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秀岩：古籍閱讀中如何選擇版本？

到了清末民國時期，已經有照相製版技術，古籍善本書可以影印，不須再用木板摹刻了。照相影印可以做到毫髮畢現，不僅比雕版影刻簡便省事，也可以避免覆刻失去原本風韻的缺點。假使毛晉、錢曾那些人在當時能用上照相機，無疑會欣喜若狂；黃丕烈他們能用上影印技術，也應該會製作大量的影印本。照相影印技術具有劃時代意義，它的出現似乎意味著木板摹刻技術將被淘汰，但歷史的發展卻並不那麼簡單。

除了技術原因，覆刻本的目標也並不只是製作底本的複印本，而是要提供適合學者閱讀的精良版本，要製作比底本更好、更理想的新版本。書畢竟是要閱讀的，不能像考古文物那樣只考慮科學、客觀地保存樣本。例如《漢書》這一部書的概念並不等同於五種不同的版本故紙堆，而是有內容的文本概念，所以宋版也是《漢書》，點校排印本也是《漢書》。面對這樣科學、客觀地保存歷史原貌的好幾種影印本，我們不能說古籍整理工作已經圓滿成功。真正的古籍整理工作，要在這些機械複製的影印本出完之後，才會開始。

*文章節選自《文獻學讀書記》（喬秀岩、葉純芳 著）。轉載自三聯學術通訊（ID：sdx_bulletin）

古籍複製的存真標準

現存南宋初期刊本當中，有不少已被認定為北宋刊本的覆刻本。據版本研究者介紹，這些南宋覆刻本的風格與北宋原刊本基本類似，所以很多南宋覆刻本過去被誤認為北宋本，可是若能拿出來對照看，哪一種是原刻本，哪一種是覆刻本，往往立竿見影，因為北宋原刊本的文字接近手寫楷體，圓潤遒勁，而南宋覆刻本的筆畫則趨於單純化，線條直線化，差異明顯。由於現存北宋刊本數量非常有限，因此現在能夠直接對照北宋原刊本和南宋覆刻本的，只有《通典》等極少數樣例，可是通過這些典型例子，我們可以認識到原刊本與覆刻本各自不同的特點，依此類推，有助於辨別原刊本和覆刻本。

實際上，在南宋以後到民國時期的整個雕版印書的歷史過程中，覆刻本種類和數量之多應該遠遠超過原刊本，也超過我們的想像。隨著圖書館事業和版本學研究的發展，我們認識到的覆刻本種類越來越多，現在應該考慮過去只認為是一種版本的，其實可能包括很多種覆刻本在內，歷史上好像曾經存在過大量的覆刻本，還沒有被我們認知。這裡隨便舉一個覆刻本的例子，看看這種覆刻本與原刊本多麼像。圖版一是金鶚《求古錄禮說》的原刊本，圖版二是覆刻本（卷三第九頁）。因為是清代中期學者的著作，時代近，原刊本刊行以及製造覆刻本的經過可以了解得很清楚。據有關記載，原刊本刻成不久，原版即被毀，印本流傳甚少，所以有覆刻之舉，時間相差只有二十幾年。製作覆刻本的時候，原刊本已經較難看到，可是二十幾年前的普通刻本，雖然內容重要，自然沒有什麼文物價值。但我們對照兩個版本看，覆刻本複製得非常逼真，幾乎看不出什麼不同來，只有如最後一行第五個字「心」原刻本往上鉤的末筆拉得很長而覆刻本短等細微差異，並沒有字體風格方面的不同。這裡自然也要考慮到原刊本雖然用些古字，但筆畫線條已經標準化，所以二十幾年後的刻字工仿刻起來也很順手，不像北宋本接近手寫楷體，對刻工要求較高。雖然如此，這種覆刻本本來沒有必要做到以假亂真，可是做出來的結果卻與原刊本一模一樣，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另外也應該指出，第四行第六個字原刊本有誤，覆刻本已經改正過來了。覆刻本對這些校改的地方，另編一篇《校勘記》附在書後，可見他們編輯態度的認真。這就是說，覆刻本在文字筆畫方面刻得毫毛畢真的同時，對原刊本中的錯訛字也進行了積極的校改。其實，南宋初期覆刻北宋本也有很多校改的地方，雖然沒有任何說明。從文字校改這一點看，可以認為他們製作覆刻本的目的並不在單純地保存原刊本的原始面貌，這跟照相是不一樣的。

