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出路的科學思考

如果底層的人們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當不滿的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社會震蕩，甚至引發革命。

被固化在底層的平民子弟

2008年，河南省固始縣招聘一批正科級幹部，12名鄉長都是當地官員和房地產老闆的子弟。2011年廬山管理局招聘，11個事業單位的職位考錄筆試中，有5個單位的第一名都是當地領導幹部的子女。2012年12月，招商銀行濟南分行的校園招聘受到了人們的普遍質疑，因為在官網上下載的面試名單中，赫然寫著某某行長的關係、某某銀監官員的親戚以及某某政府官員的朋友等等。

這類在招聘中「拼爹」的新聞可謂不勝枚舉。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在一些熱門職位上有一種代際傳遞的現象，也就是我們我們常說的官二代、富二代等現象。近年來，很多大學畢業生髮現，一定程度上，決定他們就業狀況的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會關係，找工作變成了比拼父輩財富和權勢的「拼爹」遊戲。

2010年3月，北京郵電大學一名2009級博士研究生自殺身亡，他留給母親的遺書中這樣說:「這個世界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所有的努力都會被既得利益集團踩在腳下，所有的奮鬥都面臨著舉步維艱……現在知識太沒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錢和權勢，有用的只是關係和背景……現在要憑正直的才華去出人頭地，太難太難了。」「知識改變命運」曾經是一句多麼響亮的口號，如今卻遭到社會現實的迎頭一擊。

今天的社會階層越來越被固化。高房價、就業難、貧富差距加大等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一些底層民眾經濟上貧困，「先天不足」使他們拼不過資本、拼不過權力、拼不過「關係」，他們勤勞卻不富有，他們有理想卻沒機會，他們被固化在社會底層，上升的通道幾乎被堵塞。另一封面，位於上層的利益既得者在權力和財產權上佔據著壟斷地位，他們千方百計地讓自己的後代承襲著權力和財富，讓自己的後代固化在社會上層。

美國也患上「流動硬化症」

階層固化不是中國社會獨有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痼疾，因為一個人的成就可能受個人的天賦才能、後天努力和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尤其是上一代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在下一代中再現。

在美國，「美國夢」曾是一個被眾多美國人普遍信仰的信念。世世代代的美國人都深信，只要經過努力不懈的奮鬥便能獲得更好的生活，而不需要依賴上一輩的庇蔭。而幅度巨大的上下階層流動，則是「美國夢」最為顯著的特徵。

時至今日，「美國夢」正在破碎。美國下層的普通人越來越難以參與到上層政治社會，收入的不平等也愈演愈烈。1980年以後，窮人更窮，中產停滯，上層則越來越富。而且，像中國一樣，美國的官二代、富二代現象也越來越多。比如，20世紀初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其家族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極大影響力的財富家族，20世紀90年代的布希總統，他的兒子小布希後來又當上了總統，他的另一個兒子則是州長，這是一個顯赫一時的政治世家。

與此相對應，統計資料顯示，在父母處於收入最底層的美國下一代中，只有12%的人口從社會的底層(收入最低的20%)上升到最上層(收入最高的的5%)。美國社會已經患上了越來越嚴重的縱向流動硬化症。

而且貧窮者孩子與富裕者孩子受教育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造成了「越窮越笨，越笨越窮」的惡性循環。這種笨不是天生的，而是不平等的社會教育體系後天造成的，全美最好的146所學校中有四分之三的學生來自美國最富裕的四分之一的家庭，而只有3%來自最貧窮的四分之一家庭，而名校畢業證往往與最好的工作聯繫在一起。

強調個人奮鬥的美國如此，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流動性就更差了。在發展中國家裙帶資本主義盛行，權貴階層通過權勢和關係網尋租致富，在成為既得利益者後阻礙改革，以固化階層利益，讓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在人類社會裡，由於社會成員個體能力的差異，總會出現不同的階層，這就是「社會分層」。例如中國古代就有士、農、工、商之分；古希臘羅馬等也有貴族與平民、自由人與奴隸之分；即使最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也不例外，戰士、巫師就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從本質上來說，社會分層是社會不平等的表現。而社會不平等又對社會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財富絕對平均，意味著沒有文明的進步，既沒有古代文明，也沒有現代文明，如兵馬俑、故宮、長城、工業、鐵路、摩天大樓、宇宙飛船等，這些都需要巨額的財富集中才能完成。財富絕對平均也失去了激勵，使人們缺乏努力向上的精神和創造的熱情，這樣的社會將是一個死氣沉沉的社會。

