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一種制度，漢武帝將其發揚光大，真的害了中國人幾千年

對中國儒家文化有一點了解的人，應該都聽說過一種「親親相隱」的說法。這種說法從《論語·子路》中有一段比較形象的闡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子時代的儒家是血緣本位的，有悖於血緣之親和朋友之義的「告密」與儒家倫理觀念是衝突的，自然不被提倡。《春秋公羊傳·閔公元年》中說：「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榖梁傳·成公元年》中對這個原則做了更具體的闡釋：「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高，為親者諱疾。」

孔子

日後的漢帝國雖然並非真正的儒家政治，漢儒自然也不是孔子之儒，但是在文本法令層面，儒家的「親親相隱」原則也被寫入了法典。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年)，漢帝國頒布「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然而，儒家政治僅僅是中國兩千餘年專制主義政治的表象，而其內里的法家精神則並非如此。在儒家的視角看來，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存在的那種親情倫理，在法家的邏輯中是不存在的。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飾邪》中有一段對君臣關係的描述：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之者，以計合者也。

韓非子

在韓非子看來，君臣之間沒有什麼溫情倫理，有的只是類似於市場交易的精明算計。正如班固所說，法家「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既然已經剝去了倫理溫情面紗，那麼法家在現實政治實踐層面就會奉行一種鼓勵告密的政治操作。

早在商鞅變法時期，秦國就頒布了鼓勵告密的「告奸」之法，「令民為什五，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告奸」制度與「連坐」制度相結合，把秦國變成了一個人人監視、人人自危的「大集中營」。

商鞅變法

漢承秦制，這種制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是漢初的政治控制相較於秦代還是有某種程度的鬆動。真正用「告密」之法將帝國再度變成大監獄的則是漢武帝，為了滿足對外戰爭和窮奢極欲的財政支出需要，漢武帝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先後頒布了「算緡」和「告緡」法令：

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人田貨。

漢武帝的政策較之秦代，更為高明和毒辣。同是鼓勵告密，武帝不僅有嚴刑峻法製造恐怖，還有將事主財產「以其半畀之」的利誘。威逼利誘，雙管齊下，漢帝國的子民生活在一種極為可怕的恐怖政治中。漢武帝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中也獲得了「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的惡評。

漢武帝

漢武帝的「算緡」、「告緡」之令雖然行之不久，但是告密政治卻猶如基因一般在帝制中國的歷史中延續，甚至深深植入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畢竟告密是會有利益的。譬如，李唐武周之間，「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的武則天，為了鞏固絕對權力，就「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造成「生人屏息，莫能自固」的極權恐慌局面。

到了帝制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治高峰期——明清時期，告密政治更是呈現一種制度化的操作方式。明朝的廠衛特務政治，正式將告密推向了專業化和職業化，告密已經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而存在。據史載，朝野內外均以刺探臣民隱私為樂事，「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至於清代，例子依然不勝枚舉，文字獄與告密就是緊密相連，雍正皇帝開創的密折制度，更是將告密以一種更為隱秘的方式被嵌入專制權力的生產鏈條當中。

東廠閹賊

告密政治與儒家親情倫理似乎是衝突的，但是卻契合了皇權政治的精髓。在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以皇權以中心的政治權力是歷史舞台的中心，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社會運動的主角。帝王的權力是無限的，在時間上是永久的，在空間上是無邊的，六合之內，萬事萬物，都屬於皇權的支配對象。在皇權的絕對至高面前，親情倫理就會讓位。更何況，在具體的政治操作中，又會有一整套嚴刑峻法和威逼利誘的方式來鼓勵或逼迫告密。

儒表法里的帝制中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告密政治文化，深深植入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基因，綿延數千年，始終並未走遠。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