圖版一

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求古錄禮說》（《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

圖版二

光緒二年（1876）覆刻本《求古錄禮說》（《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與上述南宋覆刻北宋本、《求古錄禮說》等不同，有些複製本是認定古版本的文物價值，刻意仿製的。明末清初的藏書家毛晉（汲古閣即其藏書處）做過多種影宋抄本，是完全摹寫宋版書，後來的藏書家都非常重視這些「毛抄本」，認為僅下宋版一疇。圖版三是比毛晉稍晚的錢曾命人製作的影宋抄本。幸好它的底本現在還存在，幾年前也有影印本出版（圖版四），可以比較。可以看出，影抄本字體風格與底本基本一致，因為筆寫與刀刻畢竟不同，不能說完全一樣，也應該說可以傳神。不僅如此，底本是後印本，很多地方漫漶不清，但影抄本字劃完整，比底本更乾淨。錢曾有「佞宋」之稱，對宋版書嗜愛如命。他留下的影抄本彷彿體現著他對宋版書的痴情。

圖版三

錢曾影宋抄本《集韻》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圖版四

宋版《集韻》

（《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影印本）

影宋抄本價值很高，可是影抄本只有一本，遠沒有覆刻本的影響大。製作覆刻本最著名的是黃丕烈，他也鍾愛宋版本，乾脆自號「佞宋主人」。他在嘉慶年間編刻的《士禮居叢書》包括幾種覆宋刻本，刻印極講究，後世的評價也很高，至同治年間其中好幾種書都被覆刻，清末民國間也有幾種整套叢書的影印本。且看其中《儀禮》的編刻情況。《儀禮》是覆刻宋嚴州本，後來嚴州本原本亡佚，現在無法核對。可是據黃氏自己的介紹，他在刻意保存嚴州本原貌的同時，也進行了必要的校訂工作。書前的《精校重雕緣起》說：

今以陸、賈、李、張四家之書校此本刊行之。不盡改其字於十七篇內者，存嚴刻之舊面目也。必為校語以附後者，猶忠甫「識誤」之意也。

書後附錄《續校》的識語說：

余於是刊，悉存嚴本面目。其中訛闕斷壞之字，間據陸、賈、張、李四家書是正完補，即《校語》有未盡舉出之字，多見芸台侍郎《儀禮校勘記》及段若膺《儀禮漢讀考》中，讀者自能得之。

據此可知底本也有漫漶不清以及訛誤之處，他對此進行了精細的校勘工作，但正文部分沒有完全校改，注意保留了底本的原貌。

黃氏做過的影刻本也有完全保留原樣，沒有做過校改的。圖版五是黃氏覆刻錢曾影抄宋本《孟子音義》，書耳部分「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與圖版三的錢氏影抄《集韻》一模一樣，可見黃氏的覆刻非常傳神。黃氏在《跋》中說：

余偶得影宋鈔本，為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即以付梓。其用為校勘者，復假香嚴書屋藏本，系汲古閣影宋鈔，與此同出一源。卷中有一二誤字，兩本多同，當是宋刊原有，且文義顯然，讀者自辨，弗敢改易，致失其真。

據知，他在覆刻之前還是進行過比較仔細的校勘。可是校勘的結果認為那些錯訛字應該是宋刊本本來具有，並不是由影抄造成的，而且依據文義內容很容易看出是什麼字的錯訛，不會讓讀者迷惑或誤解，所以決定不校改，完全按照底本覆刻。《孟子音義》篇幅很小，也應該是讓他選擇這種處理方法的一個因素。

圖版五

黃丕烈覆刻錢曾影宋抄本《孟子音義》

（《吉石盦叢書》影印本）

黃丕烈等人注意保留底本的面目，可是並不是機械地去複製古版本，而是經過精詳的校勘，該改補的改補，不必改動的就不改動，考慮得很周到。流傳到後世的宋版書往往是後印本，很多地方漫漶不清，像圖版四的《集韻》那樣。製作覆刻本的時候，先就原本製作影抄本，再把影抄本作為底稿進行雕版。影抄不可能把那些版面的磨損狀況如實地表達出來，覆刻本也不可能把這些原本難看的地方直接提供給讀者。筆畫不完整的要補完整，有些不應有的錯訛字也該改掉。但有些錯訛字是宋版原有的，而且容易辨識或者另有校記可以讓讀者知道，不進行校改，保留原貌，並不影響覆刻本的價值。

