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當皇帝後，給後代留下一個祖訓，從此奠定了大宋幾百年繁榮

顯德七年的正月初一，風聞契丹和北漢聯兵南下，宰相范質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抵禦。

趙匡胤是個後周將軍，在率軍北上抗敵途中來到陳橋驛過夜，當晚，趙匡胤與兄弟們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一起床，就被幾個哥們按在床上套上了龍袍，大夥都跪地稱趙匡胤為「吾皇」，趙家就這樣「平白無故」地成了皇族。

當然，趙匡胤當晚是真喝高了還是裝的，那身黃袍是不是他提前訂做的，誰知道呢？有趣的是，歷史上許多開國皇帝都曾用過這個套路，每逢開創新朝，總會有主子站出來鼻涕一把淚一把地推辭：「朕何德何能，你們怎麼能這麼逼朕呢？」

連「朕」字都叫上了，哪有一丁點推辭的誠意？這段開局雖然狗血，但是，趙家的江山卻不簡單，許多朝代都難望其項背。

趙匡胤是個當兵的，按理說這人的骨子裡應該殺伐果決、重武輕文。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趙匡胤非但不是個好勇鬥狠之徒，反而，是個和平主義者，能和平解決的問題絕不動手。例如：有記載說，在趙匡胤剛登基後，就親自在太廟裡刻了一塊石碑，從下一代開始，每個繼承皇位的皇帝都得被一個不認字的太監領著觀摩石碑。

那麼，這個石碑上究竟刻著什麼？是趙匡胤治國的法寶嗎？直到汴京被金人攻陷後，石碑的內容才公諸於眾，上面赫然寫著三條「皇帝守則」：

一是不能對柴家的後人下殺手，畢竟，後周柴家曾是趙匡胤的主子，不能忘恩負義，就算有姓柴的謀反，也不能公開殺掉，只能在監獄裡賜其自盡；

二是刑不上大夫，尤其是那些敢於直諫的老實人；

三是趙家後人必須遵守前兩條守則，否則，必遭天譴。

宋·葉夢得的著作《避暑漫抄》中也曾記載道：「宋太祖於建隆三年（962）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時用銷金黃幔遮蔽，門鑰封閉甚嚴。太祖命令有關部門，唯太廟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時方可啟封，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 ...」

可見，這座石碑是真實存在的。

這「勒石三戒」不僅是開國皇帝給後人劃定的底限，還向趙匡胤的子孫灌輸一個道理，那就是——別折騰！以經濟建設為核心，本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準則，只要能和諧解決問題，絕不動用暴力手段。

可以說，後世在「別折騰」這一方針的貫徹下，大宋節約了數不清的軍費，為國家帶來幾百年的繁榮。北宋稅收最高的那一年，國庫的純收入為一億貫；而失去了一半國土的南宋，經濟絲毫不遜於相對完整的北宋，收入高的時候也能達到一億貫。

人人讚頌大唐盛世，可是，盛唐的國庫收入甚至不及「盛宋」的五分之一，就算趕上了荒年，宋朝的經濟收入也遠多於盛唐。後來的明朝年財政收入，甚至，比宋朝少一個零，而我們熟知的康乾盛世，其財政收入才勉勉強強達到北宋的一半。

所以說，宋朝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明顯優於其他封建王朝。

司馬光曾感慨人心不古，就連種地的農民都穿上了絲織的鞋子，太鋪張了！再看看《水滸》里因各種原因落草為寇的豪傑們，有在家鄉犯了案子逃難來的，有被朝廷壓迫來的，有無所事事湊熱鬧來的，但是，這其中就是沒一個因為窮得吃不飽飯來的！

那麼，宋朝百姓是怎樣過上這種「奢侈」生活的？

筆者認為，我們在肯定宋朝經濟的同時，也不能將宋朝的成績拔得太高。就事論事，當時宋朝之所以這麼有錢，靠的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歸根結底還是農民養活了大宋，比如：「占城稻」就是在這一時期被引進的，單憑這一項作物為國家增加的稅收就已不可數計。

雖說如此，我們也不能否定宋朝的「額外收入」，也就是海外貿易。

宋朝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基本是靠西北方的「絲路」來進行的，但是，在宋朝建立後沒多久，這條絲路就因為党項起義建立西夏而被廢棄了。宋朝皇帝個個儒雅隨和，又有趙匡胤早年定下的「別折騰」守則，所幸放棄西北絲路，轉向海外貿易。

在宋朝商人的不懈努力下，一條貫穿了廣州、臨安、明州等十幾個沿海城市的「海上絲路」出現了。中國的特產絲綢、茶葉、瓷器源源不斷地對外輸送，換來包括珊瑚、瑪瑙、珍珠、象牙等幾百種奢侈品。僅海關稅收來看，南宋時期每年能從市舶司收到兩百萬貫稅款。

雖然，與龐大的農業稅收相差甚遠，但是，這仍是一筆不小的「額外收入」。雖說西北絲路被棄置，但是，宋朝仍未放棄陸上外貿，既然西北不通，朝廷便轉向西南，與大理人進行貿易。雖說，帶來的收益無法與西北絲路相媲美，但終究是筆收入，聊勝於無。

由此可見，宋朝皇帝的目光十分長遠，所以，宋朝的日子當然過得比閉關鎖國那些王朝舒坦得多。可以說，「太祖誓碑」算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這是在人治獨裁製度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的、最開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參考資料：

【《勒石三戒》、《宋史》、《避暑漫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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