在通用語言和哲學語言的觀念上，更是如此。理想的漢語概念作為一個標準，隨著語言改革的提案而祭出。
這是很清楚的，早期耶穌會士介紹中國時，也把有關她的書寫語言的信息傳到歐洲，引人入勝、引發熱議。「如果說17世紀歐洲的語言學思想是被中國模式影響的，那麼，它已融入了18世紀西方對於語言文字的合法表達的追求之中。」
歐洲語言改革家們參考中國模式，主張語言文字至少應該具有區域之普適性。此種合法性的表達正是他們所追求的終極目標。
17世紀歐洲語言改革運動中的著名人物，諸如培根、威爾金斯、萊布尼茨和誇美紐斯（John Amos Comenius, 1592—1670年），都是以漢語作為他們的參照物的；他們分享時代之趨勢，把漢字視為神聖象徵，即大衛·波特所說的「表述的合法性」（representational legitimacy）。社會改革家、通用語言的設計者和語言學家們，都是從這個不可捉摸的外國文字材料中，尋找合法性陳述的可能性之依託。「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賴為人類的原初語言（文字）或神聖啟示的密碼，也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賴為體現一個完美的哲學系統或所有科學的基本原理；但首當其衝的是，中國書寫文字（漢字）服務於嚴酷的時代（指17世紀歐洲混戰），從而作為一種語言權力救贖的象徵，示範知識交流形式的可行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漢字是可靠的、普遍有效的和絕對正確的。漢字為西方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useful conceptual framework）。」
三，如獲至寶：歐洲亟需漢字秘鑰
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安戈指出：在現代早期的西方，「任何人能夠發現解碼漢字這種表意文字的方法，他就可能擁有非常寶貴的知識，他就可能獲得全部的人類知識圖像的鑰匙。有這麼一位學者，即安德烈亞斯·穆勒（Andreas Muller, 1630—1694年），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這樣的鑰匙。」
讓我們來介紹巴羅斯教授著《漢字秘鑰：中文書寫系統影響西方的簡明歷史》：
（甲）漢字代替拉丁文來監護新語言
這裡僅介紹17、18世紀西方款待漢語（漢字）的情況。那時，歐洲關於中國語言文字的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是所謂的「漢字秘鑰」（Clavis Sinica）；顧名思義，就是要更快、更直接的破譯漢字〔指漢字所具有的「表意與寫意、含義與定義、概念與理念、思維與思辨……」〕。而後，「漢字秘鑰」的觀念從快速了解漢語，演變為學習中國文法。
最初，「漢字秘鑰」的背後原則乃基於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漢語成為普世的通用語言的卓越候選者；這是因為兩點：第一，相對於「後巴別塔」之人類語言之混亂，漢語與那至善純正、普遍通感的「伊甸園語言」，是密切相關的；第二，鑒於「真正的字」的概念，漢字所表達的不僅僅是詞語，更重要的是事物本身和相關思想。
在歐洲人的眼裡，中國表意文字似乎與其所代表的抽象概念，有著直接和穩定的關係；儘管對於許多歐洲學者來說，此種關係仍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謎，這就像傳奇式的「漢字秘鑰」那樣。
在歐洲，在（宗教性的）拉丁文在被無情地遺忘的過程中，漢字被證明是新的通用語言文字模式的潛在候選者，它代表著持久穩定和普遍意義；在新興的歐洲方言文字（例如英文）吉凶未卜之際，漢字被敬佩為有備無患的「神器」。換句話說，那時關注中國的歐洲精英都堅信：中國表意文字已經構成一種替代方案，以應對在歐洲競相興起、前景堪憂的方言文字（法文、英文、德文和義大利文等）。
鑒於這樣的認知，即漢字直接代表思想，而無需表音字母的中介；在當時，此種表意文字被視為可被歸化的舶來品。在這個過程中，模糊漢語概念（通過翻譯）逐漸變得清晰，甚至在歐洲本土的語境中被熟悉運用，變成了西方人自己的話語和思維。
（乙）漢語成為歐洲的模範語言
基於澳門的耶穌會士的譯著標誌著歐洲人向中國學習的開始，由此，他們獲得了對於漢字的初步印象；從那以後，歐洲人對於其自身語言文字的要求，越來越多地從漢語那兒得到滿足，從而逐漸糾正他們的「自然語言」的錯誤。〔相比之下，漢語（漢字）是「人工智慧」的〕。
由於研究者諸如洛克、威爾金斯和萊布尼茨等人都已經見證了這種「理想語言」，漢語在歐洲備受關注的程度遠遠超出傳教士或旅行者的小圈子。
在赴華耶穌會士的翻譯文本的基礎上，歐洲精英們又大量發表了更具影響的相關專論，主要是探尋「通用語言」和「真正的字」〔培根稱，漢字是「真正的字」和「語言通貨」〕。在17世紀的歐洲精英看來，理想的語言文字應該是這樣一種，即它是古老的、簡易的、簡潔的、適當的和有活力的；這些特點通常是和漢語或漢字聯繫在一起的。
英國人約翰·韋布的文章《中華帝國的語言是原初語言》於1669年問世，它被公認為第一篇有關中國語言的專門論述。
他認為，這般完好、完美的中國語言文字反過來也奠定了其文明的悠久歷史和巨大財富；正由於保持著原初語言，中華民族從未喪失其對自然的主動權（所以無需宗教禁錮）。