圖版六

清嘉慶十一年（1806）覆刻宋撫州本《禮記》

圖版七

宋撫州本《禮記》

（《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本）

圖版六是嘉慶十一年（1806）張敦仁覆刻的宋本《禮記》，是清代最有名的覆宋刻本之一。主持覆刻工程的是顧千里，顧氏也曾為黃丕烈主持覆刻。底本為宋撫州本，現歸北圖典藏，十幾年前也有影印本（圖版七），我們可以對照來看。覆刻本的筆畫比原本細，而且線條明顯單純化、直線化，大概是因為以影抄本作覆刻底稿，受到不可避免的技術限制。雖然如此，版式特點、文字筆畫結構等，仍然忠實於底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有眉批、標點，被覆刻本統統刪去。有人認為這些眉批也出自宋代人手筆（2013 年補註：2012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四輯收錄廖明飛《撫本禮記金履祥批點小識》可參），如果是的話，自然也很有價值，可是覆刻本不考慮保留這些。似乎可以認為他們覆刻的目的在於恢復宋版的本來面貌，並不在保存這一傳本的現實狀態。

光緒九年（1883）莫祥芝覆刻宋本《毛詩要義》，是據兩種影抄宋刊本以及幾種抄本校勘編訂的。實際承擔編刊工作的學者蕭穆留下一篇文章，透露具體校訂工作的情況。他說，影宋抄本文字脫訛甚多，而且兩種影抄本脫訛情況基本一致，可以推測宋版原來就有那麼多訛脫字。這種情況與上面介紹的《孟子音義》類似。於是蕭穆說：

其脫訛不可讀者，亦就原書所引古書善本及阮芸台相國《校勘記》稍為改正，不過十之二三，恐大失魏公之舊也。

他說魏了翁的原書大概就有那麼多脫訛，如果改正了反而失去原書的面目，可是完全不改動底本也顯得太亂，有些地方簡直無法閱讀，只好對一部分訛脫進行校改，大部分仍舊。這種處理方法與上面介紹《儀禮》的情況類似，只是隨意性好像比黃丕烈他們更大一些。既然是覆刻本，自然要盡量保存底本原貌，但與此同時也不得不考慮文本的可閱讀性。文字錯訛若很嚴重，沒法閱讀，只能校改。只有像《孟子音義》那樣文義淺顯，即使有錯訛讀者也不難發現，才可以不改動底本。可見覆刻本的編者們首先對文本進行詳細認真的校勘，然後考慮各種因素，編訂雕版底稿。