正是由於有了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形成了一種社會所必須的競爭機制，激勵著人們去奮鬥，去競爭，爭取向上流動動，取得較好的社會地位，從而導致社會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動力機制，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如果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憑藉能力創造了更多的社會財富，流動到了上層，這樣的階層流動是正向的，比如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寒門子弟可以通過追求文憑和知識來改變命運，考不上大學也可以通過當個體戶、搞承包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一個流動性強、充滿活力的社會。反之，如果平民子弟無論怎麼努力，都難以進入上層社會，這就是階層固化。比如歐洲的古代的貴族都是世襲的，平民子弟除非戰爭時期有軍功，否則幾乎不可能成為貴族，這樣的社會階層必然是固化的。

社會階層長期固化將會帶來兩大惡果：一是整個社會流動陷入僵化，長久下去這個社會將失去生機和活力甚至出現斷裂；二是當富裕被壟斷，貧困被世襲，社會情緒的對立與仇視就難以調和，社會的穩定便難以維持。

階層固化引發動蕩

在古代中國，農民起義頻繁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專制王朝的社會結構是固化的。由於權力世襲，下層精英進入上層的途徑被阻塞，越來越多的平民精英找不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矛盾就這樣被積累。到了王朝末期，社會階層進一步板結，階層之間的對立日益尖銳，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那些極端貧窮、饑寒交迫的農民就會揭竿而起，一些被固化在底層的平民精英趁勢站上潮頭，叱吒風雲，帶領農民推翻王朝。古代的很多農民起義領袖（包括頭領、軍師等等）都是因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才造反的。

我們以明朝為例，來看看一個近三百年的王朝是如何被固化的階層所毀滅的。

明朝在開國之初，規定每個農民都要有自己的土地，並且規定土地永遠歸農民所有，不準買賣。但到了明朝中期，官僚地主搜刮農民土地現象就已經非常普遍了，多數農民失去土地，社會階層出現兩極分化。到明朝末期，情況愈演愈烈，上海松江縣的退休宰相徐階就是其中一例，根據歷史資料記載，徐階當時有45萬畝土地，家裡的傭人奴僕有2000多人。海瑞就因抑制徐階而慨然罷官歸里。

明末崇禎二年，皇帝下了一道聖旨：由於國家財力吃緊，本著開源節流的原則，自即日起裁撤全國80%以上的驛站。在明代，驛卒是個底層職業，吃苦受累不說，那些過往的官老爺們稍不如意，就拿驛卒出氣。但不管怎樣，這份工作還是足夠養家糊口的，驛站被撤，一大批驛卒在一夜之間失業。

在這批驛卒裁員名單中，有一個人叫李自成，他失去了收入來源，而家裡也早已沒了田畝。走投無路的李自成被逼上了華山一條道——造反，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為什麼一次裁員，竟引發了如此重大的歷史震蕩？階層固化愈演愈烈、底層小人物找不到出路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不止中國，其他國家的階層固化也同樣給社會帶來永久的傷害。印度的種姓制度也是一種典型的階層固化，至今已有三千年的歷史。由於嚴格的等級制度，整個印度社會充滿著不和諧因素，雖然印度是民主國家，但恐怖、騷亂與宗教衝突一直不斷。特別是面對外敵入侵的時候，高高在上的第一種姓婆羅門由於養尊處優，沒有任何抵抗力，而廣大的第三種姓吠舍、第四種姓首陀羅對侵略漠不關心，基本上就是束手就擒，只有第二種姓剎帝利抵抗，所以在歷史上印度是一個容易被侵略的國家。古代就有波斯人、馬其頓人、匈奴人、阿拉伯人入侵過他們，近代更有英國在印度殖民了近一個世紀。

今天，印度雖然在憲法上已經取消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但種姓制度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和深厚的傳統，仍然困擾著印度社會。

