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病入膏肓，嘉慶為何懼怕改革？

不受約束的巨大權力，表面是福，其實是禍。讀懂了中國皇帝的問題，也就讀懂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問題。皇帝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人，因為他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可皇帝又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人，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邊界。對古代的中國人來說，真可謂，「男的都想當皇帝，女的都想嫁皇帝」。一般史書寫皇帝多描寫其行為與經歷，作者張宏傑則著重心理層面，《坐天下很累》用寫故事的方式，分析包括王莽、楊廣、崇禎、光緒等八位皇帝，在不同時勢中產生了不同性格和作為。他們既影響歷史結果，歷史也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反思歷史，關照當下。

做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摺中的幾處小小措詞錯誤入手，抓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疆。

做為一個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接班人，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對偉大帝王來說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事實上，在父親屍骨未寒之際誅了和玪，對他來講，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所採取的非常措施。實行一些有悖於父親方針的「新政」，也是危機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撐他心理能量的，是在漫長的儲位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焦慮感和危機感。待白蓮教危機一過，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復發了。

承擔不起不孝罪名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清楚這具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已經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歷史責任。

嘉慶帝熟讀經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對他來說簡直是要求一隻羚羊向獅子進攻，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

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敢於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清代歷代皇帝施政原則的第一條都是「敬天法祖」，他們用人行政，總是上天皇考不離口，動輒引據「成憲」。連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詡「惟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在「新政」後期，嘉慶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就是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皇帝萬萬承擔不起的。他宣布，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塗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當「新政」推行到末尾，嘉慶的一系列政策已經被證明對扭轉大清王朝的現狀無太大作用，於是，他開始不斷地自我懷疑，尤其「洪亮吉事件」讓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時期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奏摺。在奏摺的開頭，洪亮吉就語出驚人：大清王朝現在出現的問題，根源在乾隆時期。今天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洪亮吉描述當今的社會現實是，國家「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此時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員，貪者十居其九。」與朝廷宣傳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絕大多數官員現在都是壞的或者比較壞的。腐敗之癌已經到了晚期，癌細胞擴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亂，指日可待。

洪亮吉倡亂世用重典

洪亮吉說，皇帝的「新政」，手段過於「仁柔」，懲貪表面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楣蛋。由於監督體系實際上已經失靈，國法對於貪官們已經沒有什麼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守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需用重典，在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洪亮吉主張，現有行政官員大部分都要淘汰，應大批起用新人進入官場，這樣大清才有希望。

這封奏摺讓皇帝十分震撼。內心深處，覺得洪亮吉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可是，皇帝堅決不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

在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在確實是面臨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暫時的、可以克服的。即使從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統治成績仍然是及格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溫飽的，否則就解釋不了為什麼大清王朝能夠平定白蓮教，為什麼經歷了戰爭，人口仍然創了歷史紀錄。洪亮吉這個奏摺的最大錯誤，是宣稱大清朝廷的官員十有其九都是貪官，是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以致所有祖制舊法都要推翻，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徹底地否定嘉慶，也徹底地否定父皇乾隆，甚至還變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錯誤同時也極其危險的思想。如果說大清天下已經一團漆黑，那豈不是說明大清如大明一樣應該被人推翻了？因此，這封奏摺表面上慷慨激昂，正義凜然，實際上是一個極為危險的信號。它的出現，說明在大清社會出現了一股試圖徹底否定大清歷代統治成績，進而否定愛新覺羅家族統治合法性的異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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