圖版八

宋版《方言》複製本三種

《四部叢刊》石印本

傅氏覆刻本

傅氏珂羅版影印本

到了清末民國時期，已經有照相製版技術，古籍善本書可以影印，不須再用木板摹刻了。照相影印可以做到毫髮畢現，不僅比雕版影刻簡便省事，也可以避免覆刻失去原本風韻的缺點。假使毛晉、錢曾那些人在當時能用上照相機，無疑會欣喜若狂；黃丕烈他們能用上影印技術，也應該會製作大量的影印本。照相影印技術具有劃時代意義，它的出現似乎意味著木板摹刻技術將被淘汰，但歷史的發展卻並不那麼簡單。圖版八是《方言》的三種複製本。一種是傅增湘製作的珂羅版影印本，一種是傅增湘製作的覆刻本，一種是《四部叢刊》影印本。顯而易見，所據底本是同一個宋版《方言》，這一宋版原本現在也歸北圖典藏。傅增湘於民國元年（1912）購得原本，繆荃孫見到後勸他複製，於是傅氏「先浼綬經同年寄日本小林氏制珂羅版百部，旋又屬藝風督陶子麟精摹付刊」。就是說，先做珂羅版一百套，又做了覆刻本。實際上，不僅傅氏如此，其他如潘明訓複製宋版《禮記正義》，董康（即上引傅氏語中的「綬經」）複製宋版《周禮註疏》等，都是珂羅版與覆刻本同時並做。既然有珂羅版，他們為什麼還要做覆刻本？對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技術上的原因。珂羅版是效果最精美的影印技術，但要印得效果最好，必須依賴熟練工人的技術，所以傅氏也要托董康讓日本的專業技師製作。而且珂羅版不適合大量印刷，一個版片印到一百張，如要繼續印刷需要清洗保養版面，由於版面經不起反覆的摩擦，最大印數不超過三百乃至五百張（技術介紹據《中國印刷近代史（初稿）》）。傅氏印的就是一百部，據說潘氏的珂羅版《禮記正義》也是一百部，傅氏對珂羅版《周易正義（單疏本）》也說「數百年孤行之秘籍化為百本」，可見珂羅版的印數是一百部，至少是當時人們較普遍的概念。（2013 年補註：董康影印《劉夢得集》亦云「屬小林氏用佳紙精製百部」。）所以若希望善本古籍廣泛流傳，只做珂羅版自然不夠用，必須再做雕版印本以應廣大讀者的需求。這是技術方面的原因。可是通過上面對清代複製古籍情況的簡單介紹，我們也可以看到照相影印本還不能滿足他們對覆刻本的要求。清代覆刻本的目標並不只是製作底本的複印本，而是要提供適合學者閱讀的精良版本，要製作比底本更好、更理想的新版本。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方言》的珂羅版確實還有遺憾。這個宋本也是經過長期刷印、版面開始漫漶的後印本，很多地方字劃模糊不清，再加上後來保存不好，有些地方有蛀蝕殘破，很不完美。習慣於看黃丕烈等複製的精美古籍版本的人，心中自然會興起要把它做成更完美的覆刻本的願望。於是有傅氏的覆刻本。對照圖版八的珂羅版與覆刻本，覆刻本的字劃比原本細，線條單純化、直線化，情況與上面介紹的《禮記》類似。只是《禮記》的底本是早印本，字劃清晰，保存也完好，沒有缺損，所以不存在校訂補缺的問題。《方言》底本條件不好，所以覆刻本進行了校補，可是就在校補這個環節上他們沒有做好，又留下了遺憾。就是說，覆刻本校勘不精，校補往往補得不對。圖版八的最後一行有注，珂羅版作「言無所聞，常也」，兩個字已經殘損，參考其他版本推測應該是「聳耳」，然而覆刻本補上「聳?」兩個字，並將「常」誤「當」，結果文義不通了。覆刻本對底本的文字進行校訂，是為了提高文本的質量，底本的闕字要補，訛字要改。可是一不小心，往往會補錯改錯，反不如底本。所以說，他們要製作比底本更完美的覆刻本，這種初衷無疑是美好的，可是做出來的結果是否理想，還需要具體討論。

《四部叢刊》是由張元濟主持，從民國八年（1919）開始編製，至民國十一年（1922）完成出版的大型古籍影印叢刊。由於收錄重要古籍的最好版本，而且用簡便的形式、低廉的價格出版，普及最廣、影響最大。他們用的是石印技術，成本低，也適合大量印製，但是不能表現顏色濃淡的變化，只能印出黑是黑，白是白，效果比珂羅版差遠了。不僅如此，他們在影印之前，對底本進行校勘，也做過「描潤」，在這一點上跟珂羅版影印本有本質上的區別。對照圖版八的珂羅版與《四部叢刊》本可以看到，《叢刊》本對底本漫漶不清楚的筆畫進行描畫，補上闕字，做得乾淨漂亮。就上述底本缺損、覆刻本補字的部分看，《叢刊》本的文字居然與覆刻本一致，珂羅版「常」字雖然不清楚仍然是「常」字，覆刻本訛作「當」，《叢刊》本因襲了覆刻本的訛字。傅增湘他們一方面製作珂羅版影印本，追求保存底本的原來面貌，一方面又製作覆刻本，想要提供比底本更完美的版本。現在《四部叢刊》將這兩方面的追求合為一體，用影印的方法來保存底本的風韻，同時用「描潤」的方法想要把影印本變成完美的新版本。換句話說，《叢刊》本在外在形式上採用照相影印，是繼承製作珂羅版的精神，在文本內容方面採用「描潤」的方法，是繼承製作覆刻本的精神。這樣來看，《叢刊》本《方言》的文字有因襲覆刻本錯訛的地方，頗有象徵意義。

