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獨恥事干謁」析誤
文/邵孔發
杜甫在其代表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中寫道：「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注家大多把後句譯作：杜甫「以從事鑽營為可恥」，或「把從事干謁之流所為看成可恥的行為」，多數人按此解釋稱讚杜甫不拘於時，剛正不阿，貧賤不移。而郭沫若先生在《李白與杜甫》中，據杜甫困守長安時期史實，對杜甫略有微詞，似乎杜甫言行不一，有吃魚撇腥之嫌。也有知史實而「為賢者諱」的，「用一『獨』字便見得從事干謁之流，天下皆是。杜甫曾多次向權貴們投詩，究與干謁不盡相同。」（蕭滌非《杜甫詩選注》）
詩句到底應該怎樣理解，首先我們回顧一下歷史。高適《行路難》：「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據《開元天寶遺事》說：「進士楊光遠，性多矯飾，不識忌諱，游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也。』」足見當時干謁成風，此舉為人所不齒。
杜甫24歲赴東都洛陽參加進士考試，不第。其後過了一段「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生活，為了尋求政治出路，從35歲起，旅居長安近10年。
來到長安的第二年，唐玄宗下詔：要有一藝之長的都去應試。杜甫參加了考試，誰知李林甫從中把持，所有參加考試的人無一錄取，他反而在皇帝面前表賀「野無遺賢」。科舉考試再次失敗。40歲那一年，唐玄宗舉行祭祀大典，杜甫呈獻了三大禮賦，受到唐玄宗的讚賞，叫他待制集賢院考試錄用。誰知李林甫又從中作梗，考試後便永無消息。杜甫長期困居，生活日艱，為謀取出路，無奈幾次三番向達官上詩，請求引薦，大呼「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直接向玄宗訴說「臣本杜陵布衣，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要求將他「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進封西嶽賦表》）不果。
他以詩自況說：「飢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以至於不得不過著「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屈辱生活。直到44歲，才被任命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官定」之後，回家探親，寫下了《赴奉先詠懷》一詩，對長安10年的痛苦生活作了總結。
再看「恥」字的含義。歧義、誤解源於「恥」字。《正字通》認為，「恥」乃「恥」的俗字。《說文》：「恥：辱也。」《六書統》：「恥：耳聞過而心愧也。」《六書總要》：「恥：從心從耳，會意。取聞過自愧之義。凡人心慚，則耳熱面赤，是其驗也。」例如：《書·說命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孟子·盡心上》：「人不可以無恥。」緣此，杜詩句中的「恥」應譯作「羞愧、慚愧」而非「可恥」。詩人在句中用一「獨」字，似非言「世人皆濁我獨清」，而是事後回首10年生涯，感到唯一遺憾愧疚的是「事干謁」一事。
曲解詩人原意，褒揚則無說服力，貶抑也不能令人首肯，不承認杜甫「事干謁」的「誤身」生活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問題是要澄清詩人「事干謁」的目的和對自己行為的態度。
首先，詩人同一般「干謁走其門」者目的不同。杜甫是杜甫，而非「螻蟻輩」。儘管在《進雕賦表》中，詩人曾頗為得意地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墮故業矣。」然而「干謁」卻不是「但自求其穴」，僅僅為了謀得一官半職以光耀門庭，「以饑寒之身而懷濟世之心，處窮迫之境而無厭世之想，這是杜甫有別於其他許多中國詩人的地方」。（《中國文學史》）「此志常覬豁」「物性固難奪」，詩人的目的在於實現其儒家的社會政治理想和抱負，「竊比稷與契」，「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為一己之私利同服務於社會是截然有別的。
其次，詩人當時如果堅持自己的人格理想，便很難在那種世風及社會背景下作出清醒的籌劃或者隨波逐流的選擇，這已經造成詩人當事時的思想衝突與精神苦悶。事後尚能「悟生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詩選》：「誤，一作悟。」）對己「事干謁」自慚自責——儘管動機是高尚的，更見出詩人的沉鬱，勇於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的精神。詩人「窮年憂黎元」的詠懷，以「仁者宜戰慄」之心情，揭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的社會罪惡，明鑒其「獨恥事干謁」「雖同流而不合污」的立身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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