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團審案，法官在幹啥？

富蘭克林是一個關押在監獄中的犯人。1979年1月，當警官押著富蘭克林在牙醫診所里治病時，他瞅准機會，搶了警官一把槍，劫持牙醫助理逃跑。富蘭克林跑到大街上，看到克里一家三口正在停車，於是他拿槍威逼克里交出車鑰匙，克里猛地關上門，這時槍響了，克里中彈身亡，後來又有一聲槍響。富蘭克林又威脅克里的老婆和孩子交出車鑰匙，他們都轉身逃跑了，但他沒有開槍。結果，富蘭克林一無所獲，午夜被緝拿歸案。

富蘭克林在喬治亞州的比柏縣法院受審，此案為兇殺案，控辯雙方都不持異議，焦點在於是有意殺人還是無意殺人。如果是有意殺人，就是謀殺罪，輕則無期徒刑，重則死刑；無意殺人則判刑會輕得多。在法庭上，檢察官弗朗西斯指控富蘭克林犯有惡意謀殺罪，富蘭克林承認自己曾向受害人開了槍，但那是對關門的一種條件反射，開槍致人死命確系意外事故，而且他事後立即向官方坦白，並且逃跑時他沒有傷害任何人。

如何來判斷富蘭克林是有意殺人還是無意殺人呢？美國刑法中涉及謀殺或兇殺時都以州刑法為準，喬治亞州法律規定：「預謀惡意非法致人於死便犯有謀殺罪，無論此惡意為明示還是隱含……如果當時面對並不很大的挑釁行為行兇，而且殺人的情況表明兇手心狠手辣，則有隱含的惡意。」在此案中不存在明示的惡意，關鍵是隱含的惡意如何判斷？

在美國的刑事審判中，被告為自己辯護，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法官具有解釋法律以及保證程序正當的責任，陪審團根據被告的辯護、檢察官的舉證以及法官對法律的解釋作出判斷。當陪審團對此案中富蘭克林是否有隱含的惡意時，無法做出明確的判斷，需要法官對法律作出明確的解釋。一審法官在此案的法律解釋中有非常關鍵的一句存在爭議：「精神正常和有辨別能力者的行為均假定是其意願所致，但可以反駁這一假定。」這就是說，法庭可以假定被告富蘭克林開槍時是有意殺人，雖然被告可以據理反駁這種假定或推論。陪審團接到上述指示後便退庭議事，大約一小時後，陪審團返回法庭，裁決富蘭克林有罪。

富蘭克林不服判決，他一直上訴至美國最高聯邦法院。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在富蘭克林案中，一審法院偷梁換柱，改變了舉證責任。在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應該由檢察官負責而不是被告，因為檢察官代表了國家，掌握著優勢資源，而被告處於弱勢地位，這對被告是極為不公平的，為了彌補這種不公平，必須由檢察官來舉證。可是一審法官竟然先假定富蘭克林是有意殺人，這樣一來，必須由富蘭克林來證明他自己當時無意開槍。

再說，假定被告有罪，然後讓被告自證清白，這是一種典型的有罪推定，極容易造成冤假錯案，也不符合現代法治無罪推定的精神。最要命的是，本該由檢察官舉證的責任卻由被告承擔，政府逃避了責任，違背了案件審理中必須遵循正當程序的憲法條款，所以美國最高聯邦法院推翻了陪審團的裁決。

從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在有陪審團的案件中，美國的法官並不負有審判責任，而是有另外的責任，他們都有兩大責任：一方面要保持案件審理符合正當程序，另一方面必須在法庭上提供恰當的法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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