《四部叢刊》對底本進行校改，這一點就在當時也有不少人提出異議。因為這樣做的結果，《四部叢刊》的文字不知道是宋版原貌還是出於現代人的校改，不能作為版本根據。宋版原來是「常也」，可是《四部叢刊》的讀者會誤以為宋版就作「當聳?也」，確實是個問題。對此從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影印本應該保存底本的原貌，無論是文字錯訛還是漫漶不清處，都不應該做任何加工，否則沒有影印的意義。另一種觀點認為，既然知道是明顯的錯訛字，改是應該的，字劃不清楚影響閱讀，對底版進行描潤也是必要的。兩種意見互相矛盾，至今還偶爾會看到有些人在爭論。可是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這兩方面的要求，本來可以分別由珂羅版影印本和精校覆刻本來滿足的。現在《四部叢刊》合兩者為一體，從文字內容方面來講，實際上也是一種變相的覆刻本，所以我們也不必求備，只要認識清楚《叢刊》本與底本不一樣就好。至於校改得好不好、對不對，自然可以討論，就像討論覆刻本一樣。

圖版九

《史記》第一卷

百衲本校勘記

日本影印宋本

百衲本

《四部叢刊》的《方言》是比較失敗的。失敗不在於改動文字本身，而在於校勘不精審，輕信傅氏覆刻本。其實，作為一種變相的覆刻本，如果校勘精審，也不失為一種精美的新版本，它的外貌與底本一模一樣，只能是優點，不能算缺點。後來張元濟他們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至二十五年（1936）之間陸續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就是用與《四部叢刊》同樣的方式取得輝煌成功的典範之作。關於張元濟其人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已經有很多論述，這裡不贅述，只介紹一個例子。圖版九有百衲本《史記》、日本影印宋本《史記》以及張氏的《校勘記》。百衲本這部分的底本現在也歸北圖典藏，日本影印本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不妨作對照之資。這是第一卷第二十七頁的末兩行和第二十八頁的首兩行。宋本在改頁的地方誤重「百」字，而百衲本沒有重字。檢核《校勘記》可以確定百衲本的底本也跟日本影印本一樣誤重「百」字，張氏他們看出是錯誤，所以刪掉一個「百」字。刪一個字也不能留出空白，所以將以下的字都往上挪，調整字距。他們調整的結果做到了天衣無縫，未留刪改痕迹，幹得實在很漂亮。可以看到他們要求的標準很高，態度極認真，描潤技術也很高超，他們為此確實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當然這也不過是外在方面的問題，百衲本成功的根本原因自然在他們校勘的精審。

這樣的影印方法似乎是張元濟他們的特殊方式，除了他們之外，民國後期仍然有人製作雕版覆刻本。圖版十、十一是董康據宋版《周禮註疏》製作的珂羅版影印本和覆刻本。他在覆刻本的《跋》中說：

此書開雕於丙子春（民國二十五年，1936），殺青於庚辰嘉平（二十九年，1940），閱時五年，靡資三萬有奇。以浙中殷某、池某、王某，河北高某、張某諸君醵資居其強半，余則斥賣舊藏珍笈若干種，以足成之。助余校勘者，則同邑陶某、閩中黃某也。