韋伯對於歐洲的中國觀念的影響是深遠的，因為他首次在語言文字上調和了中國與西方，並且按照《聖經》啟示來詮釋漢語的無比卓越性，那就是：漢語（漢字）是從亞當和夏娃那裡傳承下來的（原初純正和普遍通感的「伊甸園語言」），並且成功地避開了「巴別塔之劫」；換言之，在上帝「打亂語言」的懲罰中，漢語由於其地理遙遠而幸免於難，所以能夠繼續發揚其純正稟賦——神性廣通、神交古今。
17、18世紀的歐洲精英幾乎一致共識：漢字是思想的符號，含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概念；至少在理論上，它可以被用來進行跨種族、跨語際的溝通或交流。進而，漢字可以成為一個終極方案，醫治被弗朗西斯·培根和約翰·洛克所診斷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痼疾；亦即，憑藉此種「真正的字」，來消除由生理性的語言符號所造成的「病態定義」和「濫用詞語」。在歐洲人看來，華夏儒士卓有成效地保持著文學語言的純潔性（指「雅言」，未受土語俗話的侵蝕），這在歐洲是不可想像的。
（丙）通過漢語尋找語言的合法性
巴羅斯教授繼續說道：
面對拉丁語的衰落，歐洲擁抱漢語，後者被當作新的通用語言的候選或示範。歐洲人認為，漢字是被其帝國中央權力保護的最古老的書面語，在許多世紀里保持純潔和穩定；它好比是超然於語音海洋和歷史滄桑的「置外代碼」（external code），卻能做到字與真實世界、對象、概念直接對應。
萊布尼茨對中國語言文字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在其他於1679年對穆勒（Müller）的《漢字秘鑰》的評論中，萊布尼茨熱衷於一種通用語言，認為漢語最有可能是候選者。他說：「如果上帝教人一種語言，它應該是和漢語相似。」萊布尼茨推斷：漢字在本質上是世界通用語言的最方便的基礎。
在人類的普遍溝通上，「相對於其他所有的語言，漢語具有唯一的合法性」，這一觀念曾盛行於歐洲，而在韋布論文問世之後的幾十年，在德普雷（Joseph Prémare, 1666—1736年）那裡達到頂峰。
關於漢語在人類語言上的唯一合法性和西方對它的迷戀，大衛·波特提出三個理由：1.從一開始，漢語的詞語在「表意」上被確立了權威，越是古老，越有權威；2.它保持不變性（指含義、定義），不受南腔北調和古往今來的極多差異、變異所影響；3.上述不變性與權威性的因果關係是基於它的「內在代碼」（指「表意」蘊含知識）。
進而，按照大衛·波特的研究，中國文字在西方的表現，是在兩種對立的因素中保持平衡的：首先，此種表意文字的神秘性的巨大影響和它的完美的可譯性（指在眾多語音中通行無阻、通達共喻），意味著這樣的純正源頭卻被歐洲人丟失了，而急需被重建。其次，（主要是在18世紀初）歐洲人渴望將漢字納入他們自己的通用語言的模式中，漸進式地把「漢字表意」（定義和概念）融入他們的寫作之中。
圖解：所謂的「歐洲科學革命」高峰期，即1668年，英國皇家學會所熱烈討論的不是科學本身，而是如何突破語言文字的瓶頸；那就是皇家學會首任主席威爾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年）提交的一篇論文《真正的字與哲學語言》，這是繼半個世紀前培根認定「漢字是真正的字」之後的語言文字改革所邁開的大步。
該論文及會議有三個主題：1.能否直接使用漢字作為歐洲的科學語言和哲學語言？但因嫌漢字太多、太複雜而放棄。2.能否設計出像漢字那樣、但比較簡單的「表意文字元號」？雖無定論，但在往後的實踐中歸於失敗。3.能否使既有的字母表音文字變得具有漢語式的「表意內涵」？這第三點是行之有效的。
這個事件足以說明在17世紀晚期之前，西方諸文字（字母表音文字）不具有「表意、寫意」的資質，因而不勝任於書寫高雅、高深的篇章。略說兩點：
第一，「莎士比亞」？1668年會議發生在莎士比亞死後五十餘年，雖然之前已存在「莎劇」（應該不是他本人所寫），但在語言上是過不了關的。事實上正是如此，17世紀莎士比亞作品差一點全被淘汰，幸虧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年）通過改寫而加以拯救，儘管德萊頓抱怨是「一堆垃圾」。
英文是在莎士比亞死後快一個半世紀才臻於成熟的，其標誌是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博士英語詞典》，它是「漢語思維、解碼漢字」的結晶。莎士比亞作品被重寫、因而被「經典化」是在18世紀下半期的事，而約翰遜博士則是「莎士比亞編輯」之首。
第二，「古典希臘」？我們今天所讀的「古希臘」及其文學、科學和哲學，真是「古已有之」嗎？在17世紀晚期之前存在能夠書寫文學、科學和哲學的希臘文或拉丁文嗎？果真如此，17—18世紀的歐洲完全沒有必要進行語言文字的改革，即使改革，也輪不到漢語（漢字）作為典範或榜樣；進而，也沒有必要舉行1668年會議；即使開這個會，其所討論的核心議題應該是「古希臘」，哪裡會是「古漢語」呢！
那麼，「古希臘」（及其文學、科學和哲學）是怎麼回事？近代早期的西方人依靠四大發明（印刷術）鎖定、規定表音符號（字母），因而形成表音文字。之後不久便狂熱「發現手稿」，包括「古希臘」的；但這都是神職學者（有些被稱為「人文主義」）偽造的，反映基督教的正面與反面；然而到17世紀，「古希臘」與基督教都是進步的絆腳石，不加以清除，則不可能發生科學～工業革命。今天所學所教的「古希臘」都是在19世紀被徹底重寫、並且「經典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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