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偽史派」和「流浪大師」，標誌中國的學術需求已發生質變

當下中國思想和學術領域，有兩大熱點。一個是「西方偽史派」對西方歷史為假的聲明和考證，這個已經持續好幾年了。另一個則是最近幾天出現的「流浪大師」崇拜。「流浪」 「國學」的標籤讓一個流浪漢迅速成為當下第一網紅，而且僅僅是憑藉幾段十幾秒的短視頻。

「西方偽史派」的出現大約在2012年左右，以何新的《何新的希臘偽史考》一書的出版為標誌。何新認為，《亞里士多德全集》字數太多了，現代的中譯本足足十幾本，厚厚的一大摞，而以希臘當時的書寫技術條件，要實現記錄和流傳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當時還沒有紙和印刷術，都是抄寫在羊皮或莎草紙上。完成整套的書的抄寫需要很長時間，同時，所用的羊皮或莎草紙也會佔據很大的空間。依據此類的證據，何新認為，希臘哲學、以及希臘哲學時期的希臘歷史，只可能是後人偽造。

後來，英籍華人諸玄識等人，則聚焦在西歐的近現代史上，他們認為西歐近現代文明所出現的文明要素，都是直接來自中國，甚至認為，近現代的西方文明不過是中國的子文明。

其實，近現代西方文明的源頭在中國，這一觀念早在80年前就出現了。民國時期的學者朱謙之，在1940年左右就出版了《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非常詳細地列舉了西方文明可能受中國影響的證據。諸玄識等人的論調只是老話重談，當然補充了更多的證據。

「西方偽史派」所倡導的「西方偽史說」，屬於學術討論，但是，這一學術與當下中國的主流、主導學術迥然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對主流學術的反動、反抗。西方偽史說與主流學術之間已經分屬兩個不同的範式，西方偽史說是「新範式學術」，而主流學術則是「舊範式學術」。兩個範式之間，針鋒相對，勢如水火。

同時，「西方偽史派」都身處主流的、官方的學術體系之外，都是體制外的民間學者，也被體制內視作「民科」。

為什麼說「西方偽史說」與主流學術分屬兩個相互對立的範式，因為「西方偽史說」是以中國為主體、正統和本位，而主流學術則是以西方為主體、正統和本位。沒錯，中國主流的、官方的學術範式，是以西方為主體、正統和本位。

「流浪大師」和「西方偽史派」看似風馬牛，但其實質卻都屬於「學術新範式」的範疇。

「流浪大師」的走紅，依賴兩個標籤：流浪和國學。從事「垃圾分類」的流浪者沈巍峨先生，不僅被認為是一個學者，而且是大師級的學者，而他的研究內容則是「國學」。可以說，沈巍是因「國學」而貴，是「國學」讓他的人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而國學在主流的學術範式中是沒有地位的，是被否定和排斥的。事實上，國學之於主流學術，也是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範式。「國學」與「西方偽史派」同屬一個範式，都以中國為主體、正統和本位。

沈巍的走紅是因為國學的標籤和符號，並不在其國學水平本身。從目前的情況看，他的國學水平可能尚處於入門階段。顯然，網友對沈巍的期望，遠超沈巍的實際水平。事實上，對此沈巍自己也是很清楚和清醒的。他坦承，他的水平還稱不上真正的「有文化」，大師的頭銜讓他幾個晚上睡不著覺。這也是此人值得尊敬之處。

因此，「流浪大師」現象，說明當下中國人，對國學已經重新賦予了崇高的價值，對國學又重新出現強烈的需求。而國學的供給，則遠遠滯後、落後於暴漲的需求。

象「西方偽史派」一樣，「流浪大師」也是來自民間，而且是民間的最下層，流浪界。年輕的網友們寧願到流浪界去尋找國學大師，甚至去「虛構」一個大師，而不是到由主流學術界所佔據的「學術殿堂」中去尋找，這意味著，在內心深入，中國已經對主流學術感到厭倦，對屬於「舊範式」的學術已經感到厭倦。他們需要「新範式」的學術。這種與「舊範式」的主流學術截然對立的「新範式」學術，主流的「學術殿堂」絕不可能有，而只要到民間尋找。

「小丑在殿堂，大師在流浪」這句網紅語句，是對「流浪大師」現象的註腳，也是中國當下對「新範式」學術的饑渴，對舊範式學術厭倦的又一體現。

是國人對國學的陡增的需求和渴望，催生了「流浪大師」網紅現象的出現。同時，是國人對國史、國學本該擁有更高地位的需求和渴望，催生了「西方偽史說」、「西方偽史派」的出現，儘管這種需求相對要小眾一些。

在「流浪大師」現象中，重要的不是「流浪大師」本人的國學水平，而是國人對迸發的對國學的需求。同樣，在「西方偽史派」現象中，重要的不是「西方偽史派」的真實歷史水平，而是是國人所迸發的對國史更高地位需求和渴望。

事實上，「西方偽史派」的歷史水平，與「流浪大師」一樣，可能尚處於入門水準。他們將西方文明與中國歷史直接對應，說西方文明是中國文明的子文明，無疑是機械而錯誤的。因為，儘管西方文明的確受到了中國的影響，與中國文明之間關係密切，但是，在本質上，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之間還是截然對立的。而「西方偽史說」的觀點則在無意或有意地抹殺中西文明之間的根本對立。

甚至還有一些怪誕和荒唐的說法，譬如說什麼中國文明和世界起源於湖南。

因此，我此前有個說法，也是對「西方偽史派」的批評：是一種「曲線救國」的西化派。既然西方文明是中國文明的兒子，那麼中西實際上是一家的，西方文明也是中國文明，中國的西化也就不是西化了，而是「中化」了。這樣就為西化找到了歷史依據。

我們不僅要找到中西文明之間的聯繫和相同之處，還要找到中西文明之間的區別和相異之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融合中西，實現中西「大同」。「西方偽史派」不是在「求同存異」，而是「知同不知異」、「求同舍異」。

因此，「西方偽史派」和「流浪大師」，這兩大中國學術領域最前沿的現象，其重要意義並不在「流浪大師」本身，不在「西方偽史派」本身，而在由其所展示的中國對學術需求的變化。

這個兩個事件告訴我們，中國的學術需求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也預示著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學術時代。舊範式的主流學術已經被民眾所厭倦，對新範式學術的需求則因暴漲而顯得饑渴。舊範式的學術就是以西方為主體、正統和本位的學術，新範式的學術則是以中國為主體、正統和本位的學術。

新舊範式學術的替代過程，也將必然是一場充滿學術硝煙的學術革命。同時，新範式學術的出現，也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和崛起所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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