顯然，他投入這麼大的精力和財力是為了覆刻本，而不是為了珂羅版。看珂羅版可知底本也是後印本，有漫漶殘缺的部分。然而他做出來的覆刻本雕刻印製精美絕倫，遠在張刻《禮記》、傅刻《方言》之上。遺憾的是，剛好在編刻這本書期間董康出任華北偽政權的職務，犯下政治上的大錯誤，於1947 年病死獄中（董氏履歷據蘇精先生《近代藏書三十家》。2013 年補註：董康最後病死家中，見2009 年中華書局版《近代藏書三十家（增訂本）》）。而且其後隨著社會的巨變，研讀愛好這種古籍的人少之又少，研究者重視客觀材料，經過校訂的覆刻本被認為沒有資料價值，這種版本已經沒有人再關注它了。（2013 年補註：近二十年古籍買賣價騰貴，董康刻書頗受收藏家青睞。）但我個人認為，他這部覆刻本《周禮註疏》可以視為雕版覆刻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傑作。它連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都是他們熱愛古籍的見證，至今仍然散發著不可抵擋的魅力。〔2013 年補註：宋人校定古籍，必待刻版乃成定本，見平岡武夫《村本文庫藏王校本〈白氏長慶集〉——走向宋刊本》（譯文見北京大學出版社《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四輯，2013 年）。直至清代、近代，人們都不滿足於活字本、影印本，希望用刻版的形式將重要文獻固定下來，以求傳之久遠。例如李兆洛身後弟子們整理遺稿的情況，見《續修四庫》影印《養一齋文集》諸跋。又如民國四年葉德輝排印《通曆》，有識語云「取活字排印二百部，以備讀史者之參稽，異時再付梓人，流傳當益久遠」。民國十四年陶珙朱墨套色石版影印錢榖手抄《游志續編》，識語云「原本紙黃墨黯，影石不能無毫髮之憾，模寫鋟梓，俟諸異日」。〕

圖版十

董氏珂羅版影印宋本《周禮註疏》

圖版十一

董氏覆刻宋本《周禮註疏》

六七十年代的影印本也有經過較精詳校勘的。如中華書局1965 年影印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977 年影印出版的《文選》，都對正文加斷句，書後附《校記》。這些《校記》雖然都比較簡單，但對讀者確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於1992 年影印出版的《五音集韻》、2000 年影印出版的《古今韻會舉要》，書後都附有寧忌浮先生的《校訂記》，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這不妨說是一種獨立的研究著作，已經超出出版編輯工作的範疇。有些影印本也對正文進行過校改。如中華書局影印的《十三經註疏》1979 年的《影印說明》說「改正文字訛脫及剪貼錯誤三百餘處」，可是不說明更具體的情況，而且後來多次重印好像也有所校改，只能認為是比較簡單而且比較隨便的改動，不能跟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相比。至若1982 年影印本《經籍纂詁》的校改，簡直是多此一舉，反而影響了影印本的價值。《經籍纂詁》不僅對我們查看古代訓詁資料有用，也是對清代後期以後的學術有過廣泛影響的歷史文獻，很多學者的論著裡面都可以看到因襲《經籍纂詁》錯誤的地方。現在把這些錯誤校改了，我們等於失去線索，無法知道那些學者錯誤的來源。

近年來更多的影印本是不經過校改，直接把原樣複製出來的。《古逸叢書三編》《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等，基本上都是以保留原貌為基本原則，不校勘，也不校改。最近開始出版的《再造善本》同時收錄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是影印古籍叢刊的創例，值得注意。今據《一期選目》看，如《漢書》有宋版四種、元版一種，《後漢書》有宋版六種、元版一種，令人驚嘆。每一種版本都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所以一種文獻各不相同的歷史面貌都需要如實地保存，這種科學、客觀的思想到此已經被推到極點。可是我們也不能不知道，《再造善本》是以珍貴版本的保存傳世為首要目的，所以對版本學、文獻學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資料價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沒有考慮閱讀的要求，所以沒經過校勘，整理工作一概不涉及內容，而且售價極高，不用說個人，連圖書館都要猶豫購買，只能作為專業研究者的研究參考資料。

我個人覺得像《再造善本》那種影印本好像是機器做出來的，感覺不到任何人的氣息。毛晉、錢曾、黃丕烈、顧千里、蕭穆、傅增湘、張元濟、董康那些人做過的影抄本、覆刻本、影印本都包含著他們對古籍文化的熱情。那些書上的每一個字，甚至每一個筆畫，都凝聚著他們細心的考慮和思念。想想看，現在的出版社以那麼快的速度影印出版大量的影印本，編輯也好、編委也好，有沒有人對內容進行過校勘？我懷疑在很多情況下，連通讀一遍的人也沒有。但是書畢竟是要閱讀的，不能像考古文物那樣只考慮科學、客觀地保存樣本。例如《漢書》這一部書的概念並不等同於五種不同的版本故紙堆，而是有內容的文本概念，所以宋版也是《漢書》，點校排印本也是《漢書》。面對這樣科學、客觀地保存歷史原貌的好幾種影印本，我們不能說古籍整理工作已經圓滿成功。連「《漢書》是什麼？」這樣最起碼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準備答案呢。真正的古籍整理工作，要在這些機械複製的影印本出完之後，才會開始。我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腦子去校勘、閱讀這些古籍。（2016 年補註：撰此稿在2004 年，當時《再造善本》是只有圖書館界專業圈內的人才有機會看到的寶貝，筆者只看到選目，遠遠地看函套而已。後來在圖書館摸過，自己也買過一些，知道有諸多編輯方面的失誤，值得借鑒，再後來看到電子版，知道他們提供參考的便利，有其積極意義。）