建立紡錘形社會

為了打破階層固化，就必須使階層之間流動起來，整個社會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程序，確保每個公民在競爭中，都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例如在職位招聘時，必須要有公開透明的程序，沒有人可以靠走後門拉關係取得任何優勢和特權。否則，無數付出過努力且有真才實學的平民就會因為上升通道而心生怨恨。更可怕的是，當資源和權力都需要用不正當手段獲得時，整個社會的道德資源將慢慢被淘空。

但階層流動是否就一定能保證社會穩定呢？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階層固化、促進了階層流動。平民子弟只要勤於學習，科舉考試得中，完全可以平步青雲，在官僚體制中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官員的子孫如果要獲得父輩的地位和名望，亦需通過個人的努力。按說這種相對公平的社會流動體制能夠使社會穩定，但為什麼仍然避免不了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和社會動蕩呢？

因為科舉考試錄取率極低，科舉制度所創造的上升通道過於窄小，所導致的階層流動相當有限；而且，封建專制社會兩極分化，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的差距太大，又沒有中間階層，底層平民除了科舉，再也沒有其他出頭的道路，使得底層的動蕩因素隨著矛盾的積累在增加，最終在某個時刻一發而不可收拾——起義發生了。

每一次農民起義都使社會結構得以重新調整，但新王朝穩固一段時間之後，體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難也便再一次進入循環。

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封建社會是個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塔尖上的少數權貴擁有巨大的社會資源，塔底數量巨大的窮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少得可憐，這樣的兩極分化容易引起社會動蕩不安，甚至革命。

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引導上下兩個階層向中間流動，使高收入、低收入者較少，中等收入者佔大多數的社會，形成一個兩頭尖中間大的紡錘形（或橄欖形）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才是穩定的。

那麼，怎樣引導階層向中間流動呢？首先我們要建立一個全國統一性的社會保障制度。現在由於城鄉二元化，農村的社會保障與城市的社會保障還有重大差異，這直接造成了國家的兩個不平等的階層，無法為階層向中間流動提供一個保障。只有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才能促進階層向中間流動。其次我們要改革我們的收入分配製度。現在我們的收入分配製度不合理，同樣的工作崗位，國有單位由於壟斷而使職工拿著高薪，而民營單位的職工又苦又累，工資卻非常低，僅能維持生存。所以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也是階層向中間流動的重要保障。

改革充滿風險

當今中國，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後，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出路只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

改革本身卻充滿不可測的風險。一方面，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願意改革，不願意犧牲一些利益；另一方面，改革雖然滿足了底層社會的一些需求，但是卻讓人們看到了更多的不公平。當人們的生活日漸一日地改善，當人們的財富不斷地在積聚，人們的怨氣卻越來越大；當網路言論越來越活躍，人們卻越來越覺得自己的話語權受限制了；當法律體系一步步建立起來，人們卻覺得國家離法治社會越來越遠了。

這就是19世紀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發現——不公平的感覺比不公平的現實更加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改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革命的風險。

托克維爾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時發現，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已經實施了廣泛的改革，法國的底層農民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受到的壓迫是最輕的。法國的近鄰德國，在那個時期農民等同於農奴，農奴的地位終身無法改變，大部分時間要為領主服勞役，能否結婚還要看領主的喜好。可是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早就不存在了，農奴制早已經絕跡，農民不僅不是奴隸，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農民擁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幾乎是全歐洲最高的。然而，「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當封建壓迫的某些部分在法國已經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希望進行更多的改革，當統治者無法滿足他們日益增加的願望時，革命就發生了。

在中國，100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清末新政已經開始的情況下發生的。新政的改革，使固化的社會階層開始鬆動，社會也很快繁榮起來，現代化的馬路、電報大樓、路燈等等再各大城市興建起來，而且，在新興的報紙的監督之下，吏治也在好轉，官員貪腐減少，民眾的負擔減輕。

但是，那時人們的胃口已經被吊了起來，需求愈來愈多。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消解，反而更加激化，破壞了原有的社會政治結構，因而引發了革命。清王朝在改革中葬送了自己，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的新軍士兵，本身就是改革的產物。

這些都是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當前中國，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對官員的腐敗、特權更難以容忍，對影響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為更勇於據理抗爭。這些都在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治理模式。如何在漸進改革中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避免使改革變成無法收拾的社會動蕩，正在考驗著全體中國人的智慧。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