古籍研究的前景

古籍複製事業發展到現在，出現大量的機械複印善本書，校勘研究變成我們讀者的光榮任務。點校排印本的校勘整理也以客觀排比為主，閱讀研究留給我們讀者去做。那麼，我們該如何閱讀、如何校勘？

過去的經學家追求恢復理想的經書文本，可是王引之、顧千里已經知道這種追求近乎幻想，不能客觀。近代學者顧頡剛等要擺脫經學，探索上古史的真相。可是他們把目標放在上古史，急於知道上古的真實，所以進行辨偽論證時，往往忽視作為證據的文獻的歷史性。他們根據後世的文獻記載，加以邏輯推論，斷定另一種文獻記載為偽。傳世文獻既然可能是偽，那就先要對這些文獻進行充分的歷史研究，然後才可以對這些文獻的性質有較清楚的認識，進而有可能利用其中的記載來進行可靠的推論。顧頡剛的辨偽學方法也與段玉裁的「以賈還賈，以孔還孔」類似。他們都專註上古，忽視後世，不知道我們不能超越時間，要了解上古的真實，只能一個一個地研究歷代文獻，堆砌可靠的文獻材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能夠一下子跳上上古世界的只有聖人。

我個人認為我們今後對古籍的閱讀、校勘、研究，應該往獲得歷史、動態認識的方向發展。上古史可以研究，可是與其直接探索上古的真相，不如研究後來歷代學者對上古的看法來得有意思。就經學而言，不要再追求經書的原本及原義，而要探討歷代學者的文本及理解。周予同先生曾說，研究經學史是為了批判經學。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必要跟經學斗，但是更有必要研究經學史、學術史，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就是兩千年來歷代學者精神努力的總和，經書本身只起到媒介作用。為了繼承傳統文化，再進一步豐富我們自己的文化，不能不研究經學史、學術史。就古籍一般而言，不要一味地追求唯一正確的文本，而要探討文本的歷史變化以及與之有關的其他古籍文本之間的關係，就像《唐語林校證》做過的那樣。一部古籍流傳到現在都有它自己複雜的經歷，作者撰稿時間有時很長，也許曾經幾易其稿，流傳過程中經過很多人傳抄，有的經過後人重編、加註，錯訛變化隨時發生，也會有人進行校勘，每次編刊、覆刻都會產生某些變化，一部古籍的內涵包括了這種種複雜的歷史變化。作者可能抄襲、引用過前人的文章，而且引用時也有誤解、歪曲的可能性，也許他在暗地裡批評別人的觀點，有些觀點在當時是很新穎的創見，有些說法在當時已經陳腐，某些語言在當時可能有特殊的含義，後人也有引用他的文章的，引用時也會誤解、歪曲等等，這部古籍與當時的語言、其他的古籍都有各種各樣的關聯。語言有系統性特點，古籍世界也有系統性特點。單獨看一部古籍，不看其他有關古籍的話，不可能真正了解它的內涵。

無論對任何事情，人總會想像應該有一個真實和很多假象。可是古籍是歷史的產物，也是社會的產物。歷史、社會都是千變萬化、極其複雜的。若對這樣的問題，只承認一個真實，將其他現象排斥為假象的話，那將是多麼單薄貧乏的精神！但反過來如果說世界的存在、現象包括無可窮盡的變化，因而否定任何概括的認識的話，就等於放棄思維。所以我主張追求對古籍的歷史的、動態的認識，也希望更多人閱讀各種古籍，研究學術